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传达原作风格,才是最高境界(图)

2012年01月12日14:53
本报记者 傅小平
本报记者 傅小平

  郭宏安,1943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任第二炮兵司令部参谋、新华社对外部翻译、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于2010年被增补为该院荣誉学部委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著《论〈恶之花〉》、《重建阅读空间》、《从阅读到批评》、《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等,主要译著有《波德莱尔作品集》(四卷)、《加缪文集》(三卷)、《红与黑》、《墓中回忆录》等,出版有《郭宏安译文集》。

  以翻译家郭宏安自己的说法,他实际上从事的专业是法语文学研究。尽管研究和翻译,可以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两码事,他却觉得很有必要把它们拧在一起。在他看来,没有翻译的支撑,所谓研究会有些大而空洞;没见过作品原来的模样,又凭什么认定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徒有虚名?而且,外国文学批评首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体验,也只有在翻译的过程中,才可能对作品有深入的理解。正是这种理念,让他在翻译的路上越走越长。久而久之,翻译反而成了他的“主业”,他也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翻译家。

  坐在郭宏安家雅致的客厅里听他叙说,你能感受到一种安静的力量。他一身书卷气息,儒雅中和、眼神敞亮、面容舒展。简洁平实的话语里,透着一种内敛的激情,却始终是温和的,没有戏剧性的抑扬起伏。这可能恰恰暗合了他随遇而安、沉静朴实的个性。在他身上,看不见那一代人通常会有的愤世嫉俗。他显然偏好真实的质地,不喜欢夸饰的事物。也因为此,在翻译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司汤达、波德莱尔、加缪,却不曾涉及可能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更为崇高地位的雨果和萨特。当然,还有米兰·昆德拉。因为在他看来,这位旅居法国的作家身上,有持不同政见者通常会有的那种刻意造作的姿态。事实上,很可能也是这种不走极端的特性,使得他在文学领域融会贯通、左右逢源。且不论,在翻译、研究、写作等方面,他都有自己的造诣。单说在文学翻译领域,能驾驭小说、诗歌、散文、文论等不同体裁,且在不同风格、流派的经典作家间纵横驰骋,并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这即使在译者林立的法语文学界,也属凤毛麟角。

  一如他温文尔雅的性情,郭宏安走上翻译道路,未曾立下什么宏愿,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他从小就喜欢文学,尤其喜欢法国文学,喜欢读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等大家的作品。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报了北京大学,之所以没有报考中文系,只是因为幼稚地以为,母语是汉语,没有必要再到大学里去专门学习。大学毕业后,他在部队待了整整八年,法文用不上,更不用说文学了。因为能写,工作能力也不错。当时,部队领导曾向他许愿,一旦部队外事工作正常运转,就让他去驻外使馆工作。“但这些都不是我要走的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文学理想。于是就申请转业了。”此后,郭宏安就被调到了新华社。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那里待了不到半年,就被派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文。正是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波德莱尔的作品。“其实,上世纪30年代,波德莱尔就在中国有很大影响。解放后,他就销声匿迹了,除了上世纪60年代初在《译文》上露了一面。他的作品被完全否定,说他太颓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因为我在瑞士学习了波德莱尔,等我考上研究生,从新华社出来,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的毕业论文,就很自然地选了这位诗人作为研究对象。当时,只因为写论文的需要,翻译了部分诗歌。尽管1987年,我翻译的《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直到五年后,我才出版了漓江插图版《恶之花》。”

  在郭宏安的翻译生涯中,这是一次颇有戏剧性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他把15万字的论文《论〈恶之花〉》交给漓江出版社,但一放就是几年。因为出版社怕赔钱,但也没有放弃。“后来,主编刘硕良先生和我商量了一个很别致的方式,让我在论文后面附100首诗,再配上一些插图,这样,论文在前,但它是序,诗在后,但以诗为主。没想到这个非主非宾、亦主亦宾的形式居然取得了成功,书大概印了七八万册。我有一个朋友收到我寄他的译文集,读后激动不已,特地打来电话诉说这本书对他的"震撼"。”

  如果说翻译、研究波德莱尔,郭宏安不自觉地扮演了开拓者的角色。此后,他的翻译并没有刻意朝全新的领域进发,而是回过头去重译经典。他并不讳言,自己对之前的译本有所保留。“我不是说前辈或同道的翻译不好,事实上可能挺好,且很少出错。但我总感觉缺少文采。比如,加缪的《局外人》,法语原文简洁而清新,绝无一个废字废句。这并不是说加缪的文字简单,相反是文采斐然。”以此看,翻译加缪如果缺了文采,实际上相当于违背了原作的风格,而在郭宏安看来,传达出原作的风格,才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很多时候,我们批评翻译,集中在诸如句子、语法、结构的对错问题上。依我看,任何一个人翻译都难免有错,碰到体力不支,脑力不济时,都可能留下一些遗憾。但这种错误方便纠正。最难纠正的就是风格,如果风格掌握不对,整个翻译就彻底失败了。”

  事实上,重译经典作品,对郭宏安来说,也是实现自己的夙愿。翻译《红与黑》的经历便是如此。“我在中学时就读过,当时以为这是本励志小说。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试着从原文接触文学作品。后来,赶上批判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红与黑》首当其冲。当时,学校还开过这本书的座谈会,我在发言中表达了"于连是值得同情的"的想法。这件事对我带来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十年后,在北京图书馆碰到一位北大英语专业的同学,他就对我说:"你不就是那个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郭宏安吗?"

  正是源于这样的情结,当译林出版社找到他,约他重译时,他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我译的《红与黑》只有40万字,比别的译本少了5万字,而且只用了5个月,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我译得太快了,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心里已经把《红与黑》翻了30年呢。”体现在郭宏安身上,这并非夸张之语。在他看来,面对翻译首先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因为有所敬畏,就会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做得不够,这样下笔才会特别慎重,才会对原文力求有更多的理解和把握。“比如董桥,他主张译者要和原作者平起平坐,也有人以为翻译是美化的艺术,译者当然要高于原作者。我认为,译者始终要处于一种低于原作者的状态。不仅低于原作者,有时甚至要低于读者。因为想当然以为自己比读者高明,就难免技痒,用自己的主观臆断去解释原作。而翻译就该尽力做到,原作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