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何以感动国人

2012年05月30日10:54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2011年9月,《舌尖上的中国》摄像正在拍摄江苏兴化水乡的垛田

  广西田林挖八渡笋的罗文才(右)和袁利灵,他们的故事在节目中被剪掉了,仅仅在片尾露了一下脸

  “特别感谢片中所有人物和家人,以及为此片提供帮助的所有人。”——5月22日晚上11点30分,电视屏幕上滚过最后一段字幕,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就此播完。数据还没有出来,但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这是二十年来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也带动了淘宝网零食特产频道的销量,购买高峰转移到每晚22-24点——这正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播出时间段。第一集中提到的云南诺邓火腿,在14日之前只有1件成交记录,现在已有78件,单价从298元、338元、368元、398元一路涨到现在的458元。 口水与泪水齐飞

  这是盐的味道,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 ——《舌尖上的中国》

  片子里,刚出锅的黄馍馍热气腾腾,巨大的乳扇像风铃一样被悬挂风干,稻米酿出的黄酒滋味绵长色如琥珀,用诺邓井盐腌制三年方可做成的诺邓火腿肌红脂白,白吉馍切一刀声音酥脆,腊汁肉填进去,香气弥漫……

  但你注意到没有,这些并非珍馐海味,而是当地寻常百姓家饭桌上最常见的饮食。以往美食类节目里常见的烹饪大师、美食名家,精湛厨艺和繁复过程,在这片子里通通被淡化,镜头对准的几乎全是平常人的平常蔬饭。

  在东北,朝鲜族姑娘金顺姬回家跟妈妈学做泡菜,再回京时,家里冰箱里装满了临走时妈妈准备的的家乡土特产;在北京,摄影师白波和家里人一起包饺子,他一脸幸福地说,谁家面都没有他妈妈做的焖面好吃;在香港大澳,经历四代人的百年老店郑祥兴虾铺里,76岁老人郭少芬看着老伴的遗照,回忆过去50多年里和老伴一起做虾酱的日子,夕阳在已经废弃不用的虾膏木桶上一寸寸滑过。很多人被这些镜头勾出了眼泪,开始想,自己有多久没有回家了。

  豆瓣上关于这部片子最火的一篇评论叫《吃货的中国》,文章讲了一对老华侨的故事,“桌上端来一盆白斩鸡,满头白发,一直沉静不语的老太太忽然使劲拍老头的胳膊:"诶诶,走地鸡呀! "飞快地夹一块给老头,又自己夹一块,连筷子头一起吮在嘴里,闭眼,满脸都是笑,叹一口气:"好好味喔。 "那一瞬间满桌的年轻人互相看看,脸上都是很温柔的笑,女孩子好像要哭。我承认我那会儿想起的是辣椒炒虾米,腌菜煨豆腐,毛栗子烧鸡……这是舌尖上的故乡,而每个人舌尖上的故乡加起来就是舌尖上的中国。 ”

  《舌尖上的中国》前期调研员龚瑜在北京有位朋友,住在很时髦的楼房里,早上起来做早餐,背着一个绣花的袋子,淘米要舀一勺辣椒放里面,做的都是老家湖南靖州的早餐。这位朋友告诉她,工作再忙,不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就觉得一天都不正常。后来因为要拍这部片子,龚瑜问这位朋友家乡做不做腊肉,朋友回答当然做,每年都打电话让爸爸做,做好后寄到各个兄弟姐妹那里去。

  “要把家里的食物带到外地去,这么一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感同身受,我们就觉得为什么不去湖南靖州拍他们家呢?对家乡的热爱和思念、这种情感本身也是我们片子要传达的。 ”龚瑜说。湖南靖州的稻花鱼于是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讲美食还是讲人?

  今天当我们有权远离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最应该感谢的是这些通过劳动和智慧成就餐桌美味的人们。 ——《舌尖上的中国》

  眼尖的观众或许会发现,第一集《自然的馈赠》48分22秒出现了两个年轻人,而此前根本没有露过面——《舌尖上的中国》有个惯例,片子结尾会让此前出现过的主要人物再出一次场。

  “一闪而过的那两人是罗文才和他的朋友袁利灵。 ”《舌尖上的中国》执行总编导任长箴说,他们的内容被删掉了。

  在最初的版本里,一共是有三个竹笋的故事——除了现在播出的浙江冬笋,柳州做酸笋的鞭笋,还有一个八渡笋,就是在片末“空降”的瑶族青年罗文才的故事:广西田林县八渡笋产地,今年因为干旱八渡笋全面歉收,罗文才花了十年时间建好的八渡笋合作社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入了。任长箴说:“我是想说,自然不是总有馈赠的,自然有时候会收回它的馈赠,人们面对自然有的时候是手足无措的,很沮丧的。我不想说得欣欣向荣,不想说得歌舞升平,生活不是这样的。 ”

  在最后播出的版本里,这个“干旱的八渡笋”的故事,被总导演陈晓卿剪掉了,但仍然留下了一个尾巴。任长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删。也许是因为这东西显得有点可怜吧,显得有点苍凉。 ”

  这样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从接受这个活之初,任长箴一心想拍的是人,“我要拍的不是食物,而是人,食物只是切入口,人才是核心。 ”但她的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央视的认可。《舌尖上的中国》执行制片人朱乐贤接受《看天下》杂志采访时就一再强调,央视最初立项拍摄此片的初衷就是“做一个美食节目,向海外观众展示中华美食,我们拍片的核心是说美食而不是说人。 ”

  最终任长箴还是一意孤行,在自己导的第一集 《自然的馈赠》里,她记录下远洋船长林红旗没有收获时承担的压力;她让观众看到,单珍卓玛因为没采到好松茸而无比焦虑的脸,告诉观众卓玛和妈妈在夏天两个月松茸季节里每天凌晨三点出门,走11个小时的山路挖松茸,挣五千元;她拍挖藕人天未亮就划船去湖里挖藕的身影,“我家孩子上学的钱,盖房子的钱都是挖藕挣的”。她把最想说的话写进了最末那句解说词里:“当我们有权远离自然享受美食时,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付出劳动和智慧的人们”。

  《自然的馈赠》播出后,媒体人李鸿谷认为可以“把它视为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抗,以及漠视”,任长箴说这是对她这集片子“最好的评价”。她说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这个世界,只是少部分有话语权的人营造出来的世界,“我要给你们这些现代人看看真实世界的样子。 ”真实的世界是 “卓玛这一个季节挣五千元,而这是她挣的最多的时候。她采完松茸就进城拌水泥去了,一天工作下来挣17块钱。 ” 体制内和体制外 我们只是给央视干活,但是我们不是央视的人。 ——胡迎迎

  在《舌尖上的中国》之前,任长箴在家里浇花,闫大众(首席摄影)在拍广告,胡迎迎(第二集编导)是在给公司拍宣传片,马羽洁(第三集编导)是在拍农业科教片,顾洁(《花絮篇》编导兼摄像)在找人要上一个片子的工钱。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在央视工作过,但现在多转做自由职业者。

  朱乐贤说这在央视叫项目制,跟项目管理一样,央视自己的人不够,再临时外聘一部分人,“因为我们要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做一个片子。 ”

  央视最初给的文案是一个按照 “柴”、“米”、“油”、“盐”、“酱”、“醋”、“茶”来做7集分集的纪录片,采用的是传统的义理考据和辞章的讲述方式。以往的中国纪录片制作往往都是先写文案,再按文案拍,行内管这叫“贴画面”,而这次央视也同样要求各分集导演按以前的方式交文案,任长箴觉得这次可以采取新方法,所以她只是要求所有导演都要交非常细致的大纲,“完全是学习BBC的大纲要求”。她除了找了3位调研员,还要求导演们自己也要去第一线做田野调查,并强调拍摄的故事必须是真实的,正在进行中的,日常的。

  虽然叙述风格、工作方式都像BBC靠拢,但在资金投入上则不可同日而语,BBC拍的《美丽中国》也是七集,每集52分钟,投资是八千万人民币,《舌尖上的中国》一片则是四百五十万人民币,在自己的微博上,任长箴写了句“我们投资是BBC的二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很努力了。技术肯定达不到,立意其实也达不到,遗憾从小受的教育就达不到。 ”

  但即便如此,《舌尖上的中国》已经代表国内原创纪录片的最高水准,播放之后的热烈反响即是明证。早在今年3月,这部片子的片花和第四集样片,拿到戛纳电视节,播映权就卖了20多个国家。

  如今这片子的火爆程度,连拍摄团队之前也没有想到。 “如果是在纪录频道播,不可能有现在的效果,因为很多地方都收不到纪录频道。 ”胡迎迎在绥德做黄馍馍的老黄家拍摄时想调个纪录频道出来给老黄看看,告诉他那就是以后片子会播出的台,结果那根本就没纪录频道的信号。

  “我们只是给央视干活,但是我们不是央视的人,我们特别骄傲地说我们不是央视的人。我们的价值观是保留自己对这个事物的判断,这个价值观也恰巧被央视觉得变成了一个很和谐,很安全,体现的中国人这种形象,也是他们需要在传输给国外的这么一个形象。 ”胡迎迎说,同时她承认“陈晓卿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他把这个项目立项了,他用他的方式,居然到中央一套播了,其实挺了不起的。 ” 播出之后的故事

  我不是要碰人家的伤痛,我是想体现他的骄傲,这些人做的事很牛,很棒。但是你要想表现一个人的骄傲,你一定要表现这个人的痛苦。 ——任长箴

  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出来。观众在片子里听到挖藕人说“我老婆让我在外,要注意身体。 ”因为长期受湿遇寒,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关节病。那个藕塘被人承包种别的东西了,把整个地都给翻了,这些人又辗转到另外一个地方。记者采访挖藕人叶茂龙的老婆时,她说自己没看到也不关心这部纪录片,她只知道,叶茂龙现在人正在武汉挖藕,每年就过年回来,“歇两晚就走了”。

  胡迎迎对卖黄馍馍的老黄说,“你明年卖这个的时候你做一个大牌子"中央电视台隆重介绍",你就打一张图片,在你的车上拉上,然后给弄一专卖店,让你儿子经营,你别那么辛苦了。”但老黄不太听得懂,他还是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活着的一个人。

  端午节快到了,正是四川人刘光荣打工的五芳斋最忙碌的时候。从一个生手练到一分钟包七个粽子需要七个月,五芳斋研制过包粽子的机器,但口感不一样,人们就喜欢手工包出来的粽子。五芳斋营销部门的人很高兴,他们从片子中找到合适的广告词:“用手的温度,呵护传统食物的生命力。 ”他们欣喜若狂地给胡迎迎打电话,说没想到这么好。胡迎迎心想:“我也没想到。 ” 本文综合自《看天下》、《新京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