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频道首页 > 媒体新闻滚动_搜狐资讯

武汉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袁振英:一生钟爱教书不肯做官(组图)

2014年09月09日05:45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20世纪40年代袁振英夫妇与5个子女拍摄的全家福。南都记者 贺蓓 翻拍
20世纪40年代袁振英夫妇与5个子女拍摄的全家福。南都记者 贺蓓 翻拍
20世纪40年代袁振英夫妇与5个子女拍摄的全家福。南都记者 贺蓓 翻拍
20世纪40年代袁振英夫妇与5个子女拍摄的全家福。南都记者 贺蓓 翻拍
日前,袁昌淑向记者讲述其父袁振英的故事。南都记者 林宏贤 摄

  80岁的袁昌淑身体虚弱,十分瘦小,但淡紫色的烫花棉绸长衫格外别致,透着一股子知书达理。坐在有些局促的广州家中,她一遍遍地表达遗憾—没能参加今年7月在南京举行的纪念父亲袁振英诞辰12 0周年学术研讨会,写好的发言稿也没带过去。

  鲜有人知晓袁振英。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广州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名创始人之一。1921年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期间,袁振英在全国首开男女中学同校之先河。1926年11月,在武汉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白粉黑板的生活本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我"甘之如饴"。除了教书,袁振英别无他求。他以“死生得失不成问题,生唯真理与人争”,一生不肯做官。上世纪30年代起,接连不断的战火动荡,逃难与运动,袁振英的一腔教育救国抱负被击得粉碎,贫困潦倒的他三次向周恩来写信求助。

  十年“文革”浩劫中,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他没能逃脱,死后半年才得以摘掉“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世代教书匠

  两集《实社自由录》的出版,影响了包括在北大图书馆谋职的毛泽东等

  1894年7月14日,袁振英出生在广东东莞温塘乡。袁姓家族是当地望族,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是其先祖,族人们建有“袁督师祠”,袁氏后人读书可得到这里的津贴。袁振英曾回忆,家祠中有“家有藏书留子读,生唯真理与人争”的对联。

  “祖上几辈人都是教书的。”袁昌淑说,祖父袁居敦中过县学(秀才),多次代人考取举人,自己却不屑进入官场,终身以教私塾为生。袁振英自称遗传了父亲的性格,一生不肯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奸商市侩,以教书为职志。5岁他在父亲办的私塾学习“八股”。1905年科举被废除,袁居敦到香港谋生。11岁的袁振英先后在香港英皇书院与皇仁书院(全英语高中)读书,其长子袁昌法回忆,“父亲说每次年考班上第一,只有音乐50分,乐理得满分,另一半现场唱他就放弃不考,他正直古板的个性或许是真的。”

  1915年,21岁的袁振英从皇仁书院毕业,考入国立北大西洋文学系。在沉闷守旧的当时,袁振英爱穿西装,卓然不群。1917年5月,袁振英与黄凌霜等同学组织“实社”,倡导无政府主义。两集《实社自由录》的出版,影响了包括在北大图书馆谋职的毛泽东等。期间,袁振英与辜鸿铭来往密切,两人特立独行惺惺相惜。

  新青年“稿王”

  袁振英晚年给自己作14字总结—“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党的马前卒”

  "民九"(1920年)参加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小组”,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保存的1958年9月5日袁振英个人简历中,他亲笔写道。

  不过,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13人代表名单上,没有袁振英。这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名字,是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的53名成员之一,与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包惠僧等同列其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叙述建党过程中,两处提到袁振英。

  时间拉回1920年夏天。7月,袁振英北大毕业后从海外游历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第二次相逢。“北大文学院长陈独秀要我帮他编辑《新青年》。”袁振英后来写道。

  “因为我在北大读书时,已投稿《新青年》”。当时《新青年》的撰稿人皆是教员、教授,袁振英是唯一的学生撰稿人,他撰写的《易卜生传》于1918年6月15日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上,是一生最得意与重要之作,他是中国全面介绍易卜生生平的第一人。

  鲁迅曾撰文高度评价,“民国七年(1918年)6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袁振英《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

  上海重逢后,1920年8月袁振英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中共发起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并被陈派往武汉开展建党联络活动,劝恽代英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与恽代英到武汉三镇的共产、学校调查劳工和学生情况等党建工作。

  9月,袁振英在上海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校担任英文教员,并主编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后期袁振英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道,“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也不懂得理论。”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陈立平查阅《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刊出介绍苏俄的译文35篇,袁振英一人的译作就有24篇,占2/3,多用笔名“震瀛”。袁一生十之八九用笔名,多达几十个,他说:“我不喜欢出风头,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作为《新青年》“树旗帜”的专栏,袁振英对传播马列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袁振英为最初8位发起者之一。

  袁振英晚年给自己的革命历史作14字总结,大抵是对这一时期的自评—“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党的马前卒。”

  “脱党”作检讨

  为何脱党,在运动中袁振英反复被要求交待

  1920年底,应孙中山委任,袁振英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现广雅中学)校长,期间,他与汪精卫辩驳力争,在省一中首次招收女生,开全国男女中学同校之先河。“当时我接到许多卫道先生们的匿名信,说"飞剑取我头!"但我一笑置诸。为真理牺牲,常常是预备的。”袁昌淑记得广州沦陷时期,一个姓司徒女留学生特意登门感谢,“一个很漂亮的青花色瓷钵装了一斤鸡蛋送给我爸。”

  “因为事忙,便与他(陈独秀)完全脱离关系。”1921年8月,袁振英辞去校长职务,公费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读书,研究孔德实证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等科。这批学生中有该校第一个注册的女留学生黄式坤,后成为袁振英的妻子,一生从医。

  “父亲提过,说陈独秀品质不好,跟着他没前途。”袁昌淑说,近乎道德“洁癖”的袁振英,不愿与陈独秀为伍是脱党原因之一。

  1918年袁振英曾加入北大校长蔡元培成立的对抗道德沦丧的“进德会”,他成为戒条最多、难度最高的丙级会员。丙级会员有八条戒律: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461会员中仅24人为丙级,内有知名人物梁漱溟、张崧年等。陈独秀当时仅为甲级会员。

  “父亲最恨打麻将,嫖赌饮吹。”袁昌淑说,她记忆里,那件陈旧不堪的灰黄“干湿褛”冬大衣,是袁振英唯一收过的回报。他从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一直穿到1979年去世。“他给别人帮了大忙,一分钱不肯收,人家就放下一张"大新公司"礼券跑走了,没追上。”

  到达里昂后不久,袁振英收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从巴黎的来信。“叙述他们和周恩来、蔡畅等同志组织共产党,要我参加。因他们是我北大预科的同学,又是无治主义的同志,又知道我在"民九"曾为他们父亲帮忙……当然我是万二分赞成的。”但袁振英复信婉言谢绝,“因为两地阻隔,又因博士院功课劳忙,两年内要读百数十种大书,又要作论文,心有余力不足,所以无法参加,只得写信互相勉励罢了。”

  “以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而退出共产党之说,其实不是。”为何脱党,在运动“检讨”中袁振英反复被要求交待。1951年他写的《自传(奉命作的)》则说,“我确实是未加入过任何一党、一派、一团,只是个人为国家、民族、社会……做事。我平生对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是友谊的帮忙。”他亦以“着起袈裟事更多”为由不要求复党。在他的多篇自述中,是否入党的态度有些摇摆。专门研究袁振英的陈立平对此解释,“可能出于政治原因,他是早期筹建共产党的成员之一,确凿无争议。”

  受邀当教官

  “我在中央军校讲授时,学生常常拍掌说,"教官讲得好"

  “很遗憾我对父亲在黄埔军校任教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袁昌淑1935年生于广州,父亲光鲜闪耀的青年时代,她都未曾赶上。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不久,时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主任的包惠僧奉邓演达命发来电报,邀袁振英北上武汉,担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包与袁振英是共产党的同事,又是记者同行。彼时袁振英已于1924年回国,在中大任哲学系教授并成婚。

  《袁振英自述》中说,“任中央军校第四、五期的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群众心理"、"群众运动"等科。当时因找不到参考书,所以无人肯担任,要我担。”当时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在武汉军校同为政治教官的李达、沈雁冰、李汉俊等,都是袁振英在上海时的党内同志。

  “我在中央军校讲授时,学生常常拍掌说,"教官讲得好"。”袁振英晚年忆起黄埔军校的学生有林彪、陶铸、赵一曼等,中大的学生毕磊、陈殿邦等。“文革”初期,袁振英曾向时任副统帅林彪写过求援信。不过,林彪的个人史料中缺乏这一记载。有党史专家认为,林彪是第四期学生属实,但当时是在广州黄埔军校,并非武汉。妻子黄式坤带着年幼的长子袁昌法、次子袁昌汉前往武汉,刚刚出生数月的袁昌汉在途中染上重病,后患精神病和肺病,1951年因肺病无钱医治去世,年仅24岁。1926年至1927年黄埔军校期间,黄式坤与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结识。当时邓颖超刚流产不久,身为妇女部医务所主事兼妇女训练班校医的黄式坤对她细心照顾,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任教政治教官仅9个月后,国共合作走向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开始“分共”。为躲避追捕,袁振英举家先逃往汉口法租界,后辗转从上海逃回广州。

  差点被枪毙

  “事后听说,因当局没有找到袁党员身份的证据”

  “如果他有党证,陈济棠就把他枪毙了!”1928年下半年,“横祸”飞来,袁振英差点丢了性命。袁昌淑说,因袁振英保释省港受匡出版部一个卖共产党书籍的伙伴,陈济棠以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抓捕袁振英。袁振英的妻妹黄碧坤回忆,“在广州军法处囚禁期间,舅父陪黄式坤到临刑场,其他人都进行枪决了,袁振英成为唯一逃出虎口的人,事后听说,因当局没有找到袁党员身份的证据。”黄式坤当场差点被吓晕。袁振英后被送往虎门关押半年,在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及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等人保释下重获自由。

  “他一生只爱教书,但有心力无处使。”袁昌淑说,抗战后,袁振英常常濒于失业潦倒,生活困苦,绝粮时甚至吃过鸡糠。“一直在打战,国民经济都没了,饭都吃不饱,文化机构也不搞了,知识分子都很糟糕。”1918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半年的30多年,袁振英到过近20所学校和机构教书,最短任教时间仅两个月。“频频辞职也因为他的性格,有点不通人情世故,常得罪人,最怕应酬,最厌恶走关系,所以总受排挤。”

  80岁的袁昌淑仍念念不忘童年一直没有吃到的蚝油豆。1937年底,43岁的袁振英举家到当时未沦陷的香港谋生,袁昌淑两岁。“两分钱一包的蚝油豆,从来没吃上过,顶多给一分钱买个小面包。”她的记忆里,家里常年吃的是米饭和腐乳,几兄妹身体都发育不好,上学时最怕体育课,“因为我们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1937年到1942年香港期间,袁振英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奔走,为孩子请求“国难时期半费入学”,5个孩子均陆续半费入学。袁振英曾带他们去看电影《木偶奇遇记》、《白雪公主》、《小人国》等,省出钱买外国儿童漫画故事,如《金发女郎》、《大力水手》,但从来没有买过玩具。这是他能给孩子们的精神食粮。

  求助周恩来

  “我始终想教书,无书教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文史馆做"饭桶"

  “他不是不会赚钱,当时蒋介石多次写信邀他去做官,还让陈立夫请他,他不肯去,说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奉一辈子不当官的信条,这个教书匠先后拒绝了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授以“高级翻译官”的聘书。袁昌淑说他也不愿意找别人救济或帮忙,很清高要面子。“他情愿失业,写文章赚稿费,也不肯找老同学帮忙。”袁振英称自己是“臭名士”。“目空一切,中国的臭名士都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伴侣和儿女也常常笑我自高自大,这种臭名士的臭架子很难摆脱。”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两年,袁振英完全失业。1951年1月16日次子病危,他情急之下写信向周恩来求助解决就业,他想教书。2014年7月出版的《袁振英研究史料》中,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12月,经周恩来介绍,57岁的袁振英任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被聘任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我始终想教书,无书教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文史馆做"饭桶"。”袁振英晚年自嘲,只有“文”、“老”、“穷”。没能教书,一直让他愤愤不平。

  “他的晚年没有清闲,一直在"搞运动",他一直在交代。”袁昌淑说,袁振英的传记很多都是那时写成。“回顾一生交待历史,找证明都挺麻烦。当年国民党把他当做共产党拉去准备枪毙,后来为什么没枪毙,却要交待。”

  1951年起直到“文革”早期,袁振英除了天天读早报晚报、人民报、外国马列主义机关报外,还被不断要求作自传、发掘思想根源、写检讨、作坦白。他的材料不仅交代个人历史,还经常“趁机”探讨各种主义的哲思渊源。为了打破政治学习会议中的沉默,袁振英提出,“多讲多错多进步,少讲少错少进步,不讲不错不进步。所以不怕讲错,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我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去革命,否则只有失败。”

  袁昌淑说,父亲性格太直,不圆滑,不喜欢无谓的应酬,一有时间就是看书写作,手不释卷。袁昌法则觉得父亲青年时代之前的经历,使他的个性难以适应大变动,幸得周恩来开导帮忙,得到心理上有寄托的研究工作,总算安定下来。袁振英自己也说,“数十年来如一大梦,这委实是黄粱好梦了。”

  至死未“摘帽”

  去世半年多后,袁振英“现行反革命”罪行撤案平反

  “黄粱好梦”终于还是被扰了。

  1970年3月20日,76岁的袁振英被关进了看守所。他被人诬告,称其用红笔把毛泽东著作《反对自由主义》改成《反对共产党自由主义》。1979年8月23日的广东省文史馆(79)人字60号文《对袁振英问题的复查意见》中记载,“1970年2月26日省统战人员学习班认为袁振英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立案报请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给予逮捕,判处死刑。”

  书生袁振英,和所有“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样,被“行刑、放飞机、紧握手镣、痛到要命!”1973年7月9日,获释后他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谈及这场浩劫,作无力呐喊。“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兄将何以教我?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妖魔鬼怪,不知何日能肃清?这是我要为苍生哭!”

  由于家中几代都教书,加上袁振英被“戴帽”,当时在中大工厂上班的袁昌淑受到牵连。“我和一人有点矛盾,对方就用假证人诬告我偷了工厂的印刷材料。”袁昌淑整天被批斗,被骂“臭老九”。袁振英给中大负责人写信,“以身家性命财产人格和名誉担保我女儿不可能做坏事!”袁昌淑仍保存着“文革”期间父亲写给她的勉励信。

  长女袁昌洁在商业专门学校毕业,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银行人事科服务,每月(底薪制)二担七米。信奉基督教,“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今未愈。据袁昌淑回忆,早在1960年,哥哥袁昌沪在运动中自杀身亡,年仅26岁,当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系年轻的学者。

  66天调查没找出袁振英的“罪证”。《复查意见》记载,4月16日袁被批复“可不判刑,交群众批判后教育释放”。1970年8月15日,袁振英被释放,恢复参加正常学习和逮捕前生活待遇。

  1979年1月18日,袁振英因病去世,终年85岁。是年8月28日,袁振英“现行反革命”罪行撤案,批复平反。至此,袁振英去世半年后终得“摘帽”。

  长子袁昌法遗憾,从未能像现时朋友一样,和父母坐下来讨论、说笑,甚至令到他们开怀一笑。“不过反过来说我的性格和他也是相像的,较专心于自己喜爱和需要的事业上,而不会想到与别人交往及感受,这也是我失败的原因之一。”袁昌法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大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失业到香港,后辗转到美国硅谷开办工厂,现定居美国。

  “曾有人说我少时是一条龙,大来一条虫。的确是对的,不过我以为"用我则龙,不用我则虫。用我则老虎,不用我则老鼠"。晚年袁振英自嘲,他给自己“盖棺论定”:“我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历史一度忽略了袁振英的存在。直到1994年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把袁振英列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课题,此后长期坚持挖掘和研究袁振英史料。目前,袁振英故居已申请作为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专题顾问

  曾庆榴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教授)

  李杨

  (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

  总策划:王海军 龚慰 王景春

  总统筹:王莹刘丽君李艳田霜月 王卫国 刘伟

  分组统筹:高龙

  采写:南都记者 贺蓓

  参考资料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袁振英研究史料》

  胡雪莲《以“社会”之名:陈济棠治粤时期的社会新闻》

  袁昌淑、袁昌法回忆资料

  (陈立平、郭彬、李继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贺蓓 翻拍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