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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谢 欧元保卫者

2014年07月05日08:55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6月24日上午9点半,满头银发、笑容可掬的让·克劳德·特里谢准时出现在北京瑞吉酒店一间小型会客室,主动向记者伸出手。一时间,很难将眼前这位谦和的老者与以前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位不苟言笑的金融强人联系起来。而话题一旦打开,这位前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严谨专业风格逐渐展现。

  话题从欧洲最新的经济形势开始。

  “我们不再处于全球危机的"震中"了!”当记者问起近来欧洲经济复苏,希腊、葡萄牙等重债国已经重返国际融资市场时,特里谢双眼闪出光芒,嘴角露出微笑。

  “显然,欧洲(经济)现在没有那么戏剧化的事件了,”这位72岁的银行家身体向前微倾一下,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说,“不过,欧元区和所有其他发达经济体,仍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这次特里谢专程到中国,是受国际金融协会(IFF)的邀请,在当天下午举行的2014领袖对话会上做主旨演讲。这位在国际金融界备受尊敬的中央银行家,分享了他关于欧洲应对危机的经验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建议

  特里谢的助手庄玉博士告诉笔者,这位欧洲央行前行长熟知中国经济,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我见证了中国的惊人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十分出色!”谈到中国经济,特里谢微笑着对笔者回忆起自己32年前首次访华的经历。

  “那是1982年,当时北京还没有一家摩天大楼,上海也没有。”他说自己到北京前完全没有料想能够见到与他自如交谈的中国朋友。当时,特里谢作为法国政府官员,负责与中国举行一项有关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谈判。

  此后,特里谢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现在,他在中国的最新头衔是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智库集合了多位在中国以及国际上著名的前高级金融官员,事实上,特里谢也是这个论坛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特里谢在记者面前流露出“羡慕”神色。他说,我理解中国政府把7.5%的增速定为今年的目标。对于学界有关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下滑的预测,特里谢表示,对于一个长期高速增长的国家,现在增速比以往稍微慢一点,这非常正常。他认为中国今年可以达到预期增速。

  “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来说,7.5%的增速是个"梦想"。”他强调说。

  谈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特里谢说:“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的前景非常光明”。他注意到,除了货币互换,中国金融当局近期与法兰克福、伦敦等欧洲的金融中心建立了进一步的人民币清算合作,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不过,他说,人民币要真正成为全球货币,需要完全可自由兑换,这样才能使国际储蓄人和投资人对其有充分信心。

  谈话中,特里谢几次提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观点,显示出二人有着密切的沟通与深入交流。实际上,他与中国的金融高层多年来一直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

  国际金融论坛理事长、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也是特里谢的老朋友。他说,欧元问世标志着国际货币的多元化,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特里谢等国际金融专家与中方的货币对话,对加强中欧货币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都有裨益。

  在国际货币体系建设方面,特里谢认为,尽管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远远称不上完美,但它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方面显示出“相当的韧性”。他举例说,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汇率市场并没有出现严重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积极合作,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特里谢说,建立更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很多条途径,其中前景最看好的应当是未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成为真正的“锚”。即便是在国际格局变革迅速的当前,也应避免“迅猛的、唐突的”改变。

  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特里谢提出三项建议。

  首先,应做好国有企业改革。他说,尽管这已经是中国当局战略的一部分,但由于国企问题,带有计划经济特点的状况仍然令国际社会担忧。

  其次,中国应继续推动经济再平衡,在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尽可能增加内需,以便为今后的增长和就业开辟道路。

  再次,特里谢认为,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应当更加重视人口统计学上的挑战。他说,人口结构变化会造成中国劳动力不稳定,甚至劳动力减少,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在专访即将结束前,笔者问到他还有哪些话要与中国读者分享,特里谢脸上继续保持他的微笑,简要而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看法。

  特里谢说,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改变了世界,同时,中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他说,中国的经济成功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其速度远远超过了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之后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他说,显然,中国很清楚自身非凡的经济变革影响了整个世界。

  不过,这位老练的金融外交家同时提醒,“没有中国,这个星球也会发生迅猛变化。”这是因为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科学与技术巨大进步,由于医疗以及人类生活的期望都在迅速变化,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他说,中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才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合作的问题。

  他说,我们应当着眼长远,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犯错。因为,“无论是在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民众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高。”特里谢意味深长地说。

  保卫欧元

  欧元问世15年来,特里谢担任了8年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从2003年11月1日上任,到2011年10月30日退休,特里谢在欧央行的风口浪尖上,期间经历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极大挑战。但自始至终,他坚守欧洲央行“保持价格稳定”的首要职责,以保卫欧元为己任。他对欧元区经济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很多做法与理念,需要时间来消化。

  特里谢的另一位中国老朋友、国际金融论坛主席成思危介绍说,特里谢担任欧洲央行行长以来,对欧元区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巩固了欧元地位。欧元问世前,特里谢时任法国央行行长,他是欧元的直接推动者之一。欧元刚问世时,1美元可以兑换1.18欧元,而后欧元不断攀升,一度达到1欧元可兑换1.5美元左右,现在约为1欧元兑换1.2美元。欧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之一的地位受到普遍认可。第二,有力控制住欧元区的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发生时,欧元区通胀率曾一度达到2.6%,特里谢不顾各方反对,采取措施使通胀回落到2%以下。第三,坚定地捍卫欧元,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特里谢守土有责。这使他赢得了“欧元保卫者”的称号。

  8年的欧洲央行行长是特里谢职业生涯的高峰,同时也是挑战最为艰巨的一段人生经历。

  在2011年10月即将离任的一次告别演讲中,特里谢把自己在欧央行8年的工作总结为两个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的前四年,是稳定发展期;从2007年到2011年,是危机应对期。

  第一个四年,特里谢认为挑战不小,但对于一个中央银行家,这种挑战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当时,欧洲央行的主要任务是在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后以及面临高能源价格的情况下,保持欧元区的价格稳定。这一阶段中,有三个欧元区国家打算弱化欧元成立根基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在财政赤字上突破3%的红线,而特里谢率领欧洲央行坚决反对这种情况,甚至不惜得罪许多欧元区国家政府、投资人或国家金融机构而提高利率。因为这些举措,欧元区物价始终保持稳定,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得以很好地保持。

  第二个四年才是挑战最大的阶段。特里谢在三年前的一次讲话中说,自2007年8月,我们经历了一场全新的危机。这场危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未有的。“60多年来,全球危机的震中发生在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系统中。”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一次采访中,特里谢把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震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第二阶段从雷曼倒闭到2009年底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家们开始采取超常规的举措,相关政府也不得不采取紧急对策。前两个阶段的“震中”都在美国,而第三阶段则转向了欧洲。特里谢说他清晰地记得在2009年底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一次谈话中,对危机形势有深刻洞见的伯南克说:“让·克劳德,现在轮到你了!”

  特里谢一方面坚守所谓传统或者“标准”的央行措施,另一方面采取了一些非常规的行动,如推动建立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购买危机国家的债务。

  但归根结底,特里谢认为,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责是维持价格稳定,因为这关系到欧元的信誉。而这种坚持使他在债务危机严重时招致不少批评。一些人认为,特里谢过分看重物价稳定,结果使欧元区经济复苏迟缓,甚至出现二次探底。

  欧洲自由派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迪恩·贝克尔说,他们(央行)的工作就是把通胀率降到2%以下。经济危机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也没有合适的工具去应对。

  而他的继任者、意大利人德拉吉则在上任不久后就提出“无限制购买欧债”的超级宽松政策。进一步地,在今年6月,德拉吉还推出负利率政策。

  对此,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感到担忧,认为欧洲央行的“开闸放水”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货币战争。

  在评论德拉吉的举措时,特里谢言辞非常谨慎。他不着声色地为自己的继任者做了辩护。他说,欧洲央行现在的做法表明,他们清楚现在的物价水平面临通缩风险,他们对此要采取严肃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让通货膨胀率重返2%的目标。

  “物价稳定意味着既无通货膨胀,也无通货紧缩”。特里谢对记者强调了两次。他认为,这与增长和创造就业并不矛盾,相反,它是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前提条件。而2%的涨幅是价格稳定的标志。这也是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等四个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和地区的共识。

  2010年6月,特里谢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区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对此您怎么看?特里谢回答说,我不认为这类风险会真正发生。相反,通货膨胀预期与我们预定的目标—低于2%但接近2%相符合,而且在最近的危机中一直保持。对于经济,那种认为紧缩措施会导致增长停滞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面对毁誉,特里谢只是从容一笑。而最大的说服力莫过于数字。特里谢微笑着直视记者,目光坚定而深邃。“欧元问世15年来,欧元区的年度物价涨幅恰好维持在2%的合理水平。”

  一体化之梦

  与很多欧洲智者一样,特里谢认为,在全球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欧洲只有走一体化之路,才能在新的多极化世界中形成更大影响力。从当年担任法国央行行长到欧洲央行行长,再到退休后至今,特里谢坚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信念未曾动摇。

  欧债危机的发生使特里谢对欧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欧元的“先天不足”使得它不能与美元相提并论。

  关于欧元的独特性,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曾一语中的—“这家央行没有祖国,也没有国家储备的支撑”。

  欧债危机严峻时,对圈外人而言,欧洲局势非常令人震撼:西班牙经济开始滑坡,新纳粹势力在雅典街头逡巡并殴打外来移民,整整一代年轻的欧洲人面临经年的失业和贫困。

  2010年至2011年,欧债危机不断发酵,一时间,关于希腊出局、欧元解体的说法甚嚣尘上。很多欧洲人赞同取消欧元,把货币主权重归各个主权国家。

  而特里谢则在危机中看到了欧洲一体化的机遇。他说,解决欧元区的危机,不能减少超国家主义思维和专业技术规则,而应当增加。特里谢呼吁实现他所谓的经济治理的“量子跃进”(quantum leap),加速实现下一阶段的欧洲一体化。

  即便是在美国,特里谢的深刻洞见也受到许多专家的赞扬。华盛顿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建人彼得·G·彼得森就曾评价说,这位法国银行家“作为欧洲央行的行长,在欧洲危机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北京的这次领袖对话会的公开演讲中,特里谢回顾了欧洲的教训。他说,本次危机暴露出欧元区存在六大弱点:第一,稳定做得不够,即有单一货币,但无联邦式的组织,也无联邦式的预算。第二,没有相应的监测不同经济体竞争力的指标。第三,没有银行联盟。第四,没有应对金融危机的机制。第五,还没有真正形成单一市场。第六,结构性改革不够。

  正是针对经济肌体的正确诊断,特里谢及其欧洲同僚采取了相应对策。首先是建立了欧洲稳定机制;其次,建立银行联盟;第三,建立银行间的单一监管机制。同时,加强欧洲的经济治理。而欧元要真正获得坚实支撑,需要欧洲成立财政联盟,但这在短时期内仍无法做到。一旦财政联盟真正成立,欧洲的一体化梦想也终将实现。

  2011年早些时候,特里谢提出了建立欧洲财政联盟的设想。这一联盟应包括三方面职责:第一,经济监督职能,必要时有能力采取行动;第二,能监管银行,确保区内各国银行不会那么依赖本国政府融资,第三,要在国际组织中代表欧元区。特里谢认为,欧洲财政联盟的最终目标是把27个欧盟国家都纳入一处,包括没有加入欧元的英国。

  特里谢坚信,比起上世纪50年代罗伯特·舒曼(被公认为欧盟创建者之一的法国政治家)所处的那个时代,欧洲人现在有更多理由在经济、财政和货币上统一起来。他说,我真的相信,世界的变化,包括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的崛起,需要欧洲人更加团结。本轮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欧洲人需要更团结。

  事实证明,欧元区已经成功度过最艰难的债务危机,欧元解体的舆论悄然沉默在历史卷宗之内。而立陶宛不久将加入欧元的消息,进一步证明了欧元的生命力。这些都令特里谢感到欣慰。

  从欧洲央行退休后,特里谢转向学界,开始以他的思想影响世界。2012年4月,他出任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知名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主席。在他领导下,这家成立于2005年,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智库于2012年被英国Prospect杂志评为年度最佳智库。特里谢穿梭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以他特殊的身份,沟通各国的金融和经济政策。

  尽管已不在欧洲央行行长的座椅上,特里谢依然关注欧洲央行的一举一动。他说,不管未来如何,欧洲央行理事会将继续忠实于它的首要职责,“欧洲央行和整个欧元系统,将继续作为稳定和信心之锚。”

  作者:刘丽娜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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