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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子弹的新闻记者——田方(图)

来源:浙江在线-海宁日报
2011年05月28日00:20
不怕子弹的新闻记者——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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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到延安,从学徒到记者

  1918年,田方出生于海宁周王庙镇,三岁时父亲去世,十一岁时母亲去世,只剩下田方姐弟二人。在亲友的资助下,田方勉强念完了小学和初一,13岁时他就被迫辍学,并开始在小学兼职代课教师,后来又到了上海南京路的老九和绸缎局当学徒。

  正是在上海当学徒的这段时间,田方阅读了由夏衍、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抗战》等进步报刊,接受了爱国主义的先进思想,这为他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思想上的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接着上海爆发淞沪抗战。上海沦陷后,田方继续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并参加了“上海市流亡青年战地工作队”,这支工作队由12名青年组成,他们都想离开沦陷区到内地参加抗日活动。1939年4月,他们搭船悄悄离开上海,前往香港。而后几经辗转,来到了桂林(其中有三名青年感到这种生活太艰苦,途中返回上海)。

  当时的桂林集中着全国著名的进步文化人,这支由流亡青年组成的队伍立即引起了进步报刊的关注,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报道,《国际新闻社》社长范长江对他们进行了慰问。之后,田方等几位上海青年参加到国际新闻社,在范长江的领导下开始新闻工作,从事资料员、实习编辑等工作。

  田方先在国际新闻社重庆办事处工作,由于国际新闻社受共产党领导,国民党十分妒恨,工作人员经常被盯梢跟踪,甚至抄身搜查。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到4、5月间,桂林和重庆两家国新社办事处被迫关闭。

  范长江从桂林写信给田方,让他找进步人士沈钧儒,参加抗日组织“朝鲜义勇队”,跟随他们离开重庆去洛阳。

  在洛阳,田方的任务是从收音机上收集延安新华通讯社的广播,编写成新闻后在墙报上发表。由于延安急需新闻记者,于是田方被调往延安工作。

  从洛阳到延安一路十分困难,田方等7人搭乘陇海路火车到西安办事处,经过潼关时,遭到日寇炮火袭击,到达西安时,国民党宪兵扣留了他们检查盘问。经过千难万险才来到延安。

  事后田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从窒息的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出来,经过艰难曲折的行程,如今聚集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的草地上,耳听潺潺延水,仰望高高蓝天,呼吸着自由的新鲜空气,陶醉在幸福舒畅而愉悦的蓝天下。

  记录延安的战火与辉煌

  从1942年8月起,田方一直在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等工作。田方这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在这片革命圣地上接受党的教育。

  1943年四、五月间,他去绥德县郝家桥调查。在一次由习仲勋主持的郝家桥群众调查座谈会上,发现了劳动英雄刘玉厚这个典型。田方对刘玉厚和郝家桥的模范事迹进行了连续报道,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劳动人民的旗帜记警区模范党员劳动英雄刘玉厚》、《刘玉厚的光辉》等通讯。刘玉厚的名字很快在郝家桥、绥德县、全专区,以致整个陕甘宁边区传开了。这些报道,对推动当时的大生产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田方在延安《解放日报》当记者期间所写的通讯报道,署名的共37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和军事等多方面。田方曾经在日后回忆:“现在重读这些文章,拿当时贫瘠落后的陕北农村和当前的改革开放与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相比,真有天壤之别,隔世之感。然而,我们的路线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有了昨天,才有今天。”这番感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后来,田方受党的委派,来到以习仲勋为政委的西北野战集团军任随军记者。田方在采访过程中,敢于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第一线,把他亲眼看到的真实情况、获取的第一手材料及时地报道出去。1948年4月,入侵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在我军不断打击下,从延安撤出逃回西安。田方根据前方战报,负责编发了光复延安的捷报。

  这些生动的战地报道发回后方,大大鼓舞了广大军民抗击敌人的必胜信心。他也被誉为“不怕子弹的新闻记者”。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的需要,1950年1月,田方由新华社西北分社编辑室主任,调任西北新闻局新闻处处长兼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1952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秘书。后习仲勋同志先后调任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田方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并兼国务院秘书厅厅党委委员。1961年8月调任中共宝鸡地委副书记。1978年8月调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科研,编辑《中国计划管理问题》月刊。

  田方在离休前从事了五年经济研究工作,由于他的好学钻研,写出了许多经济方面的论文,并发表在报刊上。

  妻子说,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

  “……去延安是当时抗日的需要,也是田方的向往。”日前,记者连线远在北京的田方夫人延玉珍,她这样回忆自己的丈夫。

  和丈夫生活的56年里,让延玉珍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丈夫田方的勤奋。“他一直是个勤奋的人,他的人生一半是在做记者,另外一半是在搞经济,但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停止学习和写作。”延玉珍告诉记者。

  第一次见到田方时,延玉珍还是一名师范学校的学生,“具体情景已经很模糊了,虽然没有语言交流,但我很清楚地记得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激情。”她说,第二次见到田方,是她在延安大学新闻班学习的时候。当时的田方是清凉山《解放时报》的一名记者,作为前辈,他偶尔会给延大新闻班的学生讲课,“他的讲课思路很清晰,准备的内容也十分充分,后来我们跟着他进行实地的新闻采写实践,他总会在一些细节的地方提醒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1950年,延玉珍嫁给了田方。此后的岁月里田方一直根据党的需要,不断调动工作,直到1978年8月调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科研,编辑《中国计划管理问题》月刊,才在北京安定了下来。

  延玉珍告诉记者,田方有一种特别执著的拼搏精神,直到晚年,书报仍是他每天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购买了大量的书籍报刊不断充实自己,翻开他看过的书,总能看到很多田方留下的符号。“从搞新闻到搞经济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跨越,田方对没有搞过的工作,不懂的问题,就下工夫学习钻研,一直到搞清楚为止,并把它写出来,发表出去,在他面前,困难就是动力。”

  因为忙于工作,田方对于子女的教育时间比较少,“尽管平时的教育机会不多,但他对孩子们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延玉珍说,有这么一件小事让她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78年的冬天,田方的两个儿子因考入北京的一所外语大学而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北京的冬天很冷,儿子就希望他们的父亲能给他们10块钱买一双手套。”延玉珍说,拿出10块钱对于当时的田方来说并不难,但让人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同意儿子的请求,反而严厉地训斥了自己的儿子。“在田方看来,奢侈的念头是万万不能有,孩子们因此受他这观点影响很深,至今都保持着一种简单、朴实的生活状态。”她说。
(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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