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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杜月笙(图)

2011年09月01日17:55
来源:北方新闻网-北方周末报
一代黑帮大佬如何做慈善
一代黑帮大佬如何做慈善

  1947年,杜月笙亲自审定自己的履历表,“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可见对其之看重

  韧雾

  今年6月爆发的“郭美美事件”至今余波未散,中国红十字会也因之遭遇史上最严峻的公信力危机。自1904年在上海创立,中国红十字会已走过百年历史,在历任正副会长中有一个名字十分醒目,那就是解放前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杜月笙。心狠手辣的黑帮大佬竟然是扶贫济困的慈善天王,“教父”杜月笙总是颠覆后人的印象。

  “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杜月笙”

  杜月笙的慈善生涯始于1922年浙江的特大水灾。在当时举行的募捐游艺大会上,意外地高中头奖,他当场捐出了300元大洋赈济灾民,在上海一时名声大震。如果说这次捐赠可能只是顺水推舟的人情,那么自从1927年进入工商界后,杜月笙便开始积极参与各方的赈灾工作。他曾倡议将喜丧仪礼移作赈款,有一次还主动把打算送给黄金荣64岁寿仪的50288元移作赈款,并组织发起各种形式的游艺演剧助赈。

  1932年“一·二八”抗战,蔡廷锴血战淞沪。杜月笙和著名报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等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任副会长,办公地点就设在杜月笙开设的赌场里。他在学生界和文艺界组织起战地服务团,又在工商界带头募捐,并亲自在战火中驱车到十九路军军部,送去大量罐头食品和生活用品。蔡廷锴曾动情地说:“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争期间共募集了93万元捐款,不仅为前线军队提供了大量物资,还开办了 65个收容所,收容了3万多难民。据当时《申报》报道,“该会救济组所开办的7处临时医药所中,其中有4所为杜月笙出资兴建;为救济崇明难民,杜月笙又捐资1000元,占总捐款额的四分之一。”

  杜月笙为何醉心慈善?刨去人所共有的爱国热情,不乏改善形象、政治投资的个人私心,还与其成长经历分不开。出身贫苦的杜月笙4岁丧母、6岁丧父,在多年的混江湖中养成任侠尚义的性格。上海滩曾流传过一个说法,“上海三大亨”中“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在旧上海几个黑帮大佬中,杜月笙是最慷慨的一个,他有句名言:“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

  为抗日募捐,不惜与蒋介石闹翻

  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中,杜月笙与其带领的帮会为蒋介石充当打手、急先锋,在夺取政权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矛盾,杜月笙晚年就曾忿忿然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同样,在慈善问题上,他们也存在过龃龉冲突。淞沪抗战时,杜月笙与史量才领导上海的救护捐济活动,但当时蒋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十九路军抗战每每掣肘,因而对史、杜领导的捐款接济,其实是不满意的。杜月笙曾亲自陪史量才去见蒋介石,以求消除矛盾,但分手时仍不欢而散。蒋介石对史说:“我有几百万军队,惹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针锋相对回答:“我的《申报》(史当时是社长)有几十万读者,我也不能得罪他们 (指宣传抗日救国)。”这引起了蒋的杀机, 1934年11月13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史量才被军统特务组织暗杀。当月22日,杜月笙就被补推接替他的岗位,成为第八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在仅有的两名副会长中位列第一,一当就是15年。时任会长为王正廷,蒋介石任名誉会长。

  黑帮头子当上红十字会副会长,放眼全球大概也算是绝无仅有了。在此之前他已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因为上海每次赈灾募款均由杜月笙领衔,在所有的社会名流中,杜月笙捐款赈济也是最多的。每月杜月笙都要个人散发“济贫月折”,贫民每逢农历初一、十五两日,均可凭折领取救济金。

  募捐贡献大,被蒋介石赞“乐善好施”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身为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杜月笙把慈善重心转向了战时救护,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多支救护队;创立24所临时救护医院,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16所公、私医院收容受伤军民。据资料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医疗机构,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他坚持在上海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才秘密撤退。此外,他还应潘汉年的要求,从国外进口了1000套防毒面具,专门送给八路军使用。

  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也乘飞机赶到汉口部署救护工作。他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的医疗队后来发展到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 3000人。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统计达260万人。杜月笙在其中起到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自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还曾动员旗下帮会组织捐助抗战。

  除捐款外,杜月笙也直接创办了一些慈善公益机构,如医院、学校。1931年,杜月笙和金廷荪各捐资10000余元在浙江创办了宁波市时疫医院、仁济医院。1933年5月,他又与虞洽卿等人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当时如有重症病人留院医治,一概免费,并免费为百姓注射防疫针。除了在家乡浦东办学,1931年7月,杜月笙又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私立正始中学,自任董事长,常年赞助学校经费,直到1935年学校完成最后一次招生。数额较大的是1933年6月他一次就捐给学校20000大洋。

  1935年,国民政府统计杜月笙等人历次灾赈,“或自捐款在5万元以上,或奔走劝募在20万元以上”,下令颁给杜月笙等人“三等采玉章”这种荣誉勋章常颁给对国民政府有突出贡献的人士。蒋介石、汪精卫都曾亲笔题词称颂他,蒋的题词是“乐善好施”,汪的题词是“仁民爱物”。

  挣钱无数,去世时只留给家人10万美元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救济区的事务。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办公室设在自家寓所,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出房间,便于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接收并转运往汉口、重庆。

  1941年,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协办前方救护和后方的空袭救护、医疗。1942年,杜月笙在当地筹建了重庆医院,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普遍赞扬。抗战胜利后,他重返上海,协助恢复和巩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为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截至1949年,杜月笙一共担任了 15年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他的职务之多在古今中外的名人中也属罕见。有人统计过,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职务约计32家,其它挂名的各行业机构也达到95家,还有一些无法悉数。 1947年,杜月笙亲自审定自己的履历表,“职务”一栏上共开列了38个头衔,第三个便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可见对其之看重。

  新中国成立前夕,杜月笙并未追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选择远离政治漩涡,携全家避居香港。不过他的产业大部分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是出售一处房产所得的30万美元,供应着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渐渐力不从心。中共上海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曾请杜月笙之子杜约翰说服其父归来。杜因内地镇反,心有余悸,他回复:“我身体有病,不能回上海,但一定不再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他还要其子向上海青帮门徒传达“旨意”,服从人民政府,不得生非滋事。

  1952年,杜月笙弥留前把多年来别人写给他的各种欠条付之一炬,告诫后人不得追讨余债,他对妻子说:“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由于台湾当局阻挠,其遗愿终未实现,而是被移葬台北。杜月笙一生挣钱无数,捐款无数,去世时只留给家人10万美元的现金。

  杜月笙 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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