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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元老郑烈与曹禺的翁婿之交

2011年10月17日16:11
来源:新民周刊
  在沉默了30多年之后,曹禺第一次向外国朋友谈起了他与岳丈郑烈的交往,流露出真挚的缅怀之情。

  撰稿/曹树钧

  郑烈,辛亥革命元老,我国杰出戏剧家曹禺第一位夫人郑秀的父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曹禺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他与郑烈的交往,讳莫如深。从1948年至1988年,曹禺与郑烈的音讯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上世纪80年代,笔者在从事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创作和第一部关于曹禺的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的拍摄过程中,多次访问郑秀,并采访了解这段历史的郑秀的表妹沈澧莉、表弟沈祖戡,才重新打开了郑秀多年讳言的记忆,今年欣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特将尘封已久的这段史实公之于众,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驱鞑虏黄花岗九死一生

  郑烈的女儿郑秀原系清华大学法律系学生。年轻的女大学生郑秀,身材苗条、面容清秀,一副大家闺女的仪表,是清华园的“校花”,追求她的男生不胜枚举。比她高两届的曹禺,是清华外国文学系的学生。他久仰郑秀的芳名。一次初见,便与她有一种亲近感,狂热地追求她。

  起先,郑秀看不上曹禺,觉得他个子太矮,又是一个文科生(郑秀希望自己找一个理工科大学生,不要两个人都学文)。

  一次,曹禺与郑秀在风景如画的清华园散步。走着走着,忽然左臂夹着的一叠书散落在地上。曹禺忙蹲下去捡书。慌乱中,一副眼镜又掉在地上。郑秀见他的窘状,禁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忙帮他将眼镜捡起来。这时,她忽然发现曹禺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现出异样的光彩,蕴含着深邃的智慧之光,似乎有一种摄人魂魄的美。郑秀凝神注视着曹禺,曹禺也深情地看着她。

  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原先两人散步,是曹禺一人谈的多,郑秀很少插话。自从“捡书”事件之后,似乎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她的芳心。郑秀开始主动谈她的家庭,她的经历,尤其喜欢谈宠爱她的爸爸郑烈。于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辛亥元老的形象,在曹禺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起来……

  在散步过程中,郑秀滔滔不绝向曹禺谈起她父亲郑烈的往事。“我的父亲郑烈,字晓云,福州人。他和辛亥先烈方声洞是至交,还是亲戚。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在孙中山先生主持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宣统三年(1911年)父亲与方声洞一起,在同盟会最高军事指挥员黄兴策划下参加广州起义。

  “起义缺乏武器,方声洞、郑晓云等商议,事先买了一口大的楠木棺材,将武器放在空棺内。进广州城门时,清官喝令开棺检查。方声洞急中生智,谎称开棺钥匙忘带在身边,同时又给清官塞了一些好处费,这才将棺木运进城里。不料起义时,寡不敌众,方声洞、林觉民等许多人在战斗中牺牲,方声洞身中数枪。也有的人受伤被俘惨遭杀害。广州起义共死难烈士86人,事后收拾烈士遗骸72具,合葬在广州城郊黄花岗,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听父亲说,在这次起义中,他幸免于难。他和辛亥元老胡汉民一起从死尸堆里爬了出来。胡汉民抱了一把胡琴化装成京剧琴师,父亲化装成邮差,才逃出封锁线,捡回了一条性命。

  “方声洞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广州起义前一夜就写好两封遗书,一封给父母,一封给妻子王颖。在给妻子王颖的遗书中,方声洞写道:"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并叮嘱妻子他死后要"教旭儿长大一定要爱国。"

  “旭儿指的是方贤旭,他生于1910年,和你同年。二姨罹难时,他刚满周岁……”

  听着郑秀满含深情的描述,曹禺对尚未谋面的未来岳丈及满门忠烈的方氏一家充满了崇敬之情。

  撰史剧《精忠柏》翁婿畅论

  1934年~1936年,曹禺的两部大型话剧《雷雨》、《日出》先后发表,轰动全国。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多次邀请曹禺来校任教。1936年秋,曹禺终于来到南京任教。在郑秀的引见下,拜会了仰慕己久的郑老先生。老先生见他彬彬有礼,又能侃侃而谈,益发喜欢。不料年过半百、喜欢舞文弄墨的郑老先生竟对话剧创作也发生了兴趣,试着写了一部多幕话剧《精忠柏》。他让秘书用毛笔认认真真抄了一遍,亲书“请家宝斧正”几个字,送给曹禺过目。曹禺一看啼笑皆非,剧本写得不伦不类,既不像京戏,又不像文明戏,但曹禺仍恭恭敬敬地提了一些修改意见。郑老先生看了连连点头:“讲得极是,讲得极是。”

  为了进一步修改剧本,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曹禺的了解,郑烈多次邀请曹禺到他寓所,南京山西路一幢带车库的洋房里详谈。

  郑烈的《精忠柏》写得很长,取材于宋朝岳飞抗金的历史题材,从岳母刺字、受宗泽重用、朱仙镇大捷,一直到十二道金牌召回、风波亭遇害等情节,都写得十分详细。剧中出场的人物不少,除岳飞、岳云等主要的正面人物之外,秦桧、王氏等卖国奸佞也都全部出场。郑烈当时任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负责检察署、监狱等部门,他又是辛亥元老,因此曹禺在他面前十分谦恭,敬称为“伯父”。但谈到剧本意见,他也较坦诚。他说:“伯父,您的这部剧作好在写得严谨,主要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处处有出处。情节发展原原本本,脉落十分清楚。不过,剧本本身可能长了一些,搬上舞台的话,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全部演完。您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冒昧帮您再作一些删削。”同时,曹禺又谦虚地问:“剧本为什么取名"精忠柏"?”

  “这是因为杭州西湖的岳庙中,树枝都向南倾斜。后人认为这是岳飞坚决抗金的精诚感召所致,故赞誉为精忠柏。岳庙久经沧桑,此事是否属实,已难稽考。但我几次去过杭州,岳庙内仍有精忠柏亭。亭中陈列若干柏树树段,据说精忠柏已枯萎而死,留此以供后人凭吊。我觉得这是国人对岳飞精神的敬仰之情,故取名"精忠柏",你意如何?”郑烈问曹禺。曹禺极口称赞,两人共同赞誉岳飞还我河山、精忠报国的精神。

  “很有深义,它象征了岳武穆的精神,一种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悲剧精神。”未来的翁婿越谈越投机。这段时间,曹禺经常陪郑烈吃饭、喝酒、聊天,亲密无间。

  1987年,郑秀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笔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父亲后来喜欢曹禺甚至超过了喜欢我。”当时,他们在南京由郑烈主持订了婚。

  1937年10月,在战乱中,在双方父母的电报祝福下,曹禺与郑秀在长沙喜结连理。

  《三人行》再颂岳飞

  当年在南京的日日夜夜,曹禺与岳丈畅谈话剧《精忠柏》,岳飞留给他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1943年1月,在重庆,《戏剧月刊》创刊号上“特刊稿件预告栏”中,公布了曹禺创作的有关岳飞的历史剧《三人行》即将问世的消息,曹禺为此还写了一篇《创作经验谈》。这年2月,曹禺又应邀在上清寺储汇大楼重庆储汇局同人进修服务社作了一次题为《悲剧的精神》的学术讲演。在讲演中他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普鲁托斯,中国的屈原、诸葛亮、岳飞、文天祥是有着可歌可泣悲剧精神的人物,处于抗战时期的中华民族要存在,“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我们要救亡,要反抗”,就要弘扬这些真正的悲剧人物雄伟的气魄,他们的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悲剧精神。

  从30年代到40年代,曹禺希望民族富强、国家要立足于世界的崇高理想始终是与岳飞和郑烈的心是相通的,与辛亥先烈的精神也是一脉相通的。

  《三人行》的创作,在艺术上曹禺尝试诗体剧的探索。早在南开中学学习期间,曹禺就将自己省下来的零用钱买了英国著名女演员爱伦·特雷主演的《罗密欧与茱丽叶》一剧的录音唱片。他反复聆听这些唱片,对莎士比亚诗剧出神入化的艺术魅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三人行》中,他想尝试一下这种诗体剧的创作,用诗一般的语言颂扬岳飞这样一位具有崇高悲剧精神的民族英雄。

  1943年6月,在重庆火炉一般的季节里,曹禺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北碚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开始了《三人行》的创作。

  关于这部已经预告的歌颂岳飞的剧本,曹禺这样描述道:“《三人行》是岳飞、宋高宗和秦桧的故事。在重庆只写了一幕,太难了。全部是诗,没有别的对话,吃力得不得了。大热的天,搞得累死了。

  “第一幕是从金回来,我想写出点新意,但是,也没有历史可考,材料上遇到问题,不得不罢手了。我记得很清楚,就写在一个记账用的条纸上,写了无数次,只写了一幕。"文革"期间,我把它撕毁了。”

  遗憾的是这部历史剧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但它所要歌颂的悲剧精神我们从曹禺的讲演中,已经可以触摸得到了。

  别生父泪洒机场

  1948年冬天,北平解放,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上海龙华机场,一架即将起飞的专机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

  郑秀一个人站在飞机旁,焦急地向机场入口处张望。

  “颖如,你还在望什么?”父亲郑烈焦急地问。

  “你不是说通知家宝与我们一起去台湾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谁知道呢,也许他碰上什么事……”郑烈含含糊糊地搪塞着,其实他也不知道曹禺住在何处,根本就没派人去接曹禺。为了让女儿同自己一起离开大陆,郑父曾四次动员女儿。

  此时,郑秀与曹禺的感情已渐趋冷漠。从江安迁居重庆后,曹禺住南岸复旦大学教书,每周回来两三次,与孩子们恢复了感情,但与方瑞(后为曹禺的第二任夫人)仍藕断丝连。回到重庆之后,郑秀如鱼得水,交游广泛,与男性朋友接触频繁,既有清华过去的老同学,也有新交的朋友。这引起曹禺的误会,以为郑秀经过江安一场风波之后已不愿意同他恢复关系,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渐渐疏远起来。

  1947年,曹禺从美国讲学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一度在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今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任教,又经黄佐临介绍,担任上海文华影业公司编导,创作并导演了电影《艳阳天》。此时,郑秀则带着万黛、万昭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偶尔到上海小住,也总是很快返回南京,因为她在南京就业。时局紧张以后,当局通知郑烈携全家撤往台湾。这使郑秀感到十分为难。一头是父亲,一头是丈夫,哪一头都依依不舍。她爱曹禺,父亲说已通知曹禺同行,她这才同意动身。

  现如今见不到曹禺,郑秀心中一阵酸痛,但又决然地说:“爸,女儿不孝,我不能跟您走。”说着她含泪拉着两个女儿,转身就往出口处走。

  “颖如,颖如!你给我回来!回来!”

  郑父声嘶力竭地叫着,郑秀和两个孩子噙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机场,她就这样和父亲一诀成永别了。

  不思量情自难忘

  1950年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欧阳予倩任院长,曹禺与张庚任副院长。面对新的时代,曹禺觉得应该结束与郑秀的令人痛苦的婚姻关系了。自从抗战后期,他与郑秀产生裂痕之后,由于性格不合等复杂的原因,两人关系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是日渐恶化,长期过着分居的生活。现如今除了情感因素,已远赴台湾的郑烈也成了横在两人头上的一片阴影。

  曹禺向郑秀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经过一番周折,郑秀弟弟郑还从中做了工作,戏剧家欧阳予倩、张骏祥去说服郑秀,那时新婚姻法规定,男人不能一夫多妻。他们诚恳地对郑秀说:“为了家宝的名誉,希望你能接受现实。”郑秀叹了口气对好友说:“过去我爱家宝,嫁给了他,现在我仍然爱他,我成全他,我同意离婚,希望他幸福。”1951年春,为了让这对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夫妻好合好散,减轻感情上的痛苦,郑秀所在的单位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和曹禺所在的单位中央戏剧学院共同商议,决定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一个协议离婚仪式。曹禺、郑秀协议离婚手续的见证人,男方是欧阳予倩夫妇,女方陪同郑秀去的是周有光夫人张允和。协议内容明确规定,曹禺给两个孩子抚养费,每人每月三十元,到十八岁成人为止。

  协议离婚裁判书刚一念完,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想到两人当年月下定情,岳父郑烈南京主持订婚和八年离乱中共同经历的艰难岁月,曹禺也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百感交集。

  改革开放后,一位德国著名记者乌苇多次采访曹禺,以《戏剧家曹禺》为题,发表了采访长文。在这次采访中,在沉默了30多年之后,曹禺第一次向外国朋友谈起了他与岳丈郑烈的交往,流露出真挚的缅怀之情。“不思量,自难忘。”历史是不可能割断的,血浓于水,民族的感情、爱国的感情、骨肉的感情更是无法切断的。(本文作者系中国曹禺研究学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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