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芹辛苦见平生

2012年06月01日08:53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安裴智

  昨日下午下班,刚至家中,忽接一位旧同事电话,云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于31日凌晨1 点59分在北京家中驾鹤西去,享年95岁。惊闻此噩耗,我久久不能回过神来。静静地打开书柜,望着多年来收藏的周先生的40余种著作,轻抚着其中周先生亲笔签名赠送我的20余本红学著作,再一次欣赏周先生1994年书赠我的诗歌书法作品,还有他生前的数篇手稿,以及于2003年秋天为我的文学评论著作《守望与突进》所题写之书名,透过一个个挺秀端庄、瘦劲露锋而包含深情之书法笔迹,那张慈祥而睿智的耄耋老人的笑脸再次浮现在我眼前……

  坐“新红学”第三把交椅

  认识周汝昌先生,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那是1988年,我师从山西大学梁归智教授,研读《红楼梦》。1981年,梁归智老师的红学探佚著作《石头记探佚》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汝昌先生作序,首次提出“曹学”、“探佚学”、“脂学”、“版本学”为红学四大分支,提出“红学”是足以与“甲骨学”、“敦煌学”相鼎足之“汉学”三大显学。周先生认为,“甲骨学”所代表的是夏商盛世的古文古史的文化之学,即中国的上古文化;“敦煌学”所代表的是大唐盛世的艺术哲学的文化之学,即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化;而“红学”所代表的是清代康乾盛世的思潮世运的文化之学,因而是中国近古文化的集大成体现。对梁归智老师的探佚学成果,周汝昌先生深为厚爱和器重,作出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赏。周先生诗赠梁师:“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那时,梁师以一种富有美感的授课方式,从“谶语”、“谐音”、“影射”、“引文”和“化用典故”等几个方面,畅述了曹雪芹“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奇特创作方法,为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莘莘学子开启了一扇瑰丽奇异的红楼世界,描绘出一个《石头记》里被迷失的精彩世界,真如琼浆玉液灌心田,使我对《红楼梦》这部世界名著产生了如醉如痴般的迷恋,从心灵深处感受到其“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的审美价值。

  在梁师的感染下,我对“红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图书馆借阅了周汝昌先生1953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学考证力作《红楼梦新证》,读后觉其体大思精,论证缜密,解决了“旧红学”所遗留的诸多问题,把胡适、俞平伯的“自传说”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对曹雪芹的家世、人物、籍贯出身 、地点问题 、雪芹生卒年等进行了周密的考证,海内外学者评之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由此奠定了周汝昌先生在红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一般学界认为,周汝昌先生应坐自胡适、俞平伯以来“新红学”的第三把交椅。

  始终葆有清纯的艺术之心

  1991年秋,我研究生毕业后,到太原日报编辑“双塔”副刊的“文学评论”版。由于工作需要,从1992年开始,我每年有两三次要到北京组稿,凭借这样的机会,我走进自己敬重的周汝昌先生的家里和生活中,得以面炙馨颏地聆听这位古典文学前辈学者的谆谆教诲,面对面地感应这位红学大师的心跳和呼吸,清享这位“新红学”代表人物藻耀而高翔的玉屑之谈。周先生慈祥睿智,却始终葆有一颗清纯的艺术童心。谈起《红楼梦》来,他神采飞扬、激情洋溢。1994年4月,我到位于北京红庙北里的周汝昌先生寓所,对其进行了一场深度学术访谈。周先生给我详细谈了他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时,向胡适先生借阅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在胡先生的鼓励下,走上“新红学”考证之路的详细历程。当天,周先生写了一幅书法“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表明自己40多年研红之心血。周先生一生对中华文化葆有一颗挚爱之心,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其书宗王右军,著有《兰亭秋夜录》、《永字八法》 等书法理论著作。周先生之字,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笔墨细尖而有力,柔中见刚。同时,他的旧体诗词也写得极好。那天,周先生心情极佳,提笔铺纸研墨,为我当场书写了一幅诗的旧作:“翠羽明珰事事新,几家疑假几疑真;陈王解道惊鸿赋,自是当时见洛神。”落款署名为:“乙亥长至书旧作应裴智雅嘱,半盲七六叟周汝昌”。借曹植写《洛神赋》的典故,表明他对雪芹丢失的30回原作矢志“探佚”之决心。

  曾在《深圳特区报》开设专栏

  2001年春,我南飞鹏城,调入深圳特区报社工作,重操旧业,继续耕耘于文艺副刊这块芳草地,再度拿起了为别人作嫁衣的“金针”,在“罗湖桥”这块繁茂的园林,相继编辑“名家新作”、“百家随笔”等版。于是,已经迈入耄耋之年的周汝昌先生,再度成为我约稿的对象。那是2005年9月,出于周先生红学研究之专长,我约请他为我报“罗湖桥”“名家随笔”版开设“红海拾贝”之专栏,每篇以一千多字的篇幅,以一种富有灵性的散文化笔法,从一些红楼人物的小处与细节写起,这个专栏持续一年多,周先生写得字字珠玑,颇可见出他对《红楼梦》这一著作的心得体会。后来,周先生将其结集为《红楼夺目红》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3年秋,我的文艺评论著作《守望与突进》要付梓,应我的盛情,周先生在两耳失聪、双目几乎失明的85岁高龄,挥毫为这部拙著题写书名,足见其奖掖后学之苦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周汝昌先生一直在从事一种感悟式的红学批评。周先生本身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书法家,所以,他的学术随笔也就满溢着才气与灵气,不是那种教条的八股文风,不是那种空洞的抽象的说教,而是具备了“才情”,是“才”、“学”、“识”的有机融合。周汝昌在治学过程中,反复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领悟与感受能力;表示对各种土八股、洋八股的摒斥与厌弃。他论学评文,强调文、史、哲三才会通,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强调感悟力、想象力、创造力,反对枯燥、生硬的分析与解剖。所以,周先生虽是一位以考证出名的、好像是钻故纸堆的“红学泰斗”、古典文学专家,却也是一位有着曹雪芹、贾宝玉那种真性情与李贽所说“童心”的才情学者。他是以一颗富有激情的诗人之心来解读《红楼梦》,因而他的红学随笔是他与曹雪芹、贾宝玉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中,贯穿着一种文化大视野。进入90年代,周汝昌提出将红学定位于“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

  95岁高龄的周汝昌先生驾鹤西去了,红学界失去了一位开启山林、擘划领域的开山大师,古典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学力丰湛的泰斗,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周汝昌先生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