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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巨流河》和《上学记》为例(组图)

2014年07月14日06:28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本报评论员:付艳霞
  每年到大学的录取季,各种有关大学的讨论都会重新成为关注的焦点。涉及高校教育改革、教育体制的弊病等问题,几乎可以写一本《批评大学的N种方法》;而涉及年轻人的大学生活,又会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般青春飞扬,几乎可以写一本《大学里的N种浪漫生活》。

  其实,无论是严肃思考还是轻松回忆,有关大学的话题背后其实都暗含着一种期待和畅想,那就是什么样的大学才是最理想的,什么样的大学生活才是最值得推崇的。于是就有人“师夷长技”,把常青藤的美好高妙搬到中国来;也有人“以史为鉴”,向历史求助。其中,向历史要经验的最直接、最显要的成果,就是有关西南联大的书层出不穷。

  一句“名师荟萃”不足以呈现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仅就人文学科而言,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王力、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林徽因、吴晗、吴宓、潘光旦、卞之琳、冯至、刘文典……同样,一句“才俊辈出”也不足以呈现西南联大的教育成绩,且不说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自然科学领域的,仅就人文社科领域而言,汪曾祺、何其芳、李长之,任继愈、何兆武等也无不光彩熠熠。而校长梅贻琦仿照孟子“故国”之说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仅是西南联大的精神符号,更是不断被铭记、被传播用以发愿或提醒的“大学名人名言”。

  何兆武的《上学记》也是西南联大出版序列中的一本,从2006年出版开始就广受好评。这是一本“活的个人史”——何先生是清华大学的退休教授;而且,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何先生直接点评名师的治学弊端,并为此引起名师后代质疑。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书。新中国六十几年,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为跌宕起伏、也是最让人欲说还休的,而由何先生这样跨越两个时代,跨越两个世纪的见证人,从“自由与幸福”的角度书写,显然会产生一种“理性反思”的效果——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有关社会理想的反思之书何其少!

  四年之后,台湾作家齐邦媛在大陆出版了《巨流河》。好评如潮之中,更多的是对抗战期间兄弟并肩、全民一心的峥嵘岁月的肯定;对在《大江大海》之后,冷静平和的历史态度的肯定;对《我们台湾这些年》背后更富有历史含量和家国情怀的肯定;还有对知识分子在时代祭坛上所能保持的尊严的肯定。但就笔者的体会而言,与其说这是一本个人史,不如说是一本重寻两岸知识分子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底蕴的书。在这本书里,我们会发现在西南联大的光芒四射背后,还有武汉大学、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等一大批同样“刚毅坚卓”“弦歌不辍”的大学,抗战精神和教育的薪火一样在他们之中绵延。仅就齐邦媛就读的武汉大学外文系而言,也是名师荟萃——方重、陈源(西滢)、袁昌英、陈寅恪等等。

  《巨流河》和《上学记》两本书对比阅读,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蛛丝马迹,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那个时代青年共同的精神风貌,那个时代共同的教育追求——一种关于“理想和希望”的追求。

  如今很多时候,“理想”是一个特别遥远的词,甚至显得有点可笑,它曾经和“革命”贴得那么紧密,而后来的现实一再打破它所制造的迷幻。上世纪8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提倡的“告别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谈理

  想”的另一种说法,后来,“理想”

  变得越来越让人警惕,当然也变

  得越来越不可琢磨。但是,看过《上学记》和《巨流河》之后,这个

  词重新变得可亲可感起来,尤其

  它和民族生死存亡、和家庭颠沛

  流离、和大学弦歌不辍、和青年生

  死投入、日高日远的追求结合起

  来的时候,它忽然具有了另外一

  种功能:它提供了一种穿透战争

  风云,面对和平生活的刚健有为

  的人格格局,提供了另外一种与

  自己相处的方式。或许,我们该这么看待理想:它固然善变,但蝴蝶总是比毛毛虫好看。

  抗战中的两种青春

  《上学记》里写,抗战初期,日本有巨大的空中优势,而中国那时候空军很少,于是在何兆武报考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学生去投考航空学校,“那一批人素质都很优越,所以中国空军在一开头打的时候战绩还是挺辉煌的。”接着,他说,从报纸上看到一个叫沈崇诲的人,1928年考入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以后投考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八·一三”的时候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他于是撞向日本飞机,27岁殉国。

  而这个报上的故事,在齐邦媛的《巨流河》里,就是真人的故事,另一个东北青年张大飞的故事。张大飞是齐邦媛哥哥的同学,也是她父亲齐世英创办的中山中学的学生。随中山中学南迁之后,经常到齐家,两个人就这样相识,情窦初开。中学毕业后他投考军校,成了飞虎队的成员,抗战胜利之前,他以27岁的年华牺牲在空中。两个青年,一个在空中对敌,一个在大学读诗;两份青春,一个的理想是战后做一名随军牧师,一个的理想是战争结束,现世安稳。两个人通信百余封,但在战乱中却无法保存,齐邦媛是用心灵记下了张大飞写给她哥哥的绝笔信: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也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

  ……这些年,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张大飞是《巨流河》里最为动人、最为令人难忘的角色。齐邦媛用最为内敛圣洁的笔法,用最为至爱精诚的态度,书写了她和张大飞的心灵默契,相伴了她一生的灵魂之爱。

  齐邦媛说:“五十年来我在许多的战争纪念馆重寻他以生命相殉的那个时代”,但她找到的是在南京的墓碑上,他的名字和很多人的名字在一起;而关于他的报道,则是这样的角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确有一架飞机降落在西双河老街下面的河滩上,有很多人好奇前去观看,飞机一个翅膀向上,一个翅膀插在沙滩里。过了几日后,由上面派人把飞机卸了,用盐排顺河运到信阳。”

  以《圣经》为“一辈子的依靠”,并以《圣经》当信物的张大飞可曾找到灵魂的安歇?女主人公说:“一些连记忆都隐埋在现实的日子里,渐渐地我能理智地归纳出《圣经》传的道是"智慧",人要从一切虚空之中觉悟,方是智慧。”——中国的文学作品里,从未有过如此书写的初恋,甚至,齐邦媛都避讳用“恋爱”这样的字眼,男女之爱,分量太轻。她说:“我想写的是一个(和更多)人,投身那样的骨岳血海之前和之后激荡、复杂的心路历程。在他写了七年的信里,有许多述说,可惜我一封也不能保留,无法详述他在作战的那些年心灵的声音和愤怒。我十二岁认识他,看到两代东北人以身殉国的悲怆,那不是美丽的初恋,是尊敬、亏欠、患难相知的钟情。”

  在抗战最为艰难的年代,国民政府曾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尤其是抗战后期,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的中国远征军三个军中,有大量的青年师生充当翻译、飞行员等技术职务,为中国抗战立下汗马功劳的“飞虎队”中更是有很多高素质的优秀青年。当然,时空拉开之后的真相裸露,总是会让人心生黯然:历史研究界不断披露的青年从军背后的党派之争,中国远征军“兵败野人山”的惨烈,都让人体会张大飞们用以殉国的一腔青春热血的另外一层含义。

  无论如何,青春的热血都是赤诚的。民族危亡年代,读书报国和投笔从戎是青年们能够选择的两条不同道路,而一个个青年的选择就汇成了时代的风潮。何兆武和齐邦媛是留在后方读书的青年,但他们身上从未褪去家国之忧,他们笔下也从未褪去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用自己的劫后余生实现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何兆武曾在西南联大读过土木、历史、哲学和外文四个系,最后成为在大陆研究思想文化的教授学者;而齐邦媛在武汉大学读过哲学和外文两个系,1948年赴台,成为台湾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齐邦媛的大学:沉痛而欢欣

  一般而言,女性写家族史、写个人史、写感时伤事的书,都容易写得个人悲欢有余,时代风云不足。然而,读《巨流河》,却每每让人想到“苍茫阔大”、“哀而不伤”、“刚健有为”这样颇有浩然之气的字眼。在这本书里,齐邦媛从东北的巨流河写到台湾的哑口海,从父兄的爱国行动写到自己的家国情怀,从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孩儿写到一个诗书满腹的知识分子。个人与时代、战争和日常、情感和理智、诗情和世情等种种风云激荡和心灵创伤,无不在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巨大理解力和包容力中得到安抚和疗救——当然,作者作为基督徒,也多处写到了《圣经》带给她的力量和智慧。

  全书从语言到人物,从场景到背景,无不贯穿着东方美学中“刚健”与“冲淡”、“有为”与“无为”的中正调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齐邦媛的《巨流河》让两岸三地的读者深深体会了一次我们共同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支撑作用,不止是支撑美学格调,还支撑人格和心灵。这部书所产生的内敛节制又余音绕梁的美学效果,它在历史和心灵上的丰富程度和厚重程度,足以让它进入更多人的阅读视野。

  在《巨流河》里,可以找到蔡文姬激昂酸楚、真情穷切的《胡笳十八拍》的影子:“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然不得欢乐兮当我之盛年。”也常能让人想起杜甫面对人生悲苦和天地不仁时候的沉郁顿挫。同时,因为作者是基督徒,又常让人体会信仰带给人的宽和隐忍。这是一本独特的抗战史书、青春之书、灵魂之书,隐含着一种失败者的忧伤和惆怅——这本书有关抗战和大学时代的部分最为动人,有关初恋的描写最为动人,而有关台湾工作的部分则略显琐细。

  在齐邦媛的大学生活中,战火从未远离她的心灵,因为她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在空中战斗的张大飞;她随时都能得到身为国民党官员的父亲带来的战事消息;而且,她的课堂上,随时都能听到教授们身在书斋之内、心怀民族安危的家国情怀——或许,读过这本书的所有人,都无法忘记朱光潜先生在讲到华兹华斯的诗句“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的时候,“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的至情至性。时局艰困,知识分子秉持着“弦歌不辍”的理想坚守在课堂,但他们也从未放下“匹夫之责”——按照王德威先生的说法,这样的一个细节足以印证朱先生“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以及他在理应“呐喊”和“彷徨”的民族危亡之际,冒着不识时务的风险,坚持谈“美”、谈“静穆”的忧患底色和良苦用心。

  朱先生选用的是国际通用教材、讲济慈也能联系杜甫,给学生的启发可以想见;而那时的学生因敌机轰炸、时局艰困,只能退守书斋;再加上家破人亡和恋人殉国,促使齐邦媛在诗和美中寻求情感的依托,也铸成了她敏感多思、勤奋内敛、知行合一的人格格局,帮助她度过了“沉痛而欢欣”的大学时代:“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最大的依靠。”她在采访中说:“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

  读齐邦媛记录的大学生活,在知识和人格的启迪上,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而大学之于她性格形成、职业选择、人生观、价值观所产生的作用,更是让她受用不尽,对读者也是极大的启发——除了朱光潜的美学影响、吴宓作为导师的点拨,还有和凌叔华、苏雪林并称“珞珈三杰”的袁昌英讲授的莎士比亚,袁昌英的丈夫、留英的货币理论专家杨瑞六关于读书功用的训诫,《时与潮文艺》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的分析……

  当然,除了在大学里得遇名师,因为家庭和工作的关系,齐邦媛也在书中记录了胡适在文学和历史间穿梭带给她的启发:文学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与深度,实际上,《巨流河》就是以这三方面的结合为追求的。而她能够有十六年的时间定期到素书楼拜访钱穆,听他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又是何其有幸!

  “国家不幸诗家幸”,不幸的时代更能够催生人对未来的期盼和畅想。难以想象,倘若没有这一代人在大学里的坚持,没有那种穿透战火和苦难,战胜个人哀愁和悲欢的理想,文化该会面临怎样被摧毁、被掏空的悲剧结局。生不逢时,又生正逢时。

  何兆武的大学:幸福而迷茫

  跟《巨流河》的时空相比,《上学记》更窄一些,毕竟作者在台湾只有短暂的停留,主要在大陆治学,家族也没有更为惊心动魄的经历;而且,《巨流河》有谋篇布局的构思,《上学记》作为口述史,结构上更为随意。如果说《巨流河》是像大河一般宽阔绵延、丰沛充盈的话,《上学记》就更像一股溪流,充满思辨的深入浅出间自有一种亲近和熟悉。

  何兆武在西南联大读到了研究生毕业,共有七年。他说,这是他人生中最惬意的好时光。他讲到当时大学的日常生活:上课、去图书馆、考试、同学间辩论等等,更是提到了在茶馆里吹牛的“光辉岁月”。这是齐邦媛艳羡的男生的天地。他写自己自由选课,听了很多名师的课,也写了亲见的这些名师的名士风度。多年以后,这种属于学术和思想的“自由”状态让八十几岁的何兆武萦怀不已,物质穷困而精神昂扬的理想状态也让他追慕不已。当然,战事日益艰苦的消息和个人病痛带来的迷茫感也挥之难去,覆巢之下,完卵无处可寻——有关西南联大的再多“传奇”都不能忽略掉民族战争的底色。

  一部《上学记》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哲学意识和知识分子意识,这是西南联大带给作者的知识格局和人格格局。在讲述中,何兆武不断强调整体的历史观,强调超越于一切以上的自然科学理性和人生哲学。他说,“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而且,他赞同“有我”的讲述,要敢于和善于表达判断。书中他对闻一多一包热情的思考,对冯友兰的哲学和钱穆的传统文化研究提出的质疑等等,都是这种“有我”的表现。在这种“心灵的辩证法”中,他无时不在思考着作为人的幸福,想象着走在人生历程中的“欣赏”的姿态。或许,正因为何兆武见证了建国后那些坚持留在新中国的西南联大名师们陈寅恪、朱光潜、吴宓等等所遭遇的一切,见证和亲历了自己这一代秉持知识报国信念而报国无门的愁苦,所以才会更有关于知识分子“自由和幸福”的一番滋味。

  王德威说,《巨流河》是一部惆怅之书,实际上,对大陆的读书人而言,《上学记》才是一本惆怅之书。战争中追求知识和理性的美好和建国后践踏文明和文化的野蛮,两相对照,带给人难以言说的惆怅,比故国惆怅更为绵延的文化的、文明的惆怅。齐邦媛也写到,多年之后她在大陆见到南开中学的同学,她们“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而自己虽然能够在台湾做一份教职,但也是“欢乐苦短,愁苦尤多”。她们相拥背诵杜甫的诗:“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当然,跟《巨流河》一样,《上学记》也是一个“潜文本”,虽内敛克制但颇有穿透力,它是历史提示之书。因为战争,因为政治,20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一代青年也随之成为了时代祭坛上的羔羊,“被时代消耗”;但20世纪又是饱含理想和希望的世纪,一代青年秉持着“难以言说的,生死投入理想的纯真”,向往自由和幸福。

  名字写在水上,灵魂写在纸上

  何兆武说,“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是一种通过苦恼的欢欣。”而齐邦媛也总是在无限的悲苦之中,提到“圣洁”,提到“洁净”,提到何兆武也反复提及的雪莱、济慈的诗。经历了苦难,见过了肮脏,或许才更明白“洁净之美”之于人生的价值,才明白浪漫主义诗歌之于人生的意义。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过客,名字写在水上;但用“美”书写的理想和希望,却能够“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用灵魂写下的故国之思,也能够“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读两本书,也会常常引人思考大学的位置,或者大学的特质:大学是象牙塔吗?战火之中何寻书桌安稳?但又有什么时段能够让读书变得如此纯粹呢?那一代大学生,因为家国苦难,大学成了他们的中间站,成了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堡垒。他们在这个堡垒中成为了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了自己。何兆武说:“我祝愿美好的艺术是在美好的教育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更进一步,我希望一切美好的思想都是从循循善诱,而不是从残酷斗争中培养出来的。”

  世界上有完全符合理想的大学吗?或许没有,有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但人能超越环境、超越时代的局限吗?或许也不能,但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中获得最臻理想的修为。其实,《巨流河》和《上学记》也从未超越时代,超越环境,甚至,从未超越漫无边际的世间悲苦,但他们坚持用理想和美对抗忧伤,对抗这“使人对坐而悲叹的世界”(《夜莺颂》),完善人生。

  人生的完善是永无止境的,大学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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