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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位经济学者共寻“稳增长”答案

2014年04月16日05:04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当下的经济增长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唱衰的一派认为,中国GDP增速或将跌至5%以下,甚至有可能更低;而看好的一派则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还将长期维持。身处其中的中国经济学家如何评判?

  近日,来自全国20所知名高校的经济学院院长汇聚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经济学院院长论坛,给出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的答案。

  这些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过去以劳动力和资源禀赋为特征的红利优势正在减弱,但经济增速还必须保持在7%~8%这样一个区间,以满足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等社会稳定的需求,所以未来经济增速更多地要向改革、向政府的简政放权要动力。

  与这个逻辑相关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出了一个60条的改革路线图,究竟哪些改革能为经济增速释放红利也是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

  GDP增速多少最合适

  本届中央政府的首个政府工作报告把今年的GDP增速定为7.5%,在多位经济学院院长看来,经济增速保持在7%~8%之间,既吻合当前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客观现实,又能保持中国这趟经济列车的平稳运行,是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分析说,之前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留下一些隐忧,不能在有问题的增长基础上再加码。一个典型的数据是,我国的出口产品,有220多种产量都是全球第一,可这些第一,很多产能都是过剩的。如果按照以往的速度继续增长,只会导致产能继续过剩,风险丛生。

  沈坤荣还给出了另外的风险,比如,在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下,一些表外业务靠影子银行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影子银行一旦资金链出问题,局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泡沫也会破灭。既有的风险都需要合理调整经济的增速。

  除了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的变化会影响经济增速外,武汉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谢丹阳认为,技术的成本也会在未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速。他认为,中国过去的经济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很重要的原因是取得新技术的成本不高,但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走到知识前沿,或是科技前沿,更多的技术要靠自主创新,要素成本的增加会影响经济增速。

  谢丹阳预测,到2040年,中国GDP有可能占全球的25%,走到世界的最前列。而实现那个目标,从现在起到未来的几十年间,只需要保持GDP4.8%的平均增速就可以。在他看来,这个速度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则认为,合理的经济增速应该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出发点的。近年来GDP8%的增速,其实不是取决于社会真实的需求动力,而是取决于宏观调控政策和货币政策。他建议,确定未来GDP增速,要研究社会的需求,特别是要明确哪些是真实需要,哪些是意愿需求。在王广谦看来,我国的发达程度与发展程度都不足,如果有条件,还是把GDP增速确立在8%比较合适。

  改革深水区,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中央政府曾多次明确,未来的经济增速要向改革、向政府的简政放权要红利。改革已经进行深水区,未来政府该如何定位,释放改革的红利。

  沈坤荣认为,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有区域的调整,有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最重要的调整是规范政府的行为,让政府在该作为的地方有所作为。

  沈荣坤举例说,比如现在提得比较多的创新驱动,就需要靠政府来营造创新的氛围,吸引人力资本或者企业家创新。再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需要政府来干预的。

  首都经贸大学校长王稼琼关注的问题更为具体,他仔细分析了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政府应该管和不该管的事。

  王稼琼认为,京津冀一体化应该成为政府职能如何界定的一块试验田,其中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他说,京津冀不像长三角地区市场化程度那样高,也不像珠三角,主要行政区划在广东省一个省内;再有,京津冀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很大,行政壁垒非常坚固。这些弊端都需要政府合理化解,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王稼琼看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需要政府出手的是如何构建三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交通设施的一体化,以及生态布局的一体化。至于产业转移问题,企业创新问题,要素流动问题,资源配置等问题,让市场去做就行了。

  王稼琼说,政府真正能够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这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化,决定了京津冀一体化,究竟能不能真正实现,能不能作为我们城市群建设的一个样板,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认为,政府的定位就是四个字:“维护、服务。”维护市场制度良好运行,建立法治社会,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提供环境等公共服务,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则用“缺位、越位和错位”来描述当下政府的一些不当行为。她主张政府行为的界限应该划定,主要包括保护合法产权、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基本的均等的公共服务、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等。

  改革要碰到哪些硬骨头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的改革进行了谋篇布局,在这20位来自高校的经济学家看来,其中不乏诸多改革的硬骨头。

  研究政府管制学的浙江财经大学校长王俊豪认为,未来改革的难点一定与政府的管制行为是否恰到好处相关。王俊豪说,政府管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重要政府职能,用于解决市场失灵后如何有效维护市场运行次序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任何企业都是在约束条件下享受自由。但我国对垄断性行业的管制,对环境问题、食品安全等领域的管制尚不到位。王俊豪说,政府行为的改革,一方面要减少政府的行政权力,但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管制职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政府管制体系。

  王俊豪建议,未来应构建科学的政府管制绩效评价体系。特别是政府出台某一项政策后有可能带来多大的效益、要付出多大的成本都需要评价。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看来,另一个要在政府与市场间辨析的难题就是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全世界的难题,很多国家因为社会保障制度设置不合理,使国家财政状况变得很糟。再有,社会保障涉及不同代际消费者之间的再分配问题,既是政治难题,也是经济难题。袁志刚说,现在围绕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我国有一系列的难题,包括退休年龄、养老金累计模式、支付模式等等,都需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认为,当下与经济增长的难题是就业。他建议,应该更多地关注劳动力市场如何更好地实现供需衔接。

  2000年以来,我国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将近6000万,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总数,超过韩国人口总数,赖德胜说,由此还间接带动了高中的入学率,劳动力质量大幅度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劳动力的配给却出现的问题,大学生就业困难,就业市场出现结构偏差。

  赖德胜坦言,如何使大量的劳动力资本优化配置,事关未来的创新发展。

  本报北京4月15日电 

  作者:刘世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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