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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向获豪捐的哈佛取经了

2014年09月10日19:07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拥有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 .5亿美元(约27亿港元),创下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款。据恒隆及哈佛发布的消息,哈佛大学决定将学院易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纪念恒隆已故创办人、陈氏兄弟的父亲陈曾熙。(9月10日《南方都市报》)

  地产大亨潘石屹、张欣夫妇向哈佛捐款1500万美元的新闻刚刚冷却不久,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团陈氏家族3.5亿美元的大额捐款再次震动华人圈,除了惊讶捐款数额之大,更多的好奇和关心则集中在“为什么不是捐款给内地大学”这样一个疑问上。

  虽现代慈善事业已具有全球慈善的理念,但是身为华人企业家,一些超级富豪屡屡“越洋捐款”,我们虽然应该给予他们舆论和道德上的支持,却不能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内大学近年来所获得的捐款数额并没有什么显著增长,像哈佛医学院那样获得如此巨额的捐款更是不可能,为什么国内大学得不到同根同种的本民族富豪的青睐和“钟情”,这恐怕是需要相关部门深刻思索的。

  国内的大学和国外大学在接受校友以及社会各界捐助的机构设置上虽然都是基金会的设置形式,但是它们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的理事会的成员构成更多是现任大学行政部门的领导,从属于大学的行政体系内,而公益慈善组织的最大特性就是要保持其运作的独立性和可监督性。而一个大学基金会理事会的成员如果全都是由直接听命于校长的部门领导担任,那么这样的理事会职权行使可能很大程度上就要受制于校长或者其他人的干扰,所以必然会给捐赠企业家带来捐款后款项使用方面的顾虑,因此改革目前国内各高校基金会架构体系,使之更符合现代慈善组织的运作以及架构模式是关键。

  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私立高校能够募集到如此多的捐款,除了校友们的造富能力比较突出之外,还在于他们有一套专门的“公司化”的筹款体系,即由专业、透明的基金会运作模式:校董会、校长、教授三方共同参与管理,校董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负责资金筹措、预算审批管理、以及物色学校管理层等重要任务和职能,而学校学术事务的管理则由大学里的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委员会来负责,但他们在学校的预算制定以及重大人事安排上也享受高度的参与和决策权,甚至可以集体炒掉校长。

  因为权力分配合理,互相制衡,所以美国大学内的基金会运作完全是西方国家成熟的“公司化”运作模式,每一笔校友捐款如何使用、校友个人意愿以及学校使用捐款的路径和明细,都会详细被记录并及时反馈给捐赠人,在这样一种高度透明和互信的环境中,一些事业有成的精英人士慷慨解囊捐钱给母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对于国内目前的高校基金会来说,改革基金会运作架构,运用更加成熟的“公司化”体制来运作基金使用,比单纯扩大校友捐款率,讨论受捐金额更为现实和有意义。(王丽)

  作者: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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