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组图)

2012年04月06日08:41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钱永祥: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
钱永祥: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

  《知识人:台湾文化十六家》是传媒人李怀宇对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园、王汎森、陈弱水、痖弦、郑愁予、钱永祥、林载爵、蔡文甫等十六位台湾文化名家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状态的访问结集。访问台湾的前辈知识人,可为我们的历史留下记录,为未来提供别样的参照。

  第一次见面约在台北紫藤庐,甫一坐定,钱永祥先生就带我到一张照片前,指点一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饮茶时,钱先生介绍店主周渝家学渊源,紫藤庐是台北文化人聚会点。当晚,钱先生请我到家中饮酒,一瓶红酒喝完了,再开威士忌,酒酣耳热之时,笑谈两岸江山。

  钱先生的太太王丽美是《联合报》副总主笔兼副总编辑,夫妇未生小孩,视家中猫咪为小宝宝。王丽美女士说,二十年来,夫妇不曾同行远游,因为必须留一个人在家里照顾猫咪。钱先生举杯道:“我的生活有一部分就是照顾家里的老猫。猫在家里的位置很重要,不是一个家具,而是一个成员。”

  几天后,我来到“中央研究院”钱永祥的研究室,两人坐在书堆中,细道学思历程。1949年8月,钱永祥在兰州出生,六天后随家离开,辗转至台湾。父母都是蒙古族人,平常讲蒙古话,但没有教钱永祥。作为外省人,钱永祥讲一口接近东北口音的普通话。

  在建国中学,钱永祥和马英九是同学。钱永祥回忆:“马英九是个好学生,就是有点笨。念书、做事很认真,服装整整齐齐,对人客客气气,没有那个年纪男生的野气或调皮。后来到了台大我们也是同学,他在法律系,我在哲学系,交往不多,大三大四有些接触。当时在我心目中他是国民党系统的人,我对国民党认同很少,所以来往不多。”

  1968年,钱永祥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此时殷海光已经不能教书了,钱永祥由几个学长带领,到过殷海光家一次,没什么印象,一年后殷海光便去世了。钱永祥高中时读过殷海光的书,知道他了不起,但不清楚他的高明之处。在台大,钱永祥发现殷海光影响了哲学系一大批年轻的老师。“殷先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爱恨分明,长期在国民党的系统里面受压抑,抑郁的心情很容易爆发。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很难碰到这样一位有性格的老师。学问方面,殷先生主要介绍逻辑实证论。在当时的台湾,逻辑实证论具有革命、解放意义。现在回首,逻辑实证论是一套狭隘、保守的哲学,但对当时国民党的孔孟之道、道统有革命意义。这套哲学肯定现代化、科学、民主,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在1960年代,年轻人心目中,国民党是非常保守、腐朽的政权。殷先生是威权时代自由主义的代表,这大概一直影响到1985年。在落后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感召力比他的知识、理论感召力更大。”1990年代初,殷海光基金会成立后,钱永祥先任执行长,后任董事长,至今仍然担任董事。

  在台湾大学读书期间,钱永祥曾因积极参加保钓运动而入狱一周。1975年,钱永祥到英国利兹大学留学,一读就是七年。钱永祥读了许多在台湾无法接触到的书籍,对马克思、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有较深的研究。

  1982年,钱永祥从英国回到台湾,任职“中央研究院”。除了从事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乐于翻译西方经典著作,希望为台湾思想界打开新的窗户。他不甘于做书斋式的学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被称为南港的公共知识分子。由他主编的《思想》,力求突破台湾学界的局限,创建讨论平台。

  钱永祥十分关心动物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在做动物伦理学的研究。他说:“在我们社会,流得最多的血是动物的血。我觉得一个社会容许这么多动物受折磨,一定有问题。台湾在1980至1990年代的时候,流浪狗的问题很严重,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常会见到狗的尸体。后来我参加了帮助流浪动物的团体,翻译《动物解放》,写文章呼吁保护动物。我是从西方学来的,人对待动物的方式也有是非对错可言,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1996年,钱永祥第一次到山东曲阜开会,心情很紧张,怕看到太令人难过的场面,结果一见,山东人挺让人舒服的,这才安心而常有大陆之行。作为旁观者,钱永祥对大陆抱持着一般台湾人少有的关注热忱:“我听过大陆很多悲惨故事,很愤怒。农民工、穷人,过年几百万人回家的辛苦,为什么会这样?看到山区的小学生的教育条件,很生气。花多少钱搞面子工程,我不晓得怎样评价。大陆是很复杂的:有最先进的太空科技,有最落后的山沟农村,作为外人很难理解。这几年我跟大陆朋友见面总想拉到一个问题上:你们觉得中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强国?大陆的朋友对这个问题还不明朗,他们不晓得周边已经充满了疑惑。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都在想中国将来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它也许不会立刻变成美国一般的世界强权,但肯定是亚洲的大国,它会怎样对我们?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要好好思考的。”而对《中国不高兴》一书,钱永祥说:“一听书名就觉得很可笑,像是小孩子耍性子,我不会买。”

  白色恐怖是台湾沉重的记忆

  李怀宇: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你受到国民党逮捕的事件是怎么回事?

  钱永祥: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开始介入保钓运动,这在美国、港澳也很多。当时美国把钓鱼岛交给日本。历史上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可是当时台湾对美国、日本没有什么发言的能力,所以畏畏缩缩的。开始是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反应很强烈,影响到了台湾的学生。台湾的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开座谈会。校园内的镇压很大,不准有政治性的表达,不准有校际的接触。在美国,保钓运动后来变成了统一运动,很多保钓的人对北京表示认同。当时中国正好是“文革”,1971年的时候,美国也开始承认中国。所以,保钓里面很多人,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的认同,变成了“统派”。我们在美国的朋友寄来很多统派立场的书、马恩主义、毛泽东著作。那时校园气氛很不稳定,1973年初当局就把我们一些人逮捕了,包括我、王晓波、陈鼓应,还有两三个人。

  李怀宇:在监狱里坐了多久?钱永祥:一个礼拜。李怀宇:在里面做什么?钱永祥:写自白书。写完一份再写一份。那个年代已经没有1950年代那么恐怖了。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说:“如果是二十年前,你们进来就拉去枪毙了。”我不知道是吓我的还是真话。

  李怀宇:当年白色恐怖在台湾有什么样的背景?

  钱永祥:不仅台湾,整个世界都有白色恐怖。二战之后冷战局势开始出现,是因为左派势力扩张得很厉害。尤其是对美国人而言,“失去”中国大陆,是很大的打击,所以在韩国、菲律宾、东南亚国家都有镇压左派的举动。国民党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内部也被渗透得很厉害,所以在台湾是风声鹤唳。这些年我接触过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是知识分子,很体面,但以前也动辄坐过十年的牢,就是因为莫名其妙的理由牵连的。

  李怀宇:叶嘉莹和她先生经历过白色恐怖,连孩子也要抱到监狱里喂奶。

  钱永祥:我家庭是国民党军队的,没这个问题。你讲的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后来接触到的也是知识分子家庭。还有一些外省人是一个人来台湾的,被枪毙了也没人知道,在国民党部队里面很多人有这种遭遇。台北附近山上有好几千个无主的坟,是怎么回事没人清楚,过去太久了。白色恐怖对台湾来说是很沉重的记忆。在这个记忆之下,用陈映真的话就是:台湾没有“左眼”没有左派的眼睛。左在台湾是个忌讳。

  李怀宇:你虽然坐过一个礼拜的牢,但在大学时代感受到的气氛,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

  钱永祥:我本人也是吓个半死。那个年代做一些反当局的事情,对当局采取批判态度,甚至同情左派,在台湾是犯了大忌,没什么人会同情你,所以会觉得很害怕。但如果有个很大的社会运动在支持你,当局抓你不会害怕的。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一开始当局也是镇压,但被镇压的人不会觉得很恐怖。对于民进党的人来说,没有坐过牢,就是少了一个勋章。我们那时不一样。后来那些档案记录,对我离台什么的很不方便。

  英国的留学生活对我的学术影响很大

  李怀宇:在英国利兹大学的留学生活对你的学术影响重要吗?

  钱永祥:非常重要。第一是我真正能够接触到西方的学术。1975年以前,在台湾念哲学,等于是坐井观天。周围有很多很好的老师,但他们本身也是在摸象。在当时台湾的环境对西方的学术了解很少,到了英国才对西方学术有了基本了解,所以这七年很重要。第二是我念了很多在台湾不能念到的东西。我到英国第一年完全在念马克思,对列宁也接触了一些,因为在台湾不能念。1968年的西方学运已经过去了,可校园遗产还在。第三是读了很多大陆的东西。鲁迅、巴金、老舍的全集,我是到了英国在图书馆搬出来的,在台湾读不到。还有毛泽东的著作,读完了正好是“文革”末期,对“文革”也想了解。对中国近代思潮的演变也接触了一下。

  李怀宇:读了马克思,有怎样的认识?

  钱永祥:对这个人没有特别的认识,离我们太远了。他的学说,我觉得是西方近代最重要的学说之一。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西方古典和中世纪,把真善美放到一个超越的源头,不管是希腊人的自然还是基督教的神。近代把真善美源头拉到人自身。从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都希望对人有真正的理解。我是把马克思放到这个传统来看。马克思对人有个特殊的理解:别人把人想得太抽象了,应该把人放到一个历史生活情境来谈。现在看来是常谈,但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最大的意义还不是对于人的理解,而是把社会、历史和人的关系拉得很近甚至结合为一。以前是讲哲学,现在是讲政治。

  李怀宇:韦伯呢?钱永祥:影响非常大。我翻译过他的两篇演讲。

  李怀宇:韦伯和马克思是二十世纪对西方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个人?

  钱永祥:对。他们两个研究的是一样的东西资本主义,都用很雄厚的历史学、经济学来研究。两个都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个好东西。韦伯说:这个不好,但你不能丢掉它,你要在这“不好”里活得像个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不好,要丢掉。

  李怀宇:大陆开始有很多人做韦伯的研究。

  钱永祥:是。韦伯单在左派的影响,几代都没有停过。最早是卢卡奇,他们是好朋友。卢卡奇之后就是葛兰西、马尔库塞,战后一代就是哈贝马斯这些人。所以韦伯影响很大,大陆学者应该把韦伯理论作为独立研究的学问。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甚至是美学、宗教都与他有关。

  李怀宇:在1980年代,民众对蒋经国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钱永祥:从党外角度来看,肯定是高度的批判。时过境迁,蒋经国去世二十年了,大家回想起来,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有目共睹。我个人也是这样看,国民党在台湾六十年的功过,至少也要学着什么三七、四六开来看。哪些政策是对的,把它挑出来,不是为了捧国民党,而是肯定这些东西有利社会发展,对推动社会进步是很好的经验。比方说,第一个,台湾没有受到战争的侵害,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功劳,任何社会战乱都是不好的事情。第二个,经济发展,不能说国民党对经济发展没有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第三个,教育普及,这是了不起的。我常说,国民党在台湾做了一百件坏事,光是教育普及就应该加分。国民党当初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不见得当初是为了做好事,但一个社会,教育水准提高,社会就会进步。第四个,政治上基本是开放的,没有摧毁性的镇压。有镇压,但不是摧毁性的,不是把一整代人消灭掉,也没有让军队、某一势力独大。军队一直是乖乖的。长远来说,国民党在台湾,有些还是可以肯定的。这不代表怀念国民党,那个时代过去了。对于教育的普及,社会安定的追求,经济发展的追求,医疗健康的保障,这些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任何社会都要当成一个理想。

  李怀宇:蒋经国当年开放党禁报禁的影响有多大?

  钱永祥:党外运动的时候,出了很多党外杂志,国民党要去没收。“你印了几本?”“印了五千本。”“那你拿一千五百本给我去交差。”从这里可以看出,形势已不是以前那样了。以前的话是要统统拿走。这可见国民党统治意志在衰退。报纸方面可以解除禁忌,这是明智的。一些统治者,在统治基础动摇的时候,会孤注一掷,又因为没有实力,结果搞得整个社会爆发动乱。

  李怀宇:对于台湾来说,大陆是平衡、威胁还是转机?每个人答案不一样。我发现台湾有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人非要站在一个政治立场上,统独对骂,蓝绿对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钱永祥:对台湾而言,大陆的崛起是一个庞大的事实。台湾的命运要看大陆。在这个问题上我很认命。要安全、发展、稳定,要跟大陆好好谈。我自己对去中国化肯定是不认同的,理由不是我对台湾没有本土意识或者对大陆很有好感。去中国化的人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身上明明有中国的东西,你怎么去?你就是中国人。日本人那五十年能让你不是中国人?不可能。国民党其实更中国。基本上一个社会要发展,需要很好的文化因素,很好的政治制度,很好的人民,很好的环境。台海两岸现在需要这些东西。北京怎么处理台湾问题,有些人会说打个稀巴烂了事。但我们知道那是疯话,打个稀巴烂问题才来了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时间拉远一点,慢慢来。台湾人一方面很自怜,一方面很自恋。自怜是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自恋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这两方面都是不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