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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之女:红色后人聚会不谈“文革”(图)

2013年11月22日16:53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陶铸之女:红色后人聚会不谈“文革”
  左起: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1961年摄于深圳罗湖桥头。1991年1月,陶斯亮写的《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刊登在《中华儿女》上,一时洛阳纸贵。很多人为四位“公主”的不同命运热泪沾襟。据说,导演谢晋还产生了拍摄一部名为《红色公主》电影的冲动。陶斯亮从此也多了个称谓—“红色公主”

  本文原标题:陶铸之女评父亲:以功为主,过也不回避

  陶斯亮坦言,陶铸主政广东期间反“地方主义”运动伤害了一些广东同志

  “我爱人说我是个"多动症患者",既不升官,也不发财,却给自己揽了许多事,到处乱跑。”

  "红色公主"这个名称,和我真是格格不入!你要给我"平反"。”

  “这个"过",主要是陶铸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伤害了一些广东的同志。谈这个过,是为了弥合它,不是为了揭伤疤。”

  ……

  1951年至1966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1966年6月,陶铸从广东到北京,从中南局第一书记晋升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1966年8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成为当时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央第四号领导人。

  明年1月16日是陶铸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届时,从中央到地方,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广东省将首次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近日,陶铸与夫人曾志唯一的女儿陶斯亮来到广州,参与筹备、讨论纪念活动的相关事宜。4月13日下午,陶斯亮在她下榻的广州市长大厦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近3个小时的采访,66岁的陶斯亮称之是“漫谈”。她滔滔不绝,笑声朗朗。陶斯亮说,她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都是性格特别强的人,而她被父母“消耗”掉了。她形容自己有着钢铁般的骨子,但外面裹着一层棉,偶尔才会显露真容。

  1

  评父亲

  他对广东特别有感情

  记者(以下简称“记”):广东是陶铸解放后政治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明年广东将第一次举行纪念陶铸诞辰的高规格活动。

  陶斯亮(以下简称“陶”):解放后,我父亲除了在广西剿匪时做了一段时间的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以外,基本上就是在广东工作。1966年6月,他到中央工作,只有半年多时间就被打倒了,直到1969年去世。

  昨天(4月12日)开讨论会的时候,我说,虽然陶铸在搞反“地方主义”运动有错误,但是他真没把自个当外地人,真把自个看做是广东人。我父亲对广东特别有感情,广东人民对他感情也比较深,他的老战友多半都在广东。在这个基础上,老同志们也想借陶铸百年诞辰这个机会,等于通过陶铸,重温他们“文革”前十几年的那一段历史。

  记:这次纪念活动,与以往的有什么不同?

  陶:陶铸诞辰80周年、90周年的纪念活动,只是在陶铸家乡湖南祁阳举行。这次百年诞辰,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都会举行一些纪念陶铸的活动。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陶铸是谁了,有些人知道他,是因为他的文章曾在初中语文教材里。我觉得110岁周年、120岁周年,搞纪念没什么太大意义,除非到200周年还有点意思。所以,我提议集中力量把明年这个纪念活动搞好。100年了嘛,对他的历史功过也该有个评说。

  谈过是为了弥合伤疤

  记:作为陶铸的女儿,您认为,该如何去评说父亲的过去?

  陶:在昨天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光谈功,不提过,毕竟是纪念活动嘛。我坚持,应该实事求是,以功为主,过也不回避。这个“过”,主要是陶铸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伤害了一些广东的同志。谈这个过,是为了弥合它,不是为了揭伤疤。

  评说陶铸,反“地方主义”运动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事情,那我们就正面对待。我们不会回避陶铸在这场运动中处理过头,把这些问题如实地说出来,是为了安抚那些受到错误对待的同志,消除伤害,达到和谐。现在,毛泽东的家人和刘少奇的家人都能聚到一起。我想,我也可以和那些(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受过伤害的同志聚在一起,大家忘掉那些往事,一起往前看。

  记:如果没有您主动提出来写父亲的过,恐怕其他人也不好在这时提。

  陶:(笑)是啊,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志也说,有了我这句话,我们也好办多了。

  记:我们过去在初中语文课本里读陶铸《太阳的光辉》,他说,太阳也有黑点。

  陶:嗯,我相信,讲陶铸的是非功过,不会影响到他整体光辉。他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不是个人品质上的问题。这没有什么要回避的。

  记:是什么一种想法,让您选择不回避呢?

  陶: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完美的人还不如一个有缺点的人来得可爱(大笑),一个养尊处优的政治人物未必很美。我不希望,我的父亲呈现给大家是一个很完美的人。他是一个活生生、很生动的人,这是比完美更重要的。完美的人很难让人记住,活生生的人更能让人记住。我是希望,通过明年的纪念,让大家认识到:陶铸这个人,作为一个领导,在广东,他真的是非常有个性、有魄力,尽管曾经犯过错误,但他出发点是好的。

  记:1949年后,毛泽东派陶铸到广西剿匪,上世纪50年代又派他到广东来扭转土改局面,60年代“文革”刚开始,又派他到中央工作。毛泽东很赏识陶铸,他曾经评价陶铸是一头牛……

  陶:我父亲在延安和人吵架。毛主席说他是头牛,牛有两只角,有角要顶人。这是说陶铸有个性,有棱角。主席老是派陶铸打硬仗、啃硬骨头。陶铸有一个好品质,他的字典里没有“困难”两字。可能也就是他太勇往直前,像个坦克车,不顾一切,这样也难免伤了路边的一些作物。陶铸也曾检讨自己在土改工作中太粗糙了。

  记:陶铸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犯的错误,与他的个性有无关系?

  陶:主要与当时国家的方针政策、时代背景有关。特别是共产党这样高度一体化,组织纪律这么强,陶铸又是很忠诚的一个人。当然,也有他个性上的问题。后来,陶铸与中央“文革”的人闹翻,一般人在江青面前都是低声下气的,他就和江青吵架,最后被打倒了。这也与他的个性有关。性格决定命运嘛。

  2 谈自己

  “公主”头衔和我格格不入

  记:我听到很多人称呼您“陶大姐”,觉得您这位“红色公主”很可亲。

  陶:哎呀,我最反感人家把我称为“红色公主”!我和这个名称是格格不入的。我看到报纸上很多文章都拿这个名称做标题,可能是为了吸引人。这个头衔是强加在我头上的,我真是无可奈何。你得为我澄清一下!

  记:为何觉得这个名称和您格格不入?

  陶:共产党人(的家庭)里没有“公主”这个说法。公主是封建皇权体制下的称谓,是旧社会的东西。共产党就是要消灭皇帝、公主这些东西。再说,我本人受到的教育非常平民化。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不能有任何特权意识,不能有优越感,他们对我非常严格,他们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

  记:不过,“红色公主”这个说法,来自您写的那篇和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毛泽东女儿李讷和林彪女儿林豆豆的回忆文章中。

  陶:我当时写那篇文章是有感而发。1989年之后,我的命运有一个大的跌宕。偶然翻出一张照片,1961年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四个女孩子的合影。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爸爸还在中南局工作,只是个小地方官,我怎么能称得上是“红色公主”呢?!

  写那篇文章,我主要是客观地说说我们四个人的命运。说李讷,我的意思是,虽然她贵为“红色公主”,但是她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像个街道大妈似的,过得连个普通人也不如,把她的身份和实际状况做个对比,那篇文章最早的标题是“高干子弟乎?”,后来改了。

  “文革”中,李讷和林豆豆的境遇自然比较好,而我和聂力就很惨。“文革”之后,颠倒过来了。李讷完全成了普通人,林豆豆更惨。我自己是感慨命运无常。我们生在这样的家庭,命运都把握不住,有时被抛到天上,有时被抛到地下,何况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写这篇文章,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和中国大众的命运是一样,有起有落。但是从此把我称做“红色公主”,到处泛滥,这造成了大众对高干子女的一种误读。现在,我要“利用”你,为我“平反”!(大笑)

  红色后人聚会不谈“文革”

  记:您那篇文章,让大家知道红色家庭孩子们的命运跌宕。您和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的孩子们,现在常联系吗?

  陶:有的。我们有联系,这几年有时会聚到一起,比如在长征纪念活动中、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活动时。毛泽东家、刘少奇家、周恩来家、朱德家、彭德怀家、林彪家、罗瑞卿家等,也不是谁特意去组织,大家自发地聚到了一起。以前,这是没可能的。

  “文革”时,党内斗争很残酷,你整我,我整你,留下一些恩恩怨怨。但是,我们父辈们毕竟曾经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这些孩子也曾经在一块儿长大,往日的恩怨毕竟是父辈之间的。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后代,现在都退休了,也不想再去计较什么。可能这也与我们思想境界提高了有关系。

  不管在“文革”中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我们这些后代聚到一起,大家摒弃前嫌,回忆父辈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不会去谈“文革”那些事。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过去的恩怨随风去吧。看到这个大融合的景象,我是很感动的。如果把父辈恩怨一辈辈传下去,这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3 论现实

  这个时代令我困惑

  记:您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成长于革命年代,现在又身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经历两个时代,您个人有何体会?

  陶:过去那个时代的人很单纯,很理想主义,乐于奉献,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那个时代,把人都管僵死了,人一个个都老老实实的,束缚了人性。

  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你如果是几代贫农,这是很光荣,上学、工作、入党起码会受到优先照顾。穷归穷,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有尊严的;而现在,你如果是个贫困农民,就一点尊严也没有。对于这些,我自己特别痛心,也会有困惑—我身在一个革命的家庭,我父母为之献身的社会理想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都能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些人暴富,有些人是那么可怜,差距那么大。杀人越货、贪污受贿啊,社会是如此的混乱。我心想,我父母幸亏去世早,要是他们看见现在这个社会,一定会特别难过。但再和过去那个时代比,现在我们国家确实富强了,至少不受欺负了,这一点是可以告慰他们的。

  幸好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说服自己:中国正在一个转型期,它失去了它原来特有的东西,但它又没有学到它想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么一个什么都不像的阶段。但我相信,这个国家从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高度计划经济的时代,走向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肯定是要乱一阵,慢慢地,中国的民主法制会越来越成熟。

  记:您对中国的改革怎么看?

  陶:我是支持改革的。我们要允许老百姓对改革中的失误提出反思。在哪个地方有失误,我们就在哪个地方纠正它,但是不能从总体上否定掉改革。如果否定改革,就等于把我们前三十年的路都否定掉了,就等于中国又得重新从零走起,又得经过一番折腾。中国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我们现在就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中探索,往回走完全没有出路,只有往前走,才能走出去。我觉得已经可以看到那点光亮了。

  市长要“讨好”老百姓

  记:您现在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对中国的市长,您有哪些想法?

  陶: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写了一个提案,建议选择国内部分小城市试点推行市长直选。这个提案已经立案了。

  直选不是竞选。我觉得,国内现在还没有条件搞竞选。我的想法是,让人大来推选一些市长候选人,这些人可以是共产党员,也可以是民主党派的,或无党派人士,老百姓可以通过媒体,了解这些候选人的政见,像香港那样。如果老百姓觉得某个市长候选人不错,他的政见好,老百姓投票选他。

  现在我们国家在官员的选拔制度上存在一些弊端。要不然,曾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的韩桂芝怎么会受贿那么多,这都是跑官、卖官啊。如果市长由老百姓来选,他怎么跑啊?怎么卖啊?因为他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把他选上。

  实行市长直选,市长必须得动脑子想点子怎么讨好老百姓,屁股必须得往老百姓这转,必须把政绩工程放一边去。否则,官员们的政绩观还是挺难遏制的。

  写这个提案,我特别强调,这只不过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涉及行政层面上的,它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党作为领导核心的地位。现在,国内在村已经实行基层民主,让村民选村主任。在一些小的县级城市试点实行市长直选,就是把这个基层民主再提高一点。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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