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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精选】民国女性不寻常(图)

2014年02月04日11:49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中华民国只有短短三十八年的历史,从头至尾都在战乱的泥潭中苦苦挣扎。身为男人,未沦为炮灰就算幸运。身为女人,生存的空间颇为窄狭,生活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为了展现自我生命的极值,民国女性不遗余力,她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现在来看,吴芝瑛、徐自华、吕碧城、沈佩贞、郑毓秀、张竹君的名头似乎都不够响亮,了解她们生平事迹的读者也并不太多,但在当年,她们各具神采,各显神通,个个都是民国女界的精英人物。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时间的橡皮擦似乎所向无敌,它能够将许许多多红极一时的名字擦得模糊难辨,但这六位民国女性的名字只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时间的橡皮擦对她们暂时还无可奈何。

  一、吴芝瑛和徐自华

  秋瑾生前有三位志趣相投的盟姊妹,吴芝瑛(1868—1933)、徐自华(1872—1935)和徐蕴华(1884—1962),她们结下的是道义之交,不同于狭义的闺中密友。“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文字之交管鲍谊,愿今相爱莫相乖。”当年,她们互换兰谱,表白过“贵贱不渝,始终如一”的“同心之言”,从嗣后的表现来看,也确实够得上“死者复生,生者不愧”的高水准。

  吴芝瑛,字紫英,人称万柳夫人。她出身于安徽桐城的诗礼之家,其父吴鞠隐,工书法,善吟咏,历任山东宁阳、禹城等县知县,其叔父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吴芝瑛自幼聪慧异常,家学渊源有自,十三四岁即负“才女”的美誉,名噪一方。

  1885年,吴芝瑛与无锡名士廉泉结为伉俪,举案齐眉,相惜相敬。婚后四年,她移居北京,受到慈禧太后召见。及至庚子之乱平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须向英、美、俄、法、日等国赔偿巨额款项,由于国库空虚而横征暴敛,造成民怨沸腾的政治危局。吴芝瑛一介弱女子,不肯置身事外,她上书清廷,倡导“国民捐”,主张“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这一合理化建议令达官贵人如芒在背,怀恨在心。

  1903年,吴芝瑛与鉴湖女侠秋瑾在京城结拜为盟姊妹,两人时相过往,常有诗词唱和,不仅政见相合,而且心气相投。

  1904年,吴芝瑛敦劝丈夫廉泉退出官场,回到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隐居。正是这一年,她自号“万柳夫人”。在一次聚会中,吴芝瑛挥毫撰写了一副对联,题赠给秋瑾:“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绍兴秋瑾故居中还收藏了另一副对联:“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同样出自吴芝瑛的手笔。秋瑾曾患重病,得到吴芝瑛和徐自华、徐蕴华姐妹的精心照料,其感激之情在诗句“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中有所流露。嗣后,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自任主笔,徐自华为她筹措办刊经费,各任其劳,配合默契。此刊在沪上一纸风行,短期内刊登了不少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文章。

  1907年2月4日,徐自华陪同秋瑾游览杭州凤凰山,“吊南宋故宫,望西湖而陨涕,且密侦城厢内外出入径道,绘为军用地图,以备日后之用。自华见瑾过于愤激,微以时机未至为讽,瑾默然。复谒岳鄂王坟,徘徊瞻眺,几忘日夕。”(郑逸梅《南社丛谈·徐自华》)也就是在这次旅途中,徐自华开玩笑说:“难道你要死葬在这儿吗?”秋瑾叹息道:“倘得埋骨于此,我愿足矣!”徐自华慨然允诺:“他日你若死,我定为你卜葬此地,可是我先死,你能为我营葬吗?”秋瑾笑道:“那就看我们谁抢得先机吧。”同年5月,秋瑾赴上海与徐锡麟相约起事,回程时,夜半叩访徐自华,告诉盟姊,皖浙行将起事,无奈资用竭蹶,短期难以筹措。于是徐自华慷慨解囊,倾其所有,秋瑾大为感激,取下翡翠手镯赠给徐自华作为纪念,重申岳墓前的旧日约定,徐自华惨然应答:“倘不幸至此,我责无旁贷!”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吴芝瑛和徐自华至感悲恸。秋瑾牺牲后十天,吴芝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慨然写就《秋女士传》,撰成《记秋女士遗事》,并发誓“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在廉泉的全力协助下,吴芝瑛和徐自华遵守前约,义葬秋瑾于杭州西湖之滨西泠桥畔。

  

《随笔》2014年第1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随笔》2014年第1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有一个插曲来得不早不迟,正当吴芝瑛和徐自华决定分任购地和营葬事宜的紧迫关头,有一位本不相干的侠义女子参与进来,她就是大悲庵主慧珠。慧珠自称是甘肃武威人,父亲是镖师,她从小随父亲走南闯北,素有侠义肝肠。在北京行艺时,她被某王爷相中,纳为妾侍,深获怜爱,嗣后改习文史,“中年始识之无”。庚子年间,义和团横行京都,王爷受惊而死,慧珠流落民间,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一个偶然的机缘,她来到杭州天竺寺进香,顺便游览西湖,驻足西泠,此地山水幽绝,令她流连忘返,于是买下一座庵堂,从此晨钟暮鼓,诵经礼佛。虽是出家人,慧珠的侠义肝肠并未冷却,她听说吴芝瑛冒着生命危险欲为秋瑾营葬,深受感动,她主动致函吴芝瑛,称赞道:“我佛慈悲,侠士肝胆,唯夫人兼而有之!”慧珠提议由她奉献大悲庵旁的地块做秋瑾的墓园,她在信中说:“敝庵虽僻,尚近官道,春秋佳日,游人多过之者。旁有余地三亩,足营兆域。夫人倘有意乎?衲愿赠之秋氏,且愿终吾之身,躬奉祭扫。”吴芝瑛对慧珠的提议欣然采纳。她致函徐自华,告知墓地已得,她打算营造生圹于一侧,将来好到九泉之下陪伴秋瑾。

  1907年11月28日,《时报》刊出吴芝瑛的一首七绝,见情见性:“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秋风秋雨山阴道,太息难为后死人!”由于身怀六甲,缠绵病榻,吴芝瑛无法成行,于是她嘱托徐自华前往山阴(绍兴)与秋家商议迁葬事宜。此时,徐自华痛失爱女没多久,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她自觉责无旁贷,强抑悲伤,在妹妹徐蕴华的陪同下,不惧地冻天寒,冒雪横渡钱塘江。

  1907年12月29日,徐自华写下七绝四首,第三首是:“四合彤云起暮愁,满江风雪一孤舟。可堪今日山阴道,访戴无人为葬秋。”秋瑾能有吴芝瑛和徐自华这样生死不渝的知交,自是极大的幸运。

  事情总归是一波三折。秋家未能理解吴芝瑛的用意,他们反对合葬,徐自华的信写得既委婉又明白:“秋女士在日,独立性质,不肯附丽于人;此其一生最末之结果,若竟附葬,不独有违其生平之志,吾辈同人,亦有憾焉。”这就是说,反对合葬之议的人不限于秋家。吴芝瑛的本意是要对官方打个马虎眼,避免清廷干涉,既然大家不能理解她的初衷,她也就不再坚持。

  徐自华和秋瑾的长兄秋誉章在西湖边、孤山上并未找到慧珠的踪迹,连大悲庵也是子虚乌有,这个玩笑着实开得莫名其妙。据徐自华笔下所记,他们相中的阴宅佳地在“苏小小墓左近,与郑节妇墓相连”,“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还与岳飞墓、于谦墓遥相呼应。吴芝瑛对秋瑾墓的选址相当满意。

  秋瑾墓由徐自华撰表,吴芝瑛书篆—“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还题写了楹联“一身不自保,千载有英名”,均勒之于石。嗣后,徐自华还召集五百余人在杭州凤林寺会祭秋瑾,由南社诗人陈去病提议,大家公推徐自华为秋社社长。吴芝瑛和徐自华还筹资在秋瑾就义处绍兴古轩亭口建造风雨亭,在杭州南湖别墅内建造悲秋阁,以志纪念和追悼。

  当年,吴芝瑛、徐自华冒险义葬秋瑾的壮举令海内外革命志士极为感奋,深受鼓舞,却触怒了清廷的鹰犬爪牙,御史常徽奏请清廷下令平毁秋瑾墓,缉拿营造墓庐者吴芝瑛和徐自华。秋墓被平毁时,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冒死搬运墓碑,遭清兵击伤。尽管风声越来越紧,生命受到威胁,徐自华仍优游沪市,毫不介意。吴芝瑛本来病重咯血,住在德国医院,听说清廷要严惩她和徐自华,立刻搬出病室,回到小万柳堂,“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吴芝瑛致书两江总督端方,郑重声明:“是非纵有公论,处置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一时间,二位女士的命运受到各国媒体的持续关注。英国《泰晤士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吴芝瑛的大幅照片,发表她的美国女友麦美德撰写的专文,声援吴芝瑛和徐自华的义举。迫于外界强大的舆论压力,清王朝未敢贸然加害她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闻风易帜。吴芝瑛仗义疏财,向上海女子北伐队输送军饷,她还请缨赴敌,吟就《从军乐》六章,唱响“大哉中国岂无人,一怒能叫四海惊”的女高音。及至袁世凯窃取国柄,戕残志士,吴芝瑛不惧黑枪冷弹,撰成公开信《上袁氏万言书》,揭露袁世凯假借民主共和之名,妄行独裁专制之实。她历数袁氏的斑斑劣迹,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意思,“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息;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寥寥数语足以戳痛袁氏脊梁。

  吴芝瑛家境富裕,广有田园庐舍,一生仗义疏财,她在家乡桐城捐地捐钱,创办了一所纪念其父亲的鞠隐学堂,她还变卖了家中珍藏的董其昌手书《史记》真迹全部,得数千金,替误落风尘的才女李苹香赎身,她为救济妇孺而捐献的善款更是不计其数。吴芝瑛散尽家财,晚年为沉疴所困,万不得已,变卖沪上曹家渡小万柳堂,但其意气之雄、胆魄之壮丝毫不减当年。

  辛亥革命后,徐自华排除重重阻力,向民国政府呼吁,为秋瑾营建墓、亭于西泠。1913年,徐自华前往上海,接办纪念秋瑾的竞雄女校,在经费奇绌的情况下,四处筹措资金,惨淡经营,将小学扩充为师范和中学,初具规模。1928年,徐自华将竞雄女校交由秋瑾之女王灿芝主持。此前,她已将秋瑾的翡翠手镯交给王灿芝收藏,为此撰写《还钏记》一文,道明缘由和心迹。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和尚”苏曼殊有幸埋骨于西湖孤山,这块离秋瑾墓不远的风水宝地就是由徐自华出资购赠的。

  徐自华青年寡居,晚岁多病,在杭州主持秋社,备尝辛劳,秋祠得以保存,她居功至伟。如此情深义重,举世能有几人?

  柳亚子夸赞徐自华“娥眉绝世”,称道她的词可与李清照的词相媲美。文学的虚誉尚在其次,徐自华的高风大义才是人间奇珍。

  二、吕碧城和沈佩贞

  民国时期,女权运动波澜壮阔,论列其先驱者,绝对绕不开吕碧城和沈佩贞二人。尽管她们的表现大相径庭,但虎头蛇尾倒是其相同之处。

  吕碧城(1883—1943),号圣因,安徽旌德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朝翰林吕佩芬的族侄女,她与三位姐姐(吕惠如、吕美荪、吕坤秀)均为美女和才女,也都与教育事业缔结过良缘。

  早年,吕碧城即具有新思想,见识超卓,不肯拘守于闺闼之中。她只身北上,羁旅津门,无奈一无所遇,闷极无聊,于是撰成一文,投寄《大公报》,主笔英敛之赞赏有加,初晤之后,更惊为天人。嗣后,英敛之将吕碧城介绍给京津两地的硕学鸿儒,其中就有名动天下的大翻译家严复,还有学部大臣严修。严复器重吕碧城,留居家中,教她逻辑学。吕碧城受到多方激赏,文思更富,胆气更强,遂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鼓吹女子解放和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她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中有这样的话:“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诗人樊樊山写信给吕碧城,称赞她为“天马行空”的“巾帼英雄”,“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万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1904年5月,秋瑾专程赴天津寻访吕碧城,两人一见如故,此后交往密切,秋瑾曾劝导吕碧城加入革命党,后者回信婉拒。

  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清廷学部大臣严修推荐吕碧城出任总教习,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易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升任监督,年仅二十三岁,她是中国女性担任此类教职最早的数人之一。

  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发刊词即出自吕碧城的手笔。这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害,吕碧城用英文撰成《革命女侠秋瑾》一文,刊登于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立刻引起国际反响,也引起清廷鹰犬的注意,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一度动过逮捕吕碧城的念头。最为吊诡的是,后来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竟又聘用吕碧城为总统府顾问,将近四年,还称赞她为“女子模范”。当时的北京,官家闺秀,喜尚奢荡,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三小姐是女首领,她们“冶服香车,招摇过市”。濮伯欣作打油诗嘲讽道:“欲将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吕碧城别张才女之帜,学问门第皆高,出任总统府咨议,手下有不少女徒党,她显然不是哪位女强人能够罗致的“副车”。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所记,洪宪帝制议起时,北方女子活动者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高尚派”,吕碧城是首领;第二派是“运动派”,以女子请愿会的成员为主,首领是安静生;第三派的名目不太好听,叫“流浪派”,以沈佩贞为首领。吕碧城见机早,抽身快,她一旦察觉袁氏意欲称帝加冕,即飘然离去。嗣后,吕碧城漫游欧美,撰成游记《欧美漫游录》。她的文学才华和语言天赋极高,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词人”,在南社中,她是女才子中的佼佼者,其诗词颇受国内名流的推许。

  掌故大王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介绍吕碧城,有这样一段话:“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的史湘云,沾溉西方习俗,擅舞蹈,于乐声 中,翩翩作交际舞,开海上摩登风气之先。”她特别喜欢小动物,因为爱犬的缘故,两次与人打官司。吕碧城早年有过感情创伤(遭男方退婚),因此抱定独身主义,视婚嫁为畏途。她曾说:“生平可称心的男子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坏,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中年之后,她就望峰息心了。吕碧城不仅长袖善舞,而且多金善贾,积下大笔资财,生计无忧。晚年她在英伦结下佛缘,毅然断荤。吕碧城于1943年初去世,遗嘱是:“遗体火化,把骨灰和入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她至死仍然洒脱。“棋罢忘言谁胜负,梦余无迹认悲欢”,这是吕碧城律诗《琼楼》中的颔联,总结人生,相当到位。

  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提到过沈佩贞:“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鲁迅的怀疑精神时时警醒,也让读者不敢大意。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沈佩贞确实胆色出众,勇力非凡,所言所行惊世骇俗,是个逢魔斩魔、遇佛杀佛的大怪胎。她早年留学日本,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她加入杭州女子敢死队,嗣后又组织女子尚武会,巾帼不让须眉。她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完全符合情势与逻辑。

  民国初年,沈佩贞的名头十分响亮,她代表了追求权势的另类女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有姿色,有心计,更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胆魄,因此她能把民国政坛的那些“大头鱼”一网打尽。

  武昌首义后,湖北大都督黎元洪即成为这位皖籍时尚女郎的入幕之宾,事后,黎氏致送一万元“酬金”(也有说是封口费的),算是彼此两清。然而黎元洪的宠妾黎本危侦知奸情,大泼其醋,闹得黎元洪里外不是人。

  沈佩贞的囊橐中有了充足的银两,打马进京,就比寻常北漂女子更有底气。她早就瞄上了北洋政府的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可是由于府院争权,唐绍仪与袁世凯失和,负气出走,沈佩贞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但她并不气馁。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莫过于袁世凯,沈佩贞深知袁氏本性,好色且好淫,家中除了正室于氏,还有九房姨太太。这种男人的弱点一目了然,她要拿下他不会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具体操作时,功夫仍要先从外围做起,仅仅三招两式,她就使步军统领江朝宗和武卫军司令段芝贵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认前者为义父,认后者为义叔,有了双保险,再与袁世凯攀上瓜葛,就顺理成章了。嗣后,沈佩贞如愿以偿,江朝宗为她设总办事处,名为赞助帝制,实则是私人会所,段芝贵等政府要员下班后,就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来饮宴和“办事”,那些地方官员来京城攀高枝谋位置,就径直到沈佩贞的总办事处走门路,说是车马塞途,门庭若市,半点不夸张。沈佩贞施施然往来于总统府,金吾不禁,她的名片上标明“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旁书“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唯恐别人不知她与黎元洪、孙中山、袁世凯的热络关系。有了“总统府顾问”这块金字招牌,沈佩贞筹钱方便,行事利落,她借总办事处为机关,纠集一群“女志士”,结纳政府要员,与权贵日夜周旋,为帝制摇旗呐喊,上演劝进的丑剧,声势之煊赫,令外界为之侧目。由于种种出格出位的表演,沈佩贞成为京城大红人。

  沈佩贞败就败在她的嚣张气焰上。《神州日报》指名道姓揭露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等人的阴私,在京城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足”的那幕活剧,丑态更是被刻画得栩栩如真,令人掩鼻耻笑。沈佩贞恼羞成怒,她请江朝宗派出九门提督府的卫兵护驾,然后率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二十多名“女志士”,去南横街汪彭年的私宅大耍雌威,不仅捣毁了汪府的家具、字画和古董,而且打伤了在汪府客居的众议员郭同。这个乱子沈佩贞闹大了,郭同不肯善罢甘休,将她告到首都地方审判厅。媒体虎视眈眈,《上海时报》刊出濮一乘的竹枝词,极尽调侃之能事:“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记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事已至此,沈佩贞的靠山都不敢露面左袒,来为她出头了。嗣后,袁世凯颁下《禁止官家妇女淫荡令》,他对“都下女风”也有些看不过眼了,严令内务总长管束好自家的三小姐。沈佩贞罔顾大体,任性胡为,给他添堵添乱,不可不稍施惩戒,以息公愤。于是,郭同胜诉,沈佩贞被判拘役半年,她当庭大哭道:“他人叫我打神州报,我却受罪。”足证其幕后另有推手。这桩刑案走的当然只是过场,沈佩贞很快就被江朝宗保释出狱。从此以后,冰山失靠,气焰渐熄,“洪宪女臣”沈佩贞威风不再。

  从参加革命、争取女权到赞成帝制,与群魔共舞,沈佩贞走的竟是一条从进步到反动的下行通道。她做了多年的“话题女王”,最终一事无成,反而给女权运动抹了黑,丢了脸,相比唐群英的淡薄势利,热心教育,其境界相差岂止以道里计。

  三、郑毓秀和张竹君

  女权运动的成败,有一些明确的参考系数,其中,入职和参政至为关键。在这两个方面,民国女性遭遇了不少困难,但她们披荆斩棘,表现相当出色。

  民国初期,从事高端职业的女性屈指可数,女律师之稀罕犹如凤毛麟角。1915年,北洋政府司法部颁布章程,明确规定开业律师应为“中华民国之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女人根本没在考虑之列。对于这种毫不隐讳的性别歧视,世人恬不为怪。

  中华民国第一位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女律师,第一位省级女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院长与审检两厅女厅长,竟是同一位传奇人物,她就是郑毓秀。

  郑毓秀出生于广东新安县西乡屋下村(今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的官宦家庭。祖父郑姚绰号为“界木姚”,这位郑氏王国的缔造者是当地有名有数的细木匠,中年后靠做粮食、木材生意发迹,挣下偌大一份家业,他建造的绮云书室规模宏伟,至今犹存。他兴办本乡本土的教育、慈善事业,可谓不遗余力,清廷褒赏他的善行,慈禧太后给他颁赐了一块“乐善好施”的金字牌匾。郑毓秀的父亲郑文治是朝廷命官,母亲是大家闺秀。她在富贵乡里长大,居然表现出十足的叛逆性格,五六岁时就不肯裹脚就范,顽强地保住了自己的天足。少女时期,她自作主张,写信给未婚夫(两广总督的儿子),解除婚约,引爆当地舆论。1905年,郑毓秀就读天津崇实女塾,接受西式教育的熏陶。1907年,郑毓秀与姐姐郑书案留学日本,翌年,经廖仲恺介绍,年仅十七岁的郑毓秀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敢死队”成员,积极从事刺杀行动。

  1909年,汪精卫、黄复生意欲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郑毓秀为之传递炸弹。辛亥革命期间,郑毓秀愈益活跃,为革命党人偷运军火,暗送情报,积极参与了刺杀宗社党首领良弼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刺杀良弼的烈士彭家珍当时正与郑毓秀的姐姐郑书案处在热恋之中,他自知生还无望,仍然诀别爱侣,英勇赴义。郑毓秀的秘密身份暴露后,被迫出国避祸。这样也好,她认识到革命单靠流血拼命还远远不够,革命党人应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才行,于是她考入法兰西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前身)法学院,经过将近十年的刻苦攻读,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首位法学女博士。

  在留学期间,郑毓秀仍旧萦心国事,系念同胞。1919年初,巴黎和会,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与会,却等同战败国,蒙受羞辱,原本被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竟然再度易主,被划归到日本名下。消息传回国内,引发北京五四大游行。在巴黎,郑毓秀激于义愤,单独前往中国代表团住地,拜会团长陆征祥。她心生一计,从花园里折断一根粗壮的玫瑰枝,藏入衣袖。见面时,她出其不意,用它顶住陆征祥的后背,声色俱厉地告诉他:“你要去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陆征祥明知是诈,也乐得就坡下驴,省得去凡尔赛宫签字用印,中国政府因此保留了收回山东失地的权利。此后,郑毓秀将那玫瑰枝带回祖国,展示于客厅中,视之为镇宅之宝。

  郑毓秀取得法国律师执照后,立刻闯入男性特权区,她现身在法租界的法庭上,接手办理重案要案,因此名声大噪。她代理过孟小冬和梅兰芳的离婚案件,为孟小冬争得四万元分手费,当时的报纸称赞她“有办法”。她还接手别人不敢碰触的政治案。1926年,民主人士杨杏佛被捕,郑毓秀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她巧妙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向法庭频频施压,最终使杨杏佛无罪获释。

  从1927年开始,郑毓秀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和《民法》起草委员会五位委员中唯一的女性委员,成为法界和政界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值得称道的是,郑毓秀在《民法》中引入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规定未婚、已婚女子,与男子同享平等的继承权;承认夫妻彼此有继承遗产的权利;未婚成年女子有权签订或废止婚姻契约;已婚妇女有权保留自己的姓氏,不冠夫姓。这些条目在今人看来,不算稀奇,当年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和价值。郑毓秀还出版了法学著作《国际联盟概况》和《中国比较宪法论》,弥补了当时中国法学出版物的两个空白。

  1948年后,郑毓秀与丈夫魏道明双双退出政界,移居美洲,在巴西经商,未能取得成功。她壮心未已,客厅中仍旧展示着那根令她终身自豪的法国玫瑰枝,但疾病缠身,归国路断,毕生功业已成逝水云烟。

  二十世纪初,中国女子留学海外,有识之士兴办女学,都已成为事实,因此妇女职业发展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契机。1896年,留美女生康爱德、石美玉学成归国,被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创办的中国女学堂聘为西文教习。其后,康爱德和石美玉分别在江西南昌和九江两地创办医院,医院中聘用欧美女医生和本国女看护,从而使中国妇女在择业方面由洼地走向高丘。

  张竹君(1876—1964)既是女权先驱者,又是著名的女医师。她出生于广东番禺,父亲是三品京官,家境富有,不虞匮乏。马君武撰《女士张竹君传》,述其本源:“竹君生数岁而患脑筋病,并身觉麻木不仁,其家则送之于其城之博济医院,嘱美利坚医士嘉约翰医之,渐愈。时竹君虽幼稚,已能觉西医之精妙,绝胜中国疲癃老腐之所谓医生者,乃发愿留博济医院学医,既十三年,而尽通西国内外科之学,得执照焉。”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女医士张竹君》则称这家医院为“柔济医院附设之夏葛女医学堂”,不知他俩的说法哪个更准确。

  1901年,张竹君与好友徐佩萱(后改名宗汉,黄兴夫人)合伙,在西关荔枝湾创办 福医院,继而在河南柳波桥侧创办南福医院,乐为贫民治病,她出任院长,独着广东女子掌理医院之先鞭。冯自由以生花妙笔形容张竹君意态轩昂,“恒西装革履,乘四人肩扛之西式藤制肩舆,前呼后拥,意态凛然,路人为之侧目”。

  张竹君志不在小,她不仅创办医院,还“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创办育贤女学,为全粤女学之先声。她将《岭海报》作为自己的宣传机关,与胡汉民、谢英伯结盟,周旋于革命党和保皇党之间,游刃有余。她建造福音堂,举行周末演讲会,宣传基督教福音,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标榜女权,被誉为“妇女界之梁启超”,城中报界及新闻界进步人士皆为之倾倒。“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其女权思想的要点是“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要争权就先须“求学”,弃“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她还特别强调女性要“合群”,落单则易陷险境。

  张竹君张扬个性,男人踞坐四抬敞篷椅轿,她也踞坐,还在轿上看洋书,不怕别人骂她为“招摇过市的男人婆”。她曾对好友陆丹林说:“我是基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和恶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武昌起义时,黄兴要去武汉密晤黎元洪,主持军事,途中如何避开各路奸细的耳目?掩护工作便由张竹君负责,她将黄兴化装为医生的助手,与她所领导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同乘江轮。事隔多年,这位民国功臣仍笑称“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助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在上海疫病流行期间,张竹君以自己的影响力募款集资,开设时疫医院,出诊施药,救治了不少病人。1919年,山东饥荒,她奔赴灾区力行赈济。淞沪战争爆发后,虽然她年事已高,仍然亲临医院,救死扶伤。上海沦陷后,张竹君任教于人和高级助产学校,偶尔还会出诊治病。

  张竹君事业心重,年至不惑,仍然云英未嫁。她对“终身大事”的解释是:“现在还没找到适合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张竹君有过两段浪漫史:“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甚密,因有定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求学,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二百元,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无形解散。同时,有马君武者,桂林人,而康氏万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词藻,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福音堂布教,恒有马之足迹,渐露爱恋之意。卢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忽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着,旋得马之法文求婚书,情词恳切,张不能从,乃以素持独身主义一语拒之。未几,马亦赴日本求学,尝作《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以七绝诗一首,誉扬备至,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此辛丑、壬寅间(1901年至1902年)事也。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马争獐"。”

  张竹君也遇到过大麻烦,由于笞责学生伍庙藩、黄素波,引发学潮,经绅商界多方调解才告平息。她便舍弃两所医院,迁居上海,尊犹太富商哈同的夫人罗迦陵、外交家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为谊母,尊富商李平书为谊父,倡建医院数所,较之在广州时风头更劲。

  张竹君终身未嫁,她收养了二十多个孤儿孤女,善待他们,视如己出。悲天悯人的医者之心,功成不居的仁者之爱,她应有尽有。

  (经《随笔》杂志授权转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作者:王开林来源infz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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