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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像泡面满足基本生存所需

2014年02月13日09:21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明天是中国的元宵节,恰巧又是西方的情人节。一个事关家庭,一个事关爱情。一位上海专家,从刚刚这个“相亲的春节”一位女孩“一天相亲5次”开始,层层剥开这条新闻,解读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和婚姻……

  本报记者 梁建刚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陈欣希望能当着爸妈的面,说出那个“不”字。

  可那,只是希望,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从来没有。

  经历过几百次的相亲后,他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父母交代的结婚任务,然后,离婚。

  现在的他下了班后,最多的是把自己关在屋里,“最好与世隔绝,和谁都不用说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数以千万计在都市务工的青年男女,都已经历或正经历着与陈欣过去类似的故事。

  他们回到农村,在短暂的假期中频繁相亲,仓促定下终身。

  这样的婚姻,就像泡面、速食,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却难说美味、质量,并可能会留下难以预想的后果;但看上去这一切似乎又难以避免。

  在2月14日的这一天,我们想说说婚姻与爱,说说他们的故事。

  最高峰一天相亲近10个

  今年春节期间,一个女孩一天相亲5次,最后连相亲对象长相都记不清的新闻,引来网上无数的感慨与转载,相亲成了春节一大热点。

  陈欣的弟弟看了新闻,就笑,“一天5次,我哥的最高峰时比她只多不少”。

  陈欣坐在一边,只是低着头,不说话。性格的内向,让他早已习惯安静地坐在角落,就像众人谈论的事,与他毫无关系。

  加上160厘米的身高,陈欣与不少女人心目中理想的丈夫样貌,似乎相距甚远。

  可是,他已经结过婚了。

  中学毕业后,陈欣进中专学习车工,毕业后在西安一家大型国营工厂里找了份稳定的工作。

  剩下的,就是全家最关心的,他的人生大事—结婚生子了。

  从那以后,每次过年、过节回家,陈欣总要相几次亲,但和大多数女孩都只见过一面,有时甚至就是在街头两人碰个头,说几句话,没了下文。

  陈欣的相亲数量,在3年时间里,按弟弟的话说,从“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最终至少“一个营”,“三四百人总有的”。

  最高峰一天,陈欣自己回忆,将近10人。

  让人哭笑不得的一次,一个女孩礼貌地提了点东西到家里来,没过10分钟,陈欣看了看表,和女孩打了声招呼,提着女孩的东西就出了门。

  和下一个女孩约好的时间到了,也是要去家里,他干脆提上女孩送的礼物,直接送去了下一家。

  甚至让人好奇,到底哪来这么多未婚女孩能和他相亲?

  其实并不复杂,在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餐馆、商店里的女孩,多数来自下属的县乡,能够找个差不多的,嫁到城边的村里,总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

  3年时间,陈欣甚至不愿去回忆,更多时是父母之间的争吵,母亲喜欢父亲不同意,父亲中意母亲不爱……

  终于,2011年,陈欣和一个女孩订了婚,对方是一家卖米线小店的店员,半年后两人结婚,皆大欢喜。

  他与妻子在婚前,也只见过三四次。第一次见面后感觉还不错,第二次带女孩和女孩家人逛街,给女孩买了几件衣服,还有几件金首饰,权当订婚礼物,接着就是摆订婚酒了。

  婚礼,放在了那一年的国庆节,家人摆了15桌酒,房子是早已准备好的城里一套两室一厅,加上买家居用品的花费,大概不到5万元。

  节后,陈欣又回到西安的工厂里,女孩依旧留在米线店里工作,两人各居一方。

  半年后的一次偶然,父亲路过他们家,用备用钥匙打开门,原想帮两人收拾一下,却惊呆了—家里竟被搬得空空荡荡。

  父亲以为遭盗了,又觉不可能,再去找儿媳妇,这才知道,两人已背着家人离婚了。

  父亲暴怒,强令陈欣回家,内向的儿子嗫嚅半天,终于说了实情:由于分居,妻子又爱上了别人,和他提出离婚,他怕家人责备,也对这个女孩没什么留恋,于是就偷偷办了手续。

  分手前,女孩把家里能搬动的,全都搬走了。搬家的车钱,还是陈欣付的。

  面对这样的儿子,一家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许久,陈欣才告诉父亲,在他工厂附近一家小吃店的女老板,对他一直很好,可她离过婚,还带着孩子,他怕父亲不同意,一直没说。

  家人反对是自然的,更重要的还有女老板提出的要求,“结婚可以,也不要彩礼,能不能在老家盖5间新房”。

  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家人原想顺着陈欣的选择,这下没有了。

  至于之前的妻子,“你爱过她吗?”陈欣沉默不响,“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想对爸妈说不。”

  婚姻是什么?“就是找个人,一起过日子吧。”

  要是父母不同意呢?陈欣更沉默了,“别逼我了,我就这么过吧。挺好的”。

  缩小的婚嫁圈

  陈欣的经历,在李德看来,并不意外。

  李德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后,在2010年做博士论文时,他已将眼光投向这个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

  最初引起李德兴趣的,也是陈欣、与新闻里那个女孩都遇到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回家乡找伴侣?

  李德还记得,10多年前的2002年春节,在北京打工的弟弟与一个安徽女孩结婚的事,两家相距300多公里,类似的状况当年全村还有好几个。

  但近几年,村里春节回家探亲时的“闪婚潮”开始了。每逢春节的十多天,附近村庄适婚青年男女,在父母及亲戚的撮合下见面、下彩礼、订婚,并约来年办婚礼时间,一直热热闹闹。

  这似乎有点违背常理。按理说,社会发展了,外出多了,流动也方便,现代青年农民工本应视野更广、交友圈更大,无形中自由恋爱、异地婚姻的状况应更多。

  但真在实地做田野调查后,李德发现,结果完全迥异。

  中国传统农村的通婚距离一贯很近。曾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前250年间北方农村嫁娶地域做调查,发现近半数户主婚前与其配偶两家相距里数在3里—10里之内,绝大多数户主通婚距离在1里—20里之内。

  随着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外出打工,农民工的婚嫁圈开始发生变化。一份对河南农村5个不同地方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前,河南省农村居民嫁娶位置以 “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为主,这三种比例自1949年至1978年的平均比例之和为95.86%。但到了2000年前后,这一项目的数据下降到82.89%,而“异省异县”的比例上升到16.69%,而且出现了“异国”婚姻。

  在李德定点调研的河南省L村,村里第一个异省结婚的女孩小李,1990年小学毕业后便去北京打工,认识了来自山西绛县的小孟,两人最终在1998年举行了婚礼,并在L村相邻的县城郊区买了宅基地,盖房生子。

  但在近两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许多新观念、新思维,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但现实却更不一样”。

  李德曾对335名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做了问卷调查与当面访谈。“坐在他们对面,常常觉得矛盾、出离。他们会说爱情、说自由、说责任,但从调查问卷结果看,他们的性观念更开放,对异地婚恋的期待反而越来越少。”

  惯常的原因,“他们在城市里的自由恋爱,往往会遭到来自双方父母的反对。”即使父母不反对,对日后去哪里落脚的想法,也和之前的农民工们不一样了。加上,女方父母多会提出至少在当地县城买房的要求……久而久之,在城市恋爱、回老家结婚,成了越来越多青年农民工的现实选择。

  “与人们的设想恰恰相反,当下越来越多农村青年的婚嫁距离,在缩小,内圈化了。”

  在L村访谈时,除了客观交通条件限制,李德得到了村民给出的3条现实理由:两家距离近,方便相互帮助、照应,特别是农忙季节、盖房子等大事;住得近,可以多走动,拥有一份亲切感,也可增强感情;女方嫁得近,还可以在生气时,很快得到家人的帮助,不受欺负。

  而在城市工厂里的调研,女工给出的理由,主要是觉得与同一个地方的人结婚会有共同经历和语言;嫁人嫁得不远,父母可以放心;同村人结婚可以更了解对方。

  不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城市,几乎没有人赞同异县异省婚姻。

  李德分析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一是80后因计划生育的施行,农村家庭子女开始减少,父母对孩子的依赖度增大;二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体系、水平的缺陷,使养儿防老、养女防老的观念依然浓重。

  一条条“不得不”的原因,加之外出打工少回家的现实,让媒人、相亲、闪婚“不得不”又热了起来。

  只是,这样真的好吗?

  他(她)们的婚姻策略

  陈欣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想法与经历,并非只是他个人的问题。

  从2010年起,李德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问题进行系统调查。持续一段时间后,李德发现,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已开始形成自己全新的婚姻策略。

  婚嫁的距离,只是其中的表象之一。

  既然不被父母认可,新生代农民工们在大城市中的恋爱,更像只是为了填补双方感情的空白,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开始游戏人生的不在少数。

  从问卷的结果看,虽然超过80%的人赞同自由恋爱,以感情为基础,对方人品要好,不考虑对方贫富、学历等情况。但对待婚姻,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婚后不幸福就应当离婚;超过70%的人赞同婚前同居,超过40%的人认可婚外恋和外遇;逾四分之一接受女孩子傍大款、当小蜜。

  观念的改变,会直接影响人的价值观与判断。在新生代农民工心中逐渐成型的婚恋新策略,日渐显著。

  比如“社会阶层、门当户对”的理念。

  “城里的女孩和女大学生根本不会看上我们,我们就不是一路人,我们收入低,养不起。即使将来做了老板,挣了大钱,也不会娶,说不到一块……”这样的自我认知,似乎每个受访者都明白。李德在城市一家工厂调研,全厂27名已婚者,家庭条件都差不多,在老家属于不穷非富。“因为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主要都依靠农业和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所以家庭条件差别不是很大。”

  对自身与伴侣的要求,微妙的变化同样已经出现了。

  对于个人,最明显的莫过于结婚年龄的推迟,过去农村女孩一过20岁就算老姑娘的观念,一去不返。现在不论是女孩自己,还是男方都已不那么介意年龄,在国家规定的女性23岁、男性25岁晚婚线后再准备结婚的人,占了大多数。

  对伴侣的要求,在看重品德、身体健康这样的传统标准的同时,对对方身高、长相等外在容貌要求逐步提高。这种容貌要求,是相对于传统在田间务农形成的那种相貌而言的,比如皮肤粗糙、黝黑,穿着旧式,从没出去打过工,不了解外面的世界。

  “所以,越来越多的,婚姻是打工者找同乡打工者。”李德说,他们常年在城市工作、生活,逐步接受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是在基本改善、解决温饱后,对审美意识的唤醒,其实也是一种社会进步。

  但重要的是,无论男女都显示出物质主义倾向。对方家庭的富裕,未婚夫非农业技术的挣钱能力,女生的外貌、性格愈发重要。过去一直受欢迎的身强力壮、勤劳朴实的男青年,相貌较差却善于理家务的女子,如今受到冷落。

  时代的烙印,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身上。

  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

  只是所谓的爱,与两情相悦的婚姻,被裹挟在厚厚的“策略”里。

  近1.5亿人的婚姻家庭

  还很难判断,在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些婚恋转变,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只是,当越来越多陈欣的出现,当爱情、婚姻被量化、被消费、被速食,令人隐隐不安。

  春节一天5次相亲的故事已让人感慨,但若将搜索面再扩大,从令人唏嘘的除夕夜云南腾冲灭门案,到去年江苏男女青年相亲,竟是嫖客小姐;河南村支书被捕,笑谈村里孩子一半都是他的,类似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再联想到2012年河南光山校园伤人案、2011年贵州毕节被烧死在垃圾桶里的留守儿童……

  条条新闻的背后,似乎都有着农民工婚姻问题的影子。

  李德从社会学的视角,在研究中将农民工的婚姻问题拓展开来。结婚前对恋爱、性行为的放松,会更易引发堕胎、卖淫等社会问题;结婚后的婚姻,尤其是当有了孩子后,问题更加复杂。留守儿童的安全,留守妇女的自我保护与压抑,独自在外打工的性压抑、性犯罪,与结成的“临时夫妻”,都是当下阶段的棘手难题。

  李德觉得,计划生育政策、农民工的婚嫁距离、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民工荒等,这些以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在当前城乡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似乎都有了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通过农民工婚姻这一点,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全部串了起来。看似简单的恋爱、结婚,一只手牵着一个个人的幸福,另一只手拉扯的,是令社会稳定的最基础细胞—家庭。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63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近1.5亿人。

  真的,是人们的家庭观念、道德观念在物欲中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吗?

  其实未必。单看每年春运时,在中国大地流动着的数十亿大军,就能体会,家,仍是中国人的心底最深的牵挂。

  在李德与同事最新的研究中,他们感觉到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困境的核心,源自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衡。

  2013年12月14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一个思维已开始现代化的人,却不得不面对难以逾越的落差、难以摆脱的乡村观念,矛盾必然出现。国家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他们带来希望。”李德说。

  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要消除农村,也不是推平田地盖新楼,在李德看来,更重要的,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即以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有层次、有梯度的产业转移、新城发展中,能够带着“乡愁”安然落户新型城镇,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有活干、有房住、子女有学上、生活有保障。

  “也就是说,实现他个人全面发展,这也应是新型城镇化真正的内涵。”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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