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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鉴定还需科学解释

2013年08月05日03:08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湖南瓜农与城管冲突致死事件过去半月,死者邓正加的尸检报告7月31日晚间由临武官方对外公布。报告显示“邓正加系外力作用诱发脑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对于这份报告,邓正加之子邓青强明确表示“全家人都不接受”。

  10年前的司法鉴定,还是一团乱象,因案件各方对司法鉴定的接受程度不一而产生缠讼的个案频繁发生。这其中,以湖南“黄静案”最为轰动。这宗当年的“中国互联网第一案”曾历经5次尸检,先后产生6次死亡鉴定,且每次的鉴定结果都不尽相同。

  湖南瓜农与城管冲突致死事件之后,当地可能也顾及自我鉴定于程序正义不合,遂在当天将样本连夜送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法医病理学组织切片检验。这次公布的,正是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病理组织学检验报告。

  死因鉴定报告在刑事诉讼法上被归属于“鉴定结论”,这是一种言词证据,亦即它代表的是鉴定人在某个专业领域的个人意见。正因为鉴定结论的专业性,它和普通民众存在一定距离。但从证据出发,至少目前无法将“腐败”或“不公”的标签贴在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这份法医病理组织学检验报告上。

  对于鉴定人来说,鉴定工作也不能止于出具一份报告,还需要解释其科学性与公正性。以往鉴定人只出具书面报告,新刑诉法针对此现象,特别规定了鉴定人出庭制度。相信借助于控辩双方对鉴定人的交叉询问,民众自会从中感受到公正与不公的所在。 (摘自8月3日《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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