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大隐于世(组图)

2012年03月23日09:21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刀尔登:大隐于世

  出租车里的年轻司机放着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这座城市此刻正被雾霭包裹,街头是汹涌的人群和高低参差、新旧交杂的建筑。这座位于北京西南方,相距不到300公里的省会城市石家庄,给人最初的印象就是压抑的灰暗和密集的嘈杂,一切都是无序的,扰心的。

  中国的评论家与中国的城市一样,灰暗嘈杂。任何一个作家透露出一点才气,他们都会急于把他或她与鲁迅、王小波或张爱玲相较,不论这个作家名副其实或者不符,这背后的心态都是急于在这个没有自信与信仰、没有方向与大师的年代,草草地把一个还在成长中的作家簇拥着推向舞台。追光灯起,明亮的灯光足以让舞台上的人失去视线与方向。很快,灯光和演出草草收场,舞台中人梦醒,已经忘了自己最初的名姓。

  出过一本杂文集《中国好人》和一本小说《七日谈》的刀尔登也被如此推上了舞台。然而,刀尔登只是他随手起的笔名,这个名字在舞台上,但他更懂得和外部保持距离,他自谦这些作品都是仓促之作,“一旦写出稍满意的东西,真正处理个人经验的东西,我会署上真名,邱小刚。”

  刀尔登在媒体专栏的照片里,是一个平头尖脸,目光严肃,双唇紧闭的中年人。可如果抹去他脸上的皱纹,挑出文章里的嬉皮和幽默,看到的是另一张面孔一个顽童。

  我们约在石家庄一条繁华的路上见面,他信步走来,高而瘦,皮肤粗糙黝黑,脸上带着笑。早闻刀尔登话极少,然而一瓶北京红星二锅头两人对饮,《七日谈》里那个自说自话的刀尔登便跃然于现实。

  15岁从辽宁迁往石家庄,刀尔登已经在这里生活了逾30年。他和他的家人、朋友,和他的两只猫与植物,和他的书与酒过着“合理的生活”。这种选择,是看到中国人活在“历史的附录中”,“个人生活越发显得重要”,刀尔登曾写道:“尽力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我唯一敢于贡献的建议。”

  1982年刀尔登考上北京大学,1986年毕业后回石家庄在社科院工作,那里的工作环境很好,周围人对他也很好,但渐渐心生烦躁和疑问:“未知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少”。一个人如果允许自己有这种状态,那他就失去了起码做一个三流作家的机会了。这个标准是后话,那时候他是拿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标尺,想当一流的作家,后来想做毛姆、茨威格那样的二流作家,“现在想当三流了”,他笑着说。

  2002年刀尔登第一次开始给杂志写文章,大都短小,一千五百字里,知识丰富,博古览今,借古喻今,他以自己的方式看天下。如今十年已过,杂文已出和将出的汇总也只有三本书。他不太重视这些文章,只是把他们当作公共领域的东西,那是他在社会里的一个角色的扮演,只代表他的立场,并不代表他的兴趣。而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是个人和人类。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刀尔登极爱的作家,他看过很多遍。“他处理痛苦的勇气,那种不愉快的情绪,没完没了的纠结,令人敬畏,如同噩梦。”刀尔登说起阅读陀氏时,话极快,那种纠结和痛苦也都带在他的话里。在《更好的世界》一文里,他记录道:“读《罪与罚》读得和主人公一起发烧。”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看到“辛苦是灵魂的阶梯,而不是像在许多当代小说中那样呻吟的材料”。

  刀尔登说,研究世界就是研究自己。他看西塞罗、蒙田这些千百年前的作家,发现他们有个特点,“他们知道的好像我们都知道,但在他们那里,理性独自地处理个人的和人类共同的经验,像农夫早起荷锄,穿过晨雾,面对一大片荒地,他们的工作结果有新鲜的香气。不像今天大学里教授的知识和经验,都煮熟了。知识应该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到,这才有乐趣。”

《中国好人》


  《中国好人》

  刀尔登/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2月

  《中国好人》一书里,大都是古人的故事,给读者的印象也只是好古之人。但另一个知识结构里,他英语也很好,偶尔会做些翻译西方作品的工作,他说语言的背后是一套思考方式。他翻译1621年牛津大学里牧师兼学者的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解剖》,译了十几万字,耐心缺而未完成。也会翻译下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的散文,那些短小智慧隽永的文章让他享受翻译的过程和挑战智力的乐趣。

  刀尔登活在追寻和摸索个人经验的世界里,在那里他阅古,下棋,打桥牌,他独自旅行,养猫爱猫,写自己从体验和思考而出的文字,也自言自语(《七日谈》就是一部自言自语的作品,书里两位主角都是他矛盾个体的两个自己的对话)。从这个角度看,最终成为几流作家都是几十几百年后的评价了。活在当下,他要的是酒,是一个人旅行两个月的清静。

  二十多岁上大学的时候,刀尔登坐公车,看公车上的那些三四十岁的人,心想,“这些人活个什么劲啊”。年少轻狂,当年的想法今天已被他当作笑话。刀尔登今年48岁,他回头看自己的成长,在《更好的世界》一文里,他写道:一天一天地生活,一本一本地读书,两边的零星感受或相对较,或相掺和,有的已辨别不出原始,有的遥遥相对,我们不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吗?他在感受中和相比较的成长里,也有自己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和回答的。”刀尔登说,“虽然我很希望见到正义在中国的实现,这是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一个愿望,但这些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无论怎样,对整个人类进程的意义越来越小了。”

  在凯迪社区的一次和读者的交流里,一位叫布衣飘飘的读者问:邱先生,我在《瞭望东方周刊》读过你的专栏,文字非常冷静,隐隐地会有无奈的痛楚;但你在《绝妙好辞》上的文字却又非常调侃幽默,不禁会开心大笑。说古的深重,话今的轻快,你喜欢哪个“江湖”呢?刀尔登回答:后一个,可惜不能长驻。

  活在当下,“外面的世界,爱怎么吵怎么吵,爱怎么争辩怎么争辩。”刀尔登曾写道:“许多人放弃了日常的幸福,只为了反抗那当反抗的。我们赞美他们的顽强,又不得不感叹强权之强,有出乎我们意料者。”

  看到方舟子和韩寒吵架,刀尔登引用了奥地利一个心理学家的话:It"s easier to fight for principles than to live up to them,为原则去奋斗,比践履原则要容易得多。他说,经验是理性的解毒剂,保持对事物本身,对个体,对细节的重视,或许能使理性免于越界;我们都厌恶混乱、缺少秩序的状态,我们都追求理解世界的简易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大概只有对经验的重视,能使我们不会过早地自以为是。提到网络的语言暴力,刀尔登说:“我的态度是,敢在当面对别人说的话,不当面时才会说。”

  刀尔登有一个现在在上高中的儿子。十二岁的时候,他送儿子到机场,让他独自坐飞机去美国找亲戚玩。十五六岁的时候,儿子开始喜欢音乐弹吉他,他鼓励他去街头卖唱,儿子出家门之前他问,要不要送你一个碗?他不太管儿子,虽然是一个严父的形象,但他说自己尽量去控制,去自持,“权力的一种危险是腐蚀有权力者。”他也抱有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个什么的人,但他不去表达,他明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克制自己干涉别人的欲望特别是你有能力干预别人的时候。

《七日谈》


  《七日谈》

  刀尔登/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8月

  刀尔登爱讲故事,也藏了一肚子的故事,说到真相与现实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

  美国一个家庭养了一只兔子,死了,主人把兔子埋在地里,过了三天发现这只兔子又出现在他们家的兔子笼子中,白白净净的,毛像吹风机吹过一样,蓬蓬松松的,可兔子还是那只死兔子。说到这里,刀尔登说,一般人对这个故事的反应,肯定是有人把兔子放在笼子里了,可是不管什么人,他的动机表面看来都有点变态和吓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故事的真相是,兔子主人的一个邻居,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小女孩养的狗叼回来一只兔子,把小女孩吓了一跳,她认识这是邻居的兔子,她很恐慌,她以为狗把兔子咬死了,她害怕动物管理局的人判断狗有攻击性,把狗收走。她想了办法,把兔子洗干净,用吹风机把兔子的毛吹得蓬松,然后晚上放到邻居的兔笼里,企图让邻居觉得兔子是自然死亡。

  “我们看完这个故事,觉得没有什么变态,蛮正常。我们总要给别人解释的机会。一个人不要因为自己轻易看到的事情得出结论。”坚持原则与真相,也是刀尔登看到韩寒和方舟子吵架想到的。

  2月里刀尔登计划着出去旅行,这是他从每日饮酒和慵懒的生活解脱的方式。他说现在是晚上喝酒,上午醒酒,下午几个小时一晃儿就过去了。见面的那天上午,他给一个杂志写专栏。早上起来,玩会儿写会儿,一上午写了八百多字,咬着指头一算,还得写七百多字,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总算在中午之前写完了。

  这种旅行的愿望大概每隔段时间就会在他脑子里蹦出来,在他的一个朋友多年前的一篇博客文章里记录道:“(和邱小刚)聊这两年的事,车和未能成行的计划。邱说他很想一个人走一趟。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计划三月的旅行,到陕西的南部,开着车,每天换一个地方,走几十公里,这样待两三个月。他喜欢一个人安静的早晨和晚上。

  大概是因为身居石家庄,《七日谈》里又有大段讲隐士的争论,刀尔登被很多人归为隐士,但他很反感这一定位。

  “教条简单,人性丰富。我从来不用隐士这个词形容任何人,我自己也不是隐士。” 刀尔登说。

  “那你也从来不给自己定位?”

  “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我是个很极端的人,但是懂得克制,这是自我搏斗的结果。”

  说到这里,一瓶酒喝完了。他带着我,又赶赴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去喝夜场酒”,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