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对谈:直面革命(图)

2012年07月27日15:32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2012年7月22日,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推出《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套书。四本装帧精美的大部头,也被媒体和读者称为“革命四书”,是历史学者杨奎松多年的著述合集。22日下午,“革命四书”发布会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等多名著名学者到场参加研讨。

  本文即为此次发布会记录整理稿:

  刘瑞琳:大家下午好,我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刘瑞琳。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准时光临,一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占用了大家休息时间。另外一方面,昨天的大暴雨让很多人今天按时赶到这个现场变得困难重重,我们有很多嘉宾是费尽千辛万苦赶过来,像来自台湾的陈永发老师。杨天石老师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今天上午的飞机从内蒙飞回来。王奇生老师也是昨天晚上的飞机没飞成,今天早上坐高铁赶过来的。更值得感谢的,还有一些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有赶过来的,比如说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他非常遗憾,他昨晚的航班被取消。像章百家先生,他今天上午的飞机要从哈尔滨赶过来,据说刚刚上飞机,本来是上午九点多的飞机,但是延误了,所以他可能会赶一个尾巴,但也在往这赶。在网上第一个报名参加的就是章诒和老师,她非常积极,当时第一个说要参加,结果她中午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还在香港机场呆着,她说已经呆了25个小时,而且昨天晚上在飞机上过夜。非常不容易,这么一场雨让我们小小的活动看出这么多的波折。出版社选日子的时候没有看黄历,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困扰和困难,实在很抱歉。

  我们今天的活动也特别从南京请来了特约主持李继锋教授。李继锋老师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民族史研究的博士,现在任职江苏省委党校,昨天幸亏他坐高铁从南京专程过来,没有耽误。熊培云老师也是坐高铁,没有耽误。下面把话筒交给李继锋老师。

  李继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下午广西师大出版社品牌理想国文化沙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直面中国革命”,杨奎松新书的对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大家已经看到这套书,这次杨奎松教授的新书,非常有份量,很多同志看到说像四大名著。我们作为同行特别羡慕,因为一般都是大家到了七十华诞、八十华诞,甚至百年之后才有这样的新书,但是我们杨先生还没过六十岁就有这样一套厚重的新书出版,今天我们也是围绕新书做一个讨论,来做一个沙龙。这套新书的主题是革命,因为革命这个词太火爆了,整个影响很大。火爆到什么程度?我昨天来的,在我来的前一天我的老家就地震了。我们说革命就像暴风骤雨,结果昨天据说是61年来最强烈的暴雨,这个暴雨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惑,尤其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像裴宜理教授没有办法过来,但是她还是写了书评,在书评里面对杨教授的著作也非常推崇,说充满了原创性。另外就是章百家教授也写了将近500字的祝贺信,等一下我们也会读一下。

  所以杨教授真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刚才我们在底下跟杨教授谈的时候说,实际上他树立了一个标杆,让我们同行或者年轻人向他学习,只要勤奋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好的著作,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三个优秀,一个是优秀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质量非常高的书,这套书的装帧非常好。革命当然应该是红色的,尤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充满活力的而且是鲜红的、大红的、红彤彤的,这套书也用了红色,但不是大红,而是有沉淀的红色。这个红色反映了杨教授思辩的能力,很有底气,也很雅致,不是特别火爆,看起来跟这个封面很协调。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的时候也感到很像西方出版的有份量的著作,装帧非常好。另外我们说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优秀的作者,杨奎松教授,他自己精选了他学术生涯以来比较好的、他最得意的四本书,一本书是关于《“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一本书是《西安事变探新》,还有一本书是《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另外一本是《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今天我不说闲话了,邀请我们的嘉宾,首先是杨奎松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他是我们这次互动的主角,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教授到台上就坐。另外是特地从台湾赶来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陈永发院士,陈院士也是台湾那边顶级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也是中国革命的研究专家,所以他来的话意义非同一般,否则的话就是大陆人的独奏,有了陈院士过来我们的研讨会就比较完整,我们讨论中国革命也就比较完整,因为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两个政党,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少一块都不行,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陈教授。还有一位嘉宾是杨天石教授,他在路上,等一会儿到。下一位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研究员。雷颐老师是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也是跟杨奎松教授是老同事、好朋友,今天请他来非常高兴。请到台上就坐。

  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李继锋:第一次认识杨教授是1999年的时候,杨教授记不得我,因为他是名家,我只是具体办事的。因为中央电视台正在拍《百年中国》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当时我是策划和历史的统筹,而杨奎松教授是历史顾问,另外还有杨天石教授也是这部片子的历史顾问。所以我当时对杨教授的印象是非常温文尔雅,说话很犀利,但是说话不多,非常内敛,我感觉到杨教授很有激情,也很专注。所以能有这样一套书,几百万字,这么厚重,我想是因为杨奎松教授把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专业上,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共党史的研究上,是他一生的心血。杨教授,不知道您的治学的心路历程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共党史,在大陆研究的话有一些困难的,但是杨教授用历史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路径,这之中有很多的心得,请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杨奎松:非常感谢,首先要感谢各位能够抽休息的时间专门过来,另外也非常感谢远道而来和专门为这件事而来的各位专家和学者。像李教授讲的,我本来想说因为“革命”这两个字,结果昨天暴风骤雨,他已经把这个话讲了,我只好讲另外一个话,那就是刚才他提到的,我确实没有想过在有生之年会站在这种地方请各位来参加我的书的讨论会或者座谈会。

  几个月前高华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我脑子里确实闪过一些念头,我当时想以大家对高华的那种怀念和对高华的那种尊敬,也许有一天我走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送我。当然我并不期望大家过来送我,但是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之后,我站在这和大家谈我的书,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我这里首先要做一个声明,其实本来选题也好,著作集也好,有的出版社早就跟我谈过,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今年之所以动这个念头,很大程度上我要感谢我的出版人,一直出了我几本书的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明确跟我讲希望出我的著作集,他希望得到我的配合。其实我一开始是答应了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说实话是因为我太太的坚持,非要广西来出,所以这个事情我最后只好选择了广西师大社。首先我要向汉唐阳光尚红科表示歉意,我已经跟他当面道过歉了。跟广西师大的合作,这个书摆在这儿,说实话我心里还是蛮高兴蛮欣慰的,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出这样的书,不光对我,而且对所有我们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史的学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包括跟刘瑞琳和她的那些年轻的团队一起共同合作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感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感受到他们工作的那种热情,对质量的精益求精,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向广西社,向理想国,向他们的团队,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具体说到这个书,刚才李教授说是新书,我想特别强调,我想多数参加会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四本书不是新书,是已经出版的书,现在市场还在卖,把它们集中起来,实际上是为了出选集的目的,另外也确实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我的研究,我是从1982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开始做历史研究,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共历史重新写一遍。但是为了写这部历史,我从中共诞生之前,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为止差不多30年,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到现在也就刚研究到五十年代。换句话来说,我在2000年以后开始做建国以后的历史研究,建国之前历史的研究我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换句话来说,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再去重新修订这些书,其实这些书里面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有个别的书还是值得修订的,因为后来出现很多很多新的资料。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包括建国这种题目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所以我现在没有力量再重新修订这些书。他们提出来说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后来我同意了,我觉得也可以,干脆我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了结,下面全力以赴的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真相

  这样的一个话题,无论做怎样的总结,对于我们这些做中共历史或者做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来讲,应该说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换句话来说,刚才李教授讲了,我们做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现代史,早期,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阻力,一个阻力就是资料,在我八十年代的时候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我是机缘巧合,非常非常巧地因为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而且分配到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中共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各种研究新成果的地方。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单位,无论你在大学,无论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单位,你都看不到的那些内部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他们的一些新的收获或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所以这两个方面帮助我在中共党史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至今我还是很怀念中共中央党校那段生活,尽管那段时间只有五年,但是那段时间对我的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传统的或者官方的说法有太多太多的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我的研究到今天为止我不认为这四本书就已经很好的回答了,或者很全面的回答了我们今天大家想要了解的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本书或者我对历史的这种解读和官方,和我们今天流行的这种传统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按道理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我从来不试图在观点上和传统、正统的党史说法进行正面的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学者,假如我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把中共党史定位为历史研究科目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任务第一是还原,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历史,无论我们从哪一个立场、从哪一个角度,从哪一种党派、哪一种民族国家,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更多层面的历史,我们都很难真正了解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况或者真实的情况。另外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最根本性的初衷,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最终还会大家选择不同的道路,最终会有一个失败,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失败?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在当代,生活在今天,我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无论失败的地方,无论问题的地方还是其他各种各样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实,所有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要了解历史是怎么走来的。同时我还要想办法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的。由于我们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制度本身,假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考虑讨论这些问题,从制度层面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外部的、内部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今天当下所存在或者所发生的包括我们今后可能会存在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希望能够从现实关怀出发,能够回答一些现实当中大家关心,包括我自己希望能够了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做的这个努力,在这里我已经把革命史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大家,这一部分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说都不全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书的讨论基本还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层,而不是集中在下层,或者说我对下层的照顾是不够的,还有很多下层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后来共产党、国民党谁胜谁败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没有讨论到。这次本来请了裴宜理和陈永发教授来,我特别希望跟他们的讨论对话当中,听听他们对下层社会的革命因素的高见。裴宜理教授写好几本书都是社会下层,包括讲华北农村问题、上海工人问题、安源矿工问题,她从政治学出发,做历史研究,但是非常遗憾,她昨天晚上在机场等了三个小时,但是飞机最后取消了。很有幸陈永发教授今天来了,他的最早的一部书,用他的话说叫《干革命》,英文叫《Making Revolution》,当年他的导师范力沛到北京的时候特别跟我推荐他的这位学生,我们很有幸后来认识了,也特别高兴,虽然他那本书已经是三十年前写的,但那本书开拓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做社会史研究的路径。他从比较宏大的角度但是深入到社会微观做了这样的一个讨论,今天上午我们还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这里最后要讲的一点是,我特别希望我的这种讨论只是基于历史的讨论,而且只是期望整个历史的真相得到呈现。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但我不希望用今天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对事物好坏的评价方法来评价历史。我希望先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我特别赞同陈寅恪关于同情之理解的说法。我希望我今后的建国史研究也能够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当然我这里要特别讲,建国史研究远比革命史研究更困难。一是档案资料太多,很难驾驭,没有办法全都看到。第二,因为它的禁区远比革命史更多。我们今天发表类似的建国史方面的文章,或者看类似档案的时候,都会受到更多的局限和更多的束缚。希望今后的社会会随着我经历过的那样发展,包括我们的政治能够更开放。因为在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的最大体会就是,我们离那段历史越远,它的政治敏感度就越低。所以我希望我能活的稍微长一点,那样建国史的研究也可能变得更开放一点。

  谢谢大家。

  过去的历史影响今天,百姓有必要了解真实的历史

  陈永发:各位来宾,我首先向我的老朋友杨奎松,祝贺他的四本书能够在广西师大出版社集结出版。我平常不太愿意在公开场合演讲,怎么样去表达思路,可是很遗憾,我始终不会,而且弄不好。你们大概也不知道,其实我在台湾受的完整教育,我在美国也呆了十年,我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我没学会这个东西。

  奎松在我心目中总是很年轻,六十能有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我自己比他稍微大一点,所以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史或者民国史领域要比他早。你们大概也会很奇怪,我怎么会进入这个领域?其实我进入这个领域,奎松刚才一直在讲在这里做研究的困难,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很多前辈写些东西,有的时候他们知道会有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述而不做,结果还是被找麻烦。我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台湾大学是不教这个东西的,台大的老师吴相湘告诉我们可以看什么,但是什么资料都看不到。我自己进入这个领域也有一些偶然性因素,刚好我的老师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我自己也是,但是我去到美国的时候也是美国左派运动最厉害的时候。我是69年去的,71年学校罢课罢了一年,我第一次见到美国的学生运动。我大概从1972年开始慢慢做。我们的关怀点、我们的切入点,我自己有一些问题,总是觉得我要想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当时我们在台湾的处境,我很想知道当时整个的历史怎么样过来的,特别是晚清、民国以后的变化。所以我对民国史非常有兴趣,我也尤其注意到共产党这方面的东西。我的基本想法也是说我们必须先了解,多知道一些知识,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了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的变化。我在台湾有一个最基本的动机,我只是想知道国民党跟共产党为什么弄成内战,而且在抗战的时候为什么后来国民党败,共产党能够起来。我只是关心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这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我会在台湾?因为我是外省人,现在台湾动不动讲四大族群,我是外省族群的第二代。但我的父亲是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的工人,是上海工人出身的。我从小跟着他,他后来进入军队。我们也受到一些教育,但是我们始终心里有一个问题,怎么搞的,国民党讲的那么好,为什么我们跑到台湾来了?所以我整个动机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从这里开始做。从1972一直做到现在,做了四十多年,奎松还很年轻,但是我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很多东西没有办法。

  他这四本书,我怕会讲不清楚,所以在来之前我把广西师大出版社让我写的四五百字,写了那么长,我把我的意见写在上面。不过我今天早上重新看奎松书的时候,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人大的,又是党校的,你比我方便,因为我们在台湾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材料很缺乏,看不见,让我很痛苦。其实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最早做的研究还好是做的农村,比较基层的研究,所以那些材料不涉及中共党史的范畴,所以材料少也没有关系。因为材料少我有材料少的写法,而且不用看材料,我就按照我的想法来写,我才不管你那么多。但是你们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材料比较困难的,我以前写的时候很羡慕杨奎松真好,很方便很轻松。我今天再重新看他的东西,我也不晓得他竟然也有那么多的辛酸痛苦。其实在那段时间,大家对中共党史有一些看法、想法,大家都是动摇的一个时代,奎松相信通过史料,通过文献,通过第一手研究开始,才能够把这些事情(写出来),而且要透过多方面的材料、国内外的材料。这些成果就集中在这四本书中。他的四本书我有的是看的第一本,有的是看后来的修订本,但基本上都是跟原始的论点都差不多。我当时看到就觉得写的真好,写的不错,我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自己在台湾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的缺乏材料。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时候,那些材料基本上也是你们的材料,不是台湾的材料。那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战的时候缴获的材料,躺在国民党图书馆里三十年,谁都不觉得重要,所以我就用了,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与社会政治变革在一起的。

  我跟奎松研究的进入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基本上相信一个东西,过去的历史很多可以影响到今天,而且过去的变化对我们真实的信息,我们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体会和理解。而且我们也都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把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独立起来做研究,而是要全面的看。奎松有时候看得比我还要广,把事情看得更复杂。我们都有这样的基本信念,而且我们认为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我总觉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必须要面对了解他们真实的历史。我们未来何去何从,不见得一定会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知识是需要有的。奎松提供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不仅是事实,而且还有一些见解、想法。奎松现在马上要写建国以后,我想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最有成就、最有成绩的一位。只是很遗憾的,另外一位很不错的南大的高华,他最近过世了,现在一切要靠奎松。

  我非常佩服一点,在1980年代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历史非常非常重要,台湾的老百姓也要了解。但是后来我在做的过程中有一种感觉,很奇怪,台湾的中国人跟大陆的中国人一样,有一个毛病,好像过去的事情都不相干了,而且他们都有一点对过去不屑于了解,对外国对其他的也不屑于了解,不过今天我看到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倒是觉得很讶异,我也非常高兴,所以没有我想象的大家对这个东西这么冷淡。我们在做的,可能在学界方面做的还是很不够。我希望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们在台湾做研究也是满腔热血,结果我在台湾搞了四十年,学生也没培养几个,也没有出过几本特别的书。可是你们在这边,奎松在出版方面(很好),另外你们在北大或者在华东师范大学,我一直很佩服,做的有声有色。我看到有很多年轻人也会投入,这是我非常佩服的,我也希望他们将来可以做更好的东西。历史,说实在话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当代的关怀,或者注意的想法不一样,应该有变动,但是要了解它,这个是需要累积的,至少奎松在两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明年奎松就是六十了,恭喜你,我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要恭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有这个眼界,在今天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也是在剧变,很多东西在变,变了很多。我想你们这个时候也要多了解,尤其是在共产党怎么带来的中国变化,这些变化是怎么样的,所有的制度、文化各方面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李继锋:谢谢陈院士。陈院士跟杨教授都是两岸在研究中共党史方面顶尖的人,他们两个人是“对手”,他们除了互相赞美之外,也互相的批评,所以他们之间的交谊是我们史学界和海峡两岸交流的一段佳话。刚才我们听杨教授的演讲,他是特别理性的人,不是一般的理性。我非常喜欢读二杨的书,杨天石先生的书和杨奎松先生的书,当然杨奎松先生的书的特点就是文字特别干净,没有什么罗嗦的,也没有什么夸张的形容词,几乎都看不见,但是他把一个故事情节交待得非常清楚,把故事梗概交待的非常有吸引力。今天杨天石先生,他是从内蒙古赶过来的,非常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杨奎松教授是我的师兄,因为他是78级,我是79级的,但是杨天石老师是我们的前辈,不只是他的文风,不只是他对资料的熟识和掌握,特别是近几年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杨奎松教授著作里面也提到国民党的反共和联共,也提到西安事变的问题,这些问题当中很多都和杨天石教授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也请杨天石教授讲讲您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包括对杨奎松教授学术的成果,他的治学理念您的一些看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杨天石:我是从内蒙赶回来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两天一直在内蒙参观考察,本来今天还不该回来,但是这个会我一定要参加,所以上午刚刚回到北京。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会呢?一个是向奎松表示祝贺,一个是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敬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年出了很多好书。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没有想好我应该讲什么。第一,这四本书我觉得都是精品,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精品,都是要想了解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读者或者研究人员必读的书。这些年史学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出版过各种各样的许多近代史的著作,我觉得奎松的这四本书应该说是代表了这些年来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的精品,不可以不读。这是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我觉得这四本书都是讲真话的书,是写真正的近现代史的书。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出过许多近代史、现代史方面的书,我总的感觉是假话太多,不真实的东西太多,被掩盖的东西太多。这四本书我虽然不敢说四本我从头到尾都读过,但是至少其中有两本我可以讲是一字一句都读过的。一本是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奎松的这部书最初是在《百年朝》杂志上连载的,我当时是《百年朝》杂志的主编,应该说他这部书我是每期都要编,当然每一句话,甚至于每个标点都不会放过。其次是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个书原来是《中国国民党史》里边的一部,因此这个书我不是读了一遍,而是读了好几遍。其他的两本书,我大部分内容是读过的,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个看法,这四本书没有假话,没有假的历史。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曾经这么讲过,那个记者问季羡林先生说你是不是讲真话的,季先生说当然我讲的话都是真话,但是我不能保证我把所有的真话都讲了。以前我们近代史研究的只有一个老的领导,中华民族史总的主编李新同志,他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写作的人讲过,他说我们写书可以讲5%的废话,也可以讲5%的套话,但是假话一句话也不能讲。奎松的这几本书,我不敢说奎松是不是把所有的真话都讲了,这个只有奎松自己能回答,他最清楚。但是我想奎松这四本书没有假话,没有废话,没有套话,句句都是真话。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

  第三个想法,这四本书给我的感觉,资料非常丰富,有大量的资料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有大量的史实也是我们不知道的。我曾经跟中央文学研究室的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同事讨论过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这本书是金冲及同事写的序言,我跟他谈,我说这个书幸亏有了你的序言,如果没有这个序言的话恐怕这个书能不能出版,会有问题。金冲及跟我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在这么一个课题上,就是毛泽东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这个课题说,奎松能够把材料收集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说句老实话,研究中共,研究毛泽东跟共产国际的关系,跟苏联的关系,这个是很多学者,虽然有兴趣,都是望而却步的题目。但是奎松他进了这个领域,能够搞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了。

  研究视野决定了研究水平

  第四个想法,我觉得奎松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的视野比较广阔。历史就好象是海洋似的,太大了。我们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不管他如何勤奋、如何焚膏继晷、日以继夜的进行研究,每个人一辈子所能够研究的问题往往也只是历史大海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历史学家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的人研究近代史,有的人研究现代史,有的人研究古代史,或者说这个人是研究孙中山的,这个人是研究袁世凯的,这个人是研究蒋介石的,每个人是拿了一个小的勺子去从历史的海洋里摇了一勺之水,但是实际上历史太广阔了。所以我说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一定要研究国民党的历史,同样,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也要研究中共党史,只有这样我们在观察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重要的政党的时候,由于两个政党的文献资料你都看、都读,两个政党的观点、立场你都去了解,你的观察、你的研究才可能是全面的。但是很可惜,我们许多研究工作者都只能研究一个方面,甚至于只研究一个人。

  奎松的研究,他的这四本书,我觉得说明了他的视野、他的研究角度是宽广的。奎松最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研究中共党史,这些年来逐渐研究国民党史。奎松的这四本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共产国际运动史。《“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研究中国革命,也是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是研究国民党史。所以奎松的研究特点是一个比较广阔,跳出了坐井观天的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能够从比较广阔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我觉得这个是他著作的重要特点。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研究一个方面,研究一点,他的研究水平是必然受到局限的。这是奎松著作的第四个特点。

  最后还是祝贺奎松四本书的出版,另外也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一次推出他的四本书表示致敬,谢谢大家。

  李继锋:像杨天石研究员这样一个内功非常深厚的顶级历史学家,真正读懂杨奎松教授的书,普通人看到很好,但是好在哪里恐怕没有杨天石研究员这么清楚,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贡献杨天石研究员。历史学家要成功的话机遇也很重要,杨奎松教授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到中央党校,然后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又到中国人民大学,都是最顶级的研究机构,他的成就为什么这么高,就像杨天石先生讲的他是大器早成,这种特殊的机遇他才能成。在近代史所这段经历对杨教授影响非常大,雷颐教授跟杨教授也是好朋友,而且这套书印出来第一个签名就是送给雷颐教授,请雷颐教授讲几句。

  他把中共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

  雷颐:我讲三点,首先向奎松表示祝贺。第二讲我和他的关系,这套书出版我也感到与有荣焉。因为我是1985年到近代史所工作,从1985年夏天就认识了奎松兄,他给我们投稿,当时他的老师正好在我们编辑部,不断有他的稿子来,我就开始给他编稿,就认识了。我们一直关系非常好。刚才我本来要讲的细节,杨先生已经讲出来了。我们在看很多档案很震惊,但是没有办法标出,怎么办?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去掉档案号、卷宗号,只留毛泽东几月几号一个讲话。所以这本书很多文章写成的书,最开始我也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经过我们的手,很多篇是经过我的手出来的,所以我也是感到与有荣焉。他后来调到近代史所革命史室当主任,由于我们的关系很不错,他希望我到他的室工作,所以我在他的手下,他是革命史室主任,我是做研究,我们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第三点,如果有一个小标题的话,这个标题大一点的话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杨奎松。这套书的成果已经可以给他的学术做一个定位了。再小一点说,中共党史研究上的杨奎松。怎么样表达他的学术定位呢?一句话,他把中共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可能很多人奇怪,中国党史怎么是法学?我也是很晚才知道,虽然我上历史系很早。因为中共是严格按照苏共、联共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基础学科、指导性学科,中共当史是高于历史的学科,是要指导历史研究的。所以在中国49年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中,它是高于历史的一个学科,是历史学科之上的,叫做指导性学科。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恢复学位制碰到问题了,从前没有学位制说它是高于历史的指导学科,到了八十年代初恢复学位制,你把党史授什么学位?授历史学吗?那就证明它是历史学。最后决定,所以党史划归为法学,学党史的人都是授于法学学位。我当年是历史系学位,奎松就是法学。我劝诸位,你们要打官司,你要看他是不是学党史出身的,如果是学党史出身的,他的法学基础跟你差不多。

  真正把党史变成了一种学问,一种学术,这个是从78年、79年陆续在党史学界就有这个呼声,已经有很多人从老中青各方面作出了努力。比如关于陈独秀的研究,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关于西路军的研究,很多人在这方面都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并且很多人因此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我参加一个史学理论讨论会,其中把党史的人也喊来了,党史的青年学者,当时奎松还算是青年,强烈呼吁,说党史就应该是历史学。而那些老先生很愤怒,说党史是高于历史的,你们为什么觉得要把党史变成历史。所以从83年、87年到89年,每次反自由化,要求把党史变为历史学是自由化思想在党史学界的一个表现,是党史学界始终要批评的,要批判的。这是一个时代的要求,一个时代的呼唤,许多人这方面作出了成就,而集大成者是以杨奎松、高华为代表。我说以他们为代表,因为这些年我了解很多人作出很多成就,但是奎松兄的这套书,他的成就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解放,确实要求把党史变成历史学的要求的一个体现,具体就是在奎松四本书上体现的,在高华的那一本书上也体现了一点。回到我刚开始说的那句话,杨奎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把党史从法学变成了史学。

  谢谢。

  李继锋:台上几位嘉宾都已经发表完他的意见,我们请台下的嘉宾们说说。

  党史界的清道夫

  炎黄杂志社徐庆全:我跟奎松认识年限很长,奎松兄的文章是一传手,我是二传手,雷颐发了以后我就摘过来,我记得在《炎黄春秋》上发奎松最长的文章连载了三期,那时候我还在党史圈外晃荡。我跟奎松95年就认识,我觉得杨奎松这位老兄长做学问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震撼,刚才讲到南高北杨的问题,我特别赞成。高华我也很熟悉,杨奎松我也很熟悉,他们俩做学问的路子是两个路子,刚才杨天石讲高华的缺陷是没有看到档案,我也赞成这个说法,但是高华恰恰因为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当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来,所以高华才那么高。至于杨奎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利用新材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旧材料结合起来,他梳理出一条路。所以这两条路对我这种外行来讲都是非常震撼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学过党史,但是编杂志我确实是在看一些东西。当时看杨奎松写的《延安整风》一个章节,对于我这种门外汉来讲非常震撼。现在他们俩基本代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两条路子,但是是殊途同归的。我觉得这两条路最终都有一个相同点,都是走的实证主义的路子。他们的书中没有假话,而且他们都像我们看侦探小说或者拼图一样,把历史事实拼出来了。杨奎松这四本书我都读过,而且有三本我写了书评,就《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那本我没有写过,因为当时我跟杨天石先生、杨奎松先生在一起办《百年朝》,我是他们的下属,杨先生是主编,奎松副主编,我是编辑部主任,当时连载六期的文章我也是一字一句都读过的。

  这次出来的书,奎松一直讲说都是旧书。但是旧书,多年以前的书,现在还能代表中共党史界或者说中国国共两党研究的最新成果,出了以后还能接着出,我觉得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杨奎松是中共党史界的代表性人物。做学问,刚才杨天石先生讲到大气问题,我觉得你讲到的是视野宽阔问题。我觉得奎松这个人大气,杨奎松做人非常大气,非常认真。当时出版《百年潮》的时候,本来郑惠是让杨奎松当主编的,杨奎松推辞了,他说我的学问不够,他推荐了另外一个学问很深的人,就是老杨,所以他这个人做人非常大气。去年学术界纷纷扰扰说他跟金一南有一个叫板,很多人都说杨奎松这个人属于比较叫真儿或者比较小气,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他这个人一点不小气,他叫真是对的,因为他对历史上有些人借着历史说假话,或者有些人借着历史搞颂歌,他是极为反感的。所以我说杨奎松是清道夫,清道夫什么意思?就是足球的后卫,一脚给踢出去。但是清道夫又是南非的一种鱼类,专门吃海洋里的垃圾。他对中共党史界的垃圾产品,他一个个批驳过。我认为杨奎松的学问,每次他的东西,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都是我个人学习的好榜样。

  谢谢大家。

  文革以前一直都是革命史

  王奇生:我是北大历史系的王奇生。我是杨奎松教授的老粉丝,为什么说老粉丝?我年龄比较老一点。还有一点,我成为他粉丝的时间比较早。我们认识也是非常长的时间,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词,但是我已经是他铁杆粉丝。今天大家谈了很多我不来重复,但是我谈一点,这套书,我那天跟他讲,你为什么只出这四本,我说应该把另外一本加进去,那就是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他说也考虑过。他刚才介绍的时候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两个时段,2000年之前研究革命史,2000年开始研究建国史。可见他划分为两个时段,两个范畴,他认为49年以前是革命史,49年以后是建国史。但是这点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是革命史。所以我认为他的“革命”四书应该成为“革命”五经。但是他现在不到60岁,到70岁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拿出来“革命”四书加“革命”五经。

  中央党校王海光:奎松从中央党校的门出来的,但是他在中央党校的时候我们两个并不熟,他走了以后我倒是听说他的一些事。有些老先生说,杨奎松做学问挺怪,和我们做的不一样,不是那个路子。在那个时期,刚才奎松讲了他为什么要走开,我就想着这也是一个原因。在一个党史的路数中间怎么能跳出来,跟传统的党史进行分离,把一个宣教之学拉入到历史的学科之学,在这上面奎松给我们作出一个榜样。我觉得奎松这几本书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有几本我还是认真阅读过,《“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我还做了很大的书评,好像有三万字。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很难得,难得在做学问的心上。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段时间,从学的路子并不是太顺利,特别是做党史更不顺利。从党史出来的人转过来做别的学科,做政治学也好,做社会学也好,做其他学科也好,很多都是从党史出来的。但是党史出来做别的学科很有成绩,唯独党史做起来很难。这个难一个是资料的缺乏,再一个能够坚守这块清苦之地也很不容易,他面临着你要和传统的一些成见旧说进行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还面临你发表东西很困难,还面临你得到材料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奎松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们在圈里,在这个行道当中做的这些人知道能做出这些成就是多么难、多么不容易。我就是给奎松兄是祝贺。这一个阶段性成果,希望把下面五经再做好。

  王巍:我是一个商人,所以从门外汉的角度来谈。高华和杨奎松的书我都读了,十年前读高华,这几年读杨奎松。非常感触两点,第一,目前中国大部分书在灌输意识形态,制造民愚,甚至调动民愚,你们在启发民智,所以我感谢你们。第二,这么多年中国关于历史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太多的煽情、口号、空洞的东西,你们的东西重视证据,平和讨论,从这一点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周志兴:我是共识网的周志兴。首先祝贺奎松出了这么大部头的书,今天在这我很惊讶,有这么多年轻读者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这个院子,我从75年到80年在这个院子工作,那时候也是很多年轻人,但是那时候我们学不到这些东西。奎松这几本书,奎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肯定是由于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刻苦,而且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研究办法。按说奎松走过的路子我都走过,中央档案馆也是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但是我后来知难而退,我觉得我做不了这活。这活还是得像杨奎松先生、杨天石、雷颐、马勇他们做的事。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觉得中国有希望。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能够关心党史,这是第一。第二,希望大家能够向奎松学习,钻研刻苦,把中国历史搞清楚,把中国的未来搞上去。

  谢谢。

  展示历史的真实必有一种价值的担当

  高全喜:非常感谢能够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但是杨奎松教授这套书的出版我要为他祝贺。刚才大家对杨奎松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贡献,他这些著作的学术成就,大家都已经评价很多,我根据雷颐教授的评论谈两点自己的感想。第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一个历史著作,展现历史的真实,把一段历史的真实故事描述出来,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学术界应该提供的一个正常的作品。但是我感觉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尤其是革命历史中,尤其是共产党革命历史中,要看到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太难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奎松教授的一系列作品令人敬佩的就在于他展示了这样一个真实,中国历史,尤其共产党的历史,这六十年到底真实状况是什么。刚才谈到杨奎松教授最主要的贡献是真实的历史,我还稍微有一点不太赞同,我读他的著作,我觉得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情况下,能够展示历史的真实必有一种价值的担当,如果没有价值的担当就不可能呈现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背后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有一套历史观,有一套他对历史的善恶、真假的基本判断,有一套中国百年历史演变的自己的逻辑的认识。这一点来说,他不单纯是历史学家。如果历史学家把真实呈现出来,我觉得很高明,但是我不一定很敬佩。但是他在呈现历史的时候,灌输他对历史的真理或者历史内在正义性把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历史学家可能更加的让人敬佩。

  总的来说,我对杨奎松教授这套书表示祝贺,也非常钦佩。

  党史研究重心转回中国

  徐思彦: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八十年代初认识了奎松,在座的我可能不是奎松最老的朋友,但也是比较老的朋友之一。关于奎松在学术上的贡献,这四本书的学术价值,刚才永发院士、杨先生、雷颐研究员都已经做了很深刻的阐述,我不再重复。我想特别强调两点,一个是奎松的勤奋,一个是他的坚持。关于勤奋,今天的成就一定是他非常刻苦、努力的结果,大家无论怎么想象都不过分,他每天都在研究,每天都在写东西,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他的坚持,我要特别强调。他的研究有很多是做颠覆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可能会引起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各种目的的不满,他也遇到过不同的风浪。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在坚持做,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坚持的精神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所有有志于做这些研究的年轻朋友都应该学习。

  最后我也是特别祝贺奎松这四本书的出版,也向广西师大出版社表示敬意。

  马勇: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同事,我们一般比较喜欢说杨老师,或者小杨老师。我们也是认识多少年,学术方面大家刚才都已经讲了,我想说一下我的阅读感想。小杨老师做的内容对我个人来讲真的是不懂的,我那天跟他聊天也讲,其实一直在跟着看。一个最重要的感觉就是小杨老师对选题非常重视,而且选的确实有价值。另外小杨老师的方法非常不得了,他一定穷尽全部的资料慢慢的做一个完整的研究。但是更重要的,他整个重构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式。他的成果通过这几本书和其他的成果,将来你是没办法绕开它做中共党史的。中共党史真正脱离意识形态的状态,真正变成科学,可能就是从小杨老师和其他当代党史研究的这些人开始的。还是要表示衷心的祝贺。

  王焱: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杨奎松的书我没有全部都读,读过一部分,八十年代说研究近当代难于研究三代,但是当代反而比夏商周更难研究。因为当代的历史,特别是党史牵涉到很多当代的意识形态问题或者是利益问题,很多早先学党史的后来转学,觉得很难做下去,材料也少,理论也受限制。现在终于高华、杨奎松突破过去对党史的看法,法学变成历史学,真正有了它的学术环境,不要说其他的贡献,我想这就是一个贡献,党史研究中有一些人打开了过去党史的禁区,使它真正变成有说服力的历史学,这就是很大的贡献。学术可能是一代超越一代,不管将来后面人做的党史、近现代史,在学术上资料的完善、考证的细密、理论的发明有可能超过这一代人,但是开路人的功劳是永远不可能被抹煞的。这就是我对奎松教授这四本书的感想。

  研究历史是为了关怀现实

  哈佛商业评论记者程明霞:我之前听到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进入一个死胡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能做的已经很有限,下一步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发挥作用。不知道杨奎松老师和其他几位历史学家,你们研究中共成功之道以后,不知道怎么看待中国下一步发展。

  杨奎松:我一直说我是研究历史的,读故纸堆,所以要评价今天特别是今后的发展,我想我没有资格。当然在这里面我可以讲,因为我们研究历史,我们更多的是关怀现实,希望通过现实当中的很多问题激发我们对历史的回溯或者反思。很多历史话题是从现实当中提出来的。你提到的这些东西,假如说我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我个人的回答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要突破意识形态的框架或者束缚。如果整个意识形态还是旧的、传统的,脱离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现状和现实,包括社会矛盾本身的特点,意识形态讲一套话,现实生活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样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换句话说,一定需要领导者或者执政者有一个足够的勇气,能够把我们历史中各种各样的东西总结起来,看到未来的前途,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走向是什么样。如果我们还是完全从过去的思维逻辑出发的话,我们永远走不出来。

  李继锋:由于时间的关系,因为杨教授的书和中国革命的话题是一个极大的话题,二十世纪就是中国革命的大世纪,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改变了每个人的命运,刚才陈永发也特别提到研究党史非常重要,毕竟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这个国家在整个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要了解中国,必须要了解党史,否则的话你很难了解真正的中国。

  章百家先生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也是奎松的同事和好朋友。我简单念一下:

  “我与奎松是老同事老朋友,他的四部著作凝聚他多年的新学,自出版之后多次印刷,他本人也做过不少修订,例如《“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修订后的内容比原先丰富许多,这反映他不断进取的精神。奎松治学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掌握极其丰富的史料,第二是坚持独立研究、独立思考,从不因循守旧,这使他的著作带有很强的思想性,在革命史领域他搜集史料的广泛程度以及他对史料的熟悉程度是大多数同行学者难以相比的。我认为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在今年出版的国共关系史著作中最具创新突破的,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奎松是一个佼佼者,也是一个先行者,近年来我们看到爱一批更年轻的学者正在崛起,希望奎松今后再推出新的力力作,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拿出有分量的新作,也特别希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始终慧眼识珠推出更多有历史价值值得读者珍藏的精品。最后再次向奎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表示祝贺。“

  本来想给读者多点提问的机会,我现在反过来要提问一个问题,7月23日是什么日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日子。这个时间是非常巧的时间,一大的召开就是7月23日。我们后来讲这一天是开天辟地的,其实当时所有的参与一大的人没有觉得是开天辟地的一天。后来问到建党是哪天,他们都忘了。如果毛泽东知道这一天是开天辟地的话,他一定会记住,就像我母亲一定会记住孩子的生日一样,当时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事业会做这么大。所以这不是理论推导出来,不是你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成功的,真正能够成功而且坚持到现在的已经极少了。刚才陈永发教授特别提到对比,在中共当时和中国革命史领域里面是南高北杨,高华又是我的同门师兄弟,但他的成就,他可能档案用的比较少,可能这也是他文章中的一个弱点。为什么是这个弱点?因为他没有杨教授有这么好的机遇,他没有在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工作过,所以他只有艰难的路,当然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在整个中共党史宏观的把握上,杨教授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从杨天石教授,因为他就是一个对史料特别重视的学者,这种学风也传递给很多人,包括杨奎松教授,也影响了我们,影响了在座的许多人。因为史学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所以你用任何理由违背真实那一定是错的。杨奎松教授的任务很繁重,特别是在高华教授去世之后,杨奎松教授责任更加重大。今天也说了在后面重点研究建国之后的历史,所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也都想好名字了,前面叫革命,后面叫建国。我们也非常期待杨教授在未来的五年或者十年推出第二套非常精彩的文集。当然,更重要的,您在写作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因为您已经是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奠定了非常重要、崇高的位置。

  非常感谢杨奎松教授亲自来参加他的作品,还有他的夫人也是为这个活动出了力。我们当然还要感谢台上三位嘉宾,也要感谢台下的嘉宾,以及坚持到现在的读者们。最后还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瑞琳主编,还有他们非常优秀的团队。谢谢,今天活动到此为止。

  by戴学林

  2012年7月22日,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推出《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套书。四本装帧精美的大部头,也被媒体和读者称为“革命四书”,是历史学者杨奎松多年的著述合集。22日下午,“革命四书”发布会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等多名著名学者到场参加研讨。本文即为此次发布会记录整理稿:

在新书发布会上签名的杨奎松
在新书发布会上签名的杨奎松

  刘瑞琳

  大家下午好,我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刘瑞琳。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准时光临,一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占用了大家休息时间。另外一方面,昨天的大暴雨让很多人今天按时赶到这个现场变得困难重重,我们有很多嘉宾是费尽千辛万苦赶过来,像来自台湾的陈永发老师。杨天石老师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今天上午的飞机从内蒙飞回来。王奇生老师也是昨天晚上的飞机没飞成,今天早上坐高铁赶过来的。更值得感谢的,还有一些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有赶过来的,比如说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他非常遗憾,他昨晚的航班被取消。像章百家先生,他今天上午的飞机要从哈尔滨赶过来,据说刚刚上飞机,本来是上午九点多的飞机,但是延误了,所以他可能会赶一个尾巴,但也在往这赶。在网上第一个报名参加的就是章诒和老师,她非常积极,当时第一个说要参加,结果她中午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还在香港机场呆着,她说已经呆了25个小时,而且昨天晚上在飞机上过夜。非常不容易,这么一场雨让我们小小的活动看出这么多的波折。出版社选日子的时候没有看黄历,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困扰和困难,实在很抱歉。

  我们今天的活动也特别从南京请来了特约主持李继锋教授。李继锋老师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民族史研究的博士,现在任职江苏省委党校,昨天幸亏他坐高铁从南京专程过来,没有耽误。熊培云老师也是坐高铁,没有耽误。下面把话筒交给李继锋老师。

  李继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下午广西师大出版社品牌理想国文化沙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直面中国革命”,杨奎松新书的对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大家已经看到这套书,这次杨奎松教授的新书,非常有份量,很多同志看到说像四大名著。我们作为同行特别羡慕,因为一般都是大家到了七十华诞、八十华诞,甚至百年之后才有这样的新书,但是我们杨先生还没过六十岁就有这样一套厚重的新书出版,今天我们也是围绕新书做一个讨论,来做一个沙龙。这套新书的主题是革命,因为革命这个词太火爆了,整个影响很大。火爆到什么程度?我昨天来的,在我来的前一天我的老家就地震了。我们说革命就像暴风骤雨,结果昨天据说是61年来最强烈的暴雨,这个暴雨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惑,尤其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像裴宜理教授没有办法过来,但是她还是写了书评,在书评里面对杨教授的著作也非常推崇,说充满了原创性。另外就是章百家教授也写了将近500字的祝贺信,等一下我们也会读一下。

  所以杨教授真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刚才我们在底下跟杨教授谈的时候说,实际上他树立了一个标杆,让我们同行或者年轻人向他学习,只要勤奋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好的著作,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三个优秀,一个是优秀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质量非常高的书,这套书的装帧非常好。革命当然应该是红色的,尤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充满活力的而且是鲜红的、大红的、红彤彤的,这套书也用了红色,但不是大红,而是有沉淀的红色。这个红色反映了杨教授思辩的能力,很有底气,也很雅致,不是特别火爆,看起来跟这个封面很协调。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的时候也感到很像西方出版的有份量的著作,装帧非常好。

  另外我们说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优秀的作者,杨奎松教授,他自己精选了他学术生涯以来比较好的、他最得意的四本书,一本书是关于《“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一本书是《西安事变探新》,还有一本书是《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另外一本是《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今天我不说闲话了,邀请我们的嘉宾,首先是杨奎松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他是我们这次互动的主角,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教授到台上就坐。另外是特地从台湾赶来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陈永发院士,陈院士也是台湾那边顶级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也是中国革命的研究专家,所以他来的话意义非同一般,否则的话就是大陆人的独奏,有了陈院士过来我们的研讨会就比较完整,我们讨论中国革命也就比较完整,因为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两个政党,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少一块都不行,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陈教授。还有一位嘉宾是杨天石教授,他在路上,等一会儿到。下一位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研究员。雷颐老师是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也是跟杨奎松教授是老同事、好朋友,今天请他来非常高兴。请到台上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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