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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2013年11月22日15:37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当时的奉天城,是一个国际性都市,日、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馆都设在这里,还有一些商务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

  张学良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复杂的环境里开始了他新的学习生活。

  张学良和与其同龄的中国青年不太相合,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演会及各种球赛等。基督教青年会成了张学良开阔视野的场所,学习社会知识的课堂,结交朋友的基地。他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开始接触西方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享受了一些在自己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许多在传统式的中国家庭、尤其是像张作霖这样草莽绿林家庭所缺乏的气息。他在这里学会了打网球、乒乓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在今天看来,这些是比较平淡的事,但在60多年前的中国,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他还学会了英文,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这段时间里,结识了一些西方朋友,如詹姆斯·爱尔德,他俩成了莫逆之交。后来爱尔德做了张学良的私人管家。当张学良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写到,他受西方老师和朋友的影响超过了本国的师友。

  张学良出生于草泽之间,孕育他的社会,是硝烟连年、杀伐常见的不安定社会;孕育他的家庭,过着朝夕不宁、动荡无终的兵马生活。他幼年丧母,其父热衷于权力争斗的官场,对家庭子女虽有抚育照顾之心,却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张学良失去了母爱,应该得到的父爱也没有得到。家门前虽然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占据张学良心灵的却是孤独与空虚。

  张学良的性格与绿林草寇、马上枭雄的父亲不同,他厌烦暴力、动荡,希冀安定、和平。他不想做称霸一方的草寇,不想做什么将军,他希望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学一门知识。但这种念头刚一萌生,就被他父亲扼杀了。有一次,张学良提出去美国留学,希望得到父辈们的支持。结果,东北的父辈元老们不仅不支持,还抬出“父母在不远游”的圣训拒绝他。还有一段时期,张学良决心成为一名学者,在北京国立大学登记报了名。但大帅为他选择的是军人的生涯,而不是学者之路。

  1916年,张学良的父亲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独揽奉天军政大权。“君临”奉天之后,他便开始为称霸全东北做准备。不出两年,他果然如愿以偿,捧到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印鉴,当上了“东北王”。张作霖是个很有政治谋略的人,称霸东北之后,深感单靠“绿林”兄弟,不能创兴大业,必须招揽人才,提高部下的军事素质。1919年3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停办多时的东三省讲武堂。他把绿林伙伴张作相、汤玉麟、阚朝玺等都送到讲武堂学习军事理论。与此同时,他也从北京召回张学良,送他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是一所以培养中下级军官为目的的军事学校。张作霖对此寄予极大的希望,课程设置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差无几。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出身的军官。

  张学良学习勤奋,训练刻苦,从不以老帅长子自居,深得教官与大多数同学敬慕。尤其是战术教官郭松龄看他抱负雄伟,大有可为,足以承袭老帅之职而倍加赏识,不仅教他战术课,还辅导他学习数学、物理及高等军事学。张学良在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等六大军事课目,为他以后统帅奉军,征战沙场铺下了坚实的基石,为他风暴式的人生注入了搏杀的资本。张学良毕业后,老帅采用一系列可能奏效的方法,促成其“将门虎子”的名声,以便使之成为自己的继承人。1920年春,张学良以20岁少龄统带巡阅使署卫队旅。为改革旧军队,张学良向老帅推荐郭松龄做自己的参谋长。张学良在讲武堂学习时就非常敬重郭松龄,佩服郭博学多识、遇事冷静、刚正凛然的英雄气质。郭松龄年长张学良19岁,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担任过广东军政府警卫军的中校参谋、韶关讲武堂教官,既有经验,又精通理论。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是可以弥补他自身缺憾的最理想的人物。老帅渴望少帅早日成熟,应允了张学良的请求。郭松龄做了张学良的副手之后,专心整治军队,时间不到一年,卫队旅名冠各军之首,军容为之一新,绿林弊端一扫殆尽,一跃成为奉军劲旅。1920年秋,吉、黑两省土匪作乱,张作霖派长子张学良率队进剿,大获全胜,张学良在奉军将领中初露锋芒。同年,直皖战争期间,少帅率领他的第三混成旅入关“调停”,参加过零星战斗。从1920年起,张学良在东北政治、军事各项事务中逐渐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职能,开始进入决策圈。

  1920年11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少将。二

  少帅是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华夏骄子。1921年,他接受父命,东渡太平洋,观看日本军队秋季军事操练。岂知此次东渡,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损伤,强烈的反日情绪萌生于心底。当日本人问他有何观感时,张学良回答: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归国后,他提议对整个奉军进行全面整治,整顿军纪,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决心赶超日本。他父亲采纳了他的建议。

  直皖战争结束后,张作霖操纵北京政府,大有一言九鼎之势。直系军阀吴佩孚深感愤怒,痛骂张作霖把持政局。奉张、直吴两军剑拔弩张,达到了不兵戎相见别无他途的地步。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坐镇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军分东西两路,向直军发起全面进攻。张学良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位居中锋,直捣直军吴佩孚总部所在地保定,作战对象是直军精锐。

  奉军西路一战即溃,东路第一梯队、第三梯队也先后崩溃,唯有张学良所部进军顺利,攻势甚猛。直军特别重视张学良的中路先锋军,调动劲旅,以优势兵力对付张学良。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张学良在郭松龄的辅助下指挥有方,设计使直军误入奉军埋伏圈内,致使直军惨败。虽张学良、郭松龄所部取得了局部战争的胜利,但终因奉军全线崩溃,败局无法逆转。张作霖见势不佳,急令总部退却,并用急电调张学良回部开会,脱离险境。张学良在山海关集结败兵,重整旗鼓,迎击直军。郭松龄与张学良密切配合,临危不惧,阻止了直系军队的进攻,使吴佩孚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遭到了失败。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了,但张学良却在郭松龄的帮助、扶持下显露了才能。回到奉天后,张学良被任命为军长,兼奉天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主持军官的训练工作,并被委任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直接统领奉军的训练、编制的整理。整编中,成立了东北航空处,张学良任督办。

  1924年,东北空军组建完毕,成立了四个空军大队,从国外购进新式飞机120架,张学良又出任东北空军司令。

  1924年9月,皖系军阀卢永祥与江苏直系督军齐燮元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为雪上次兵败之耻,下令调兵入关,“维护和平”,导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张学良任第三军军长,与第一军在战斗序列上编成联军作战,负责向山海关的直军主力正面进攻。实际上,这次奉直大战,奉军的前敌指挥大权由张学良控制。奉直大战的正面战场在山海关,双方都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直军首先抢占了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张学良指挥部队从左右两翼进攻,因直军凭险据守,屡攻不下,双方战事处于相峙状态。为打破僵局,张学良令少数部队佯攻山海关正面,另派副军长郭松龄抄右翼,直捣秦皇岛,从直军前后两面夹击。直军前进不能,后退无路,5万主力直军纷纷缴械投降。吴佩孚率残军乘船从海上狼狈南逃。张学良一举扬名,成为一名能征善战的青年将领,有勇有谋的“将门虎子”。

  1925年,张学良被任命为奉军津榆驻军司令。5月,张学良逼迫冯玉祥部退出了中国的中心城——北京。后来,他又受命赴长江中下游地区巩固军事征服后的政局。6月中旬,张学良率兵2000进驻上海,为奉系势力扩展到江苏铺平了道路。8月,他奉命检阅秦皇岛的渤海舰队,同时,收编渤海舰队为东北舰队的一部分,扩大了自己的海军力量。张学良年仅25岁,却屡建功绩,声誉也随之扶摇直上。三

  张学良等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接连告捷,使奉军势力从东北扩大到了江南,奉军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办。杨宇霆就职不久,部署未竟,遭到了浙江督军孙传芳及皖系军阀的进攻。杨宇霆仓皇离职,逃回奉天。直系吴佩孚乘机通电倒奉,冯玉祥也准备随时策应。张作霖腹背受敌,为保卫东北和巩固京津地盘,决心两面作战,一方面防御西北的冯玉祥,一方面挥师东南,扩大势力范围。当此紧要关头,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几乎颠覆了老帅张作霖的军政权。郭松龄是位颇有骨气的标准中国军人,他为人正直,才干过人,无论是为奉系军队的训练,还是为老帅东征西讨,扩充实力,他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张学良的师长和密友,他深得张学良的敬重和信赖,老帅对他的才干也颇为赏识,有意派他辅佐少帅,继承东北基业。虽然郭松龄也是军阀队伍中的一个旧军官,但他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具有许多先进的新思想。他痛恨各派军阀连年不断的战争,主张退守关外,保境安民,休养生息,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东北。对此,张学良亦有同感。但是,这种想法断难为雄心勃勃、好大喜功的张大帅和杨宇霆等人所容。1925年末,郭松龄手握奉系最精锐的军队,在冯玉祥的鼓动下,起兵反奉。11月22日,郭发表反奉宣言,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派杨宇霆;拥护张学良接任奉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停止内战。随后,郭松龄挥师倒戈出关,一路斩关夺隘,直逼奉天。奉天主力除郭松龄所部之外,尽在关内,关外兵力空虚。张大帅惊慌失措,大骂张学良混蛋,看不出郭的阴谋,盛怒之下,竟要处死张学良,只是在其老伙伴们的恳求之下,才饶恕了他。张学良受命前往秦皇岛劝郭息兵。郭拒绝与张学良会面,只是以书信相传。郭松龄披肝沥胆,向张学良表白其赤诚忠心,表示今日起兵倒戈,“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末局”。张学良百感交集,他敬佩郭的为人,理解郭起兵的原因,但也恨他贸然行事,陷自己于今日不忠不孝之尴尬境地,故复信郭松龄:“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阶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主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最后力劝郭松龄,只要偃旗息鼓,放弃军事行动,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均可磋商解决。无奈郭松龄志向已定,张学良劝和之举,毫无结果,不得已黯然而返。

  11月30日,张作霖正式发布“讨伐令”,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并向日本关东军求援。日本人经过再三权衡,觉得郭松龄桀骜难驯,还是由张作霖主政东北对他们有利。故出兵协助奉军,抗击郭松龄。

  郭松龄的部队是奉军最精锐之师,武器、装备都比张学良临时凑起来的关外留守部队强。郭军出关后,所向披靡,连破奉军各部在榆关、绥中、兴城、连山等地的防线。12月6日,长驱直入锦州。张学良被迫退到新民屯,在巨流河左岸构筑最后一道防线。此地距奉天只有数十里地。张学良手下的杂牌军,勉强凑足2万多人,武器弹药均极勉强,仅有重炮16门、山炮野炮62门、迫击炮22门、重机枪28挺。但张学良除此武器之外,还有一个不战自胜的武器,这就是阵前喊话。张学良与郭松龄自带兵之日起,一直是合署办公,郭松龄的部下对少帅非常熟悉,识其才能干练,知其为人大度恢弘,甚为敬佩,颇有感情。特别是作为一支旧式军阀武装,奉军官兵都有一种强烈的宗法观念,郭松龄的部下也不例外。所以张学良在阵前一喊话,倒戈部队军心大动,士气顿消。军中纷纷传言:吃老张家饭,不打老张家。郭松龄的参谋长邹作华密令部队将炮弹引线抽出,结果,郭军射出的排炮炮弹,落地不炸,全军由胜转败。郭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企图扭转战局。席间,不少将领提出“停战议和”,并事前就有几个旅长已向张学良通报了军情。12月24日,郭见败局难转,率领部分官兵,准备退到榆关,待机再战。郭一走,参谋长邹作华立即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茂宸 (郭松龄之字——著者注)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随后,号令全军,停止战斗,主要将领全体向张学良投降。至此,郭松龄倒戈反奉,历时月余,彻底失败,郭本人于逃亡途中被俘。

  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并未割断张学良和郭松龄之间的眷恋之情。郭被捕后,曾想给张学良写下一绝命书,但终因感慨万千,似有千言万语,却又无从写起,只得“掷笔作罢”。张学良闻知郭被俘后,一再询问郭的情况,唯恐他落入张大帅和杨宇霆之手,下令将郭解往自己的驻地,准备私自放他出国。不料杨宇霆早有防备,赶至张学良前面,将郭匆匆处死,以免夜长梦多。张学良跺足叹息,悲愤万分,此后,越发厌恶杨宇霆了。每当遇见不顺心的事,常自发感叹:有茂宸在,哪用我犯这份难。张学良对郭的眷恋之情,至今未泯。198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少帅回顾往事,仍扼腕长叹: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 “九一八”事变。

  摘自(《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该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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