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生涯(二十)(图)

2011年12月23日01:32
中国检察出版社
中国检察出版社

  纪实访谈录

  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当年的北京市公安局,除要行使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的职能外,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任。对于直接保卫中央的工作,谭政文总是亲临一线,一丝不苟,竭尽心力。一次正开政治局会议,李克农部长让秘书打电话通报谭政文,毛主席和政治局领导同志当晚要到长安戏院观看梅兰芳的京戏。谭政文放下电话便紧急布置,派人把长安戏院控制起来,在戏楼上包厢区设立了一圈安全带,内紧外松。他自己穿着便衣,拿着手电,亲自在戏院门口迎候。其他同志见他连随员、警卫员都不带,很不放心。他却说:“今天还管我干什么!你派个人跟着我,不是反倒暴露了吗?”直到散戏,观众也不知道那晚与往常有什么不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安全退场后,谭政文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

  6月15日政协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之前,市公安局就全力认真做好政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工作始终由谭政文亲自领导、布置任务。7月18日,市局成立了由276人组成的“政协临时保卫大队”,简称“便衣警卫队”,由闵步瀛任队长、慕丰韵任政委。从第一次筹备会到10月12日政协会议结束代表全部离京,共115天,市局经受住了这个重大考验,确保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政协会议的绝对安全。有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谭政文同样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除主席台的警卫由公安部直接负责外,其余的大会保卫任务几乎全部由市局承担。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市里其他部门积极配合。为了永载史册的开国大典万无一失,谭政文在局里专门开了两天会,研究、布置大会内外的各项安全保卫工作。仅观礼台周围,就从公安部队调派了1000多名便衣警卫。可以说,开国大典有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顺利进行,也是对市局前段工作的一次严格检验。事实证明,从白天的大典,到晚上的狂欢,都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北京市公安局不负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光荣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表彰。同时,也为以后历年的国庆保卫工作积累了最初的宝贵经验。

  在北京之后,谭政文又成功在广东安定当地局势。接管大城市,除旧布新,重整乾坤,北京和广东这一头一尾,两坨最重的任务压在谭政文身上,绝非偶然。这说明党中央对谭政文的高度信任,也说明谭政文确有开拓解难的能力和水平。经过5年的公安工作,高强度的工作量让谭政文的健康迅速恶化,在离职后将近一年的疗养期间,谭政文奉命以“公安部副部长”名义对外。其间,罗瑞卿部长和公安部对谭政文政治上、生活上和治疗上都给予了非常周到的关怀照顾,使他能够安心接受全面的治疗和调理,并逐渐恢复了身体和生活的正常状态。谭政文康复后,又精神振奋地准备接受新的任务、迎接新的战斗了。

  三、持平如水,不直去之

  (一)化腐朽为神奇

  时间跨入1953年下半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集中处理在押的日本侵华战犯的条件业已成熟。基于集中处理日本战犯专项工作的需要,中央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钦点”谭政文调最高人民检察署工作,作为他的主要助手,负责该专项工作的一线指挥。

  正确处理日本侵华战犯,是一项司法难度极大、政策性极强而又为全国人民及世界各国瞩目的特殊历史使命。为了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周到,中央还委派日本问题专家廖承志参与其事,并担任中央处理日本战犯领导小组组长,谭政文任副组长。他们两位取长补短,合作得非常默契。1956年3月7日,周总理指示,改由谭政文担任六人小组组长。无论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环节,整体工作始终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有时深夜一两点,周总理还会给谭政文打来电话,或问情况,或作指示,掌握着全局。

  从1954年2月起,谭政文从全国各地调集了300多名司法干部,组成“侦处日本战犯工作团”。他亲自动员,在北京真武庙进行有关方针政策、法律程序、侦查审讯和调查取证等业务的短期集训。一个多月后,便在掌握和熟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采取“争取下层,瓦解中层,动摇上层,孤立打击少数特别反动、顽固、狡猾的战犯”的策略,对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开展了个别讯问与认罪检举相结合的大规模侦查。

  1954年3月7日,谭政文带领工作团一行200余人移驻抚顺,与抚顺战犯管理所200多名管教工作人员会合后,在工作团统一领导下开始了侦讯、管教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的工作。为利于保密又便于开展工作,工作团对外以“东北工作团”相称。

  作者:唐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