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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半生浮沉 一世功名(组图)

2014年09月17日10:41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半生浮沉 一世功名
在中央政治讲习班的这张照片,是段德昌所存留的唯一的半身相。受访者供图
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半生浮沉 一世功名
段传珍
共和国一号烈士段德昌:半生浮沉 一世功名
由毛泽东签发的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湖南南县德昌纪念馆供图

  潇湘北隅,沱水静淌,洞庭湖东面的华容古城,相传是三国赤壁之战曹操败走之地。历史的痕迹已被韶光洗尽,金秋的午后,河边的沱江广场弦胡奏响,一帮退休老人自组乐队拉开架势。数十名老人闻声聚拢,端坐于简易木凳上,屏息聆听。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这天演唱的是《洪湖水浪打浪》,86岁的段传珍跟着街坊邻居,头一次来叹新鲜。极少出门的她,对这一切感到新奇,唯一令她感到熟悉的,是歌词中所提到的洪湖。这首歌是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用以记述上世纪30年代洪湖赤卫队的革命斗争。沉浸于音乐声中的歌者和听众,没人知道,她就是当年赤卫队领导人段德昌的小女儿。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死于湘鄂西根据地“肃反”,时年29岁。段传珍对父亲的印象,来源于老家湖南南县德昌公园那尊父亲的铜像,以及存放于陈列馆的共和国第一号烈士证。她不识字,只知道这是父亲身后留下的荣誉。

  黄埔肄业

  北伐遇彭德怀

  1925年9月初,段传珍的父亲段德昌在家乡湖南南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党组织选派其前往黄埔军校学习。他和同乡喻文兵两人经过30余天的艰苦行程,到达广州,并考入黄埔军校。段被编入燕塘入伍生第二团,随后升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二团学习。

  但他并没有在黄埔军校完成学业,而只是肄业。

  段德昌的同乡同学洪涛所撰写的《悼念段德昌同志》一文中所述,段1925年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燕塘入伍生团第二团学习,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右派实施“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段德昌毅然离开黄埔,经党组织安排,进中央政治讲习班,直至北伐前毕业。

  彼时,军校的左右派斗争已白热化。作为共产党员的段,加入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表现激进。一天傍晚,军校教官周逸群在广东大学演讲后返校,遭到“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潘佑强、杨引之等人突然袭击。得知此事后,段德昌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员们走上街头,刷写“严惩打人凶手”的巨幅标语,并参与游行。

  《一代名将段德昌》中讲述,“中山舰事件”后,由另一名素有“文胆”之称的同学执笔,段德昌与其共同签名,给蒋介石写公开信,指责蒋介石“脱离了革命,正在一日甚一日地变为军阀……”蒋一怒之下,逮捕了写信同学,并开除了段。

  不过,段德昌之孙段劲松则转述了祖母刘淑云的另一说法:一天晚上,国民党左右派发生冲突,段德昌失手杀掉了一名国民党右派,“所以,他在军校是呆不住了”。

  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段德昌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讲习班的理事会由谭延闿、程潜、林伯渠、毛泽东等7人组成,担任教授的有23人,除张太雷讲授《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萧楚女讲《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外,国民党主席汪精卫还兼任《本党史》的教学。

  这是段德昌第2次与毛泽东碰面。1921年在南县,他曾与“文化书社”的创建者毛泽东有过一面之缘。

  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同学录》第26页,载有段德昌的姓名、年龄、籍贯和照片。但翻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却找不到他的名字。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于1926年完成10个月课程毕业,而此时的段德昌,已参加北伐。

  在北伐军中,黄埔四期生段德昌先后担任过第八军第五师政治部秘书、第一军政治部秘书长和《北伐周刊》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曾报道,段德昌出席第八军的政治工作会议,还参加了唐生智主持召开的宜昌3万多人的军民联欢大会。

  北伐期间,他结识了彭德怀。武昌守敌投降后,时任第八军第一师第一营营长的彭德怀奉命进军玉泉山截击逃敌,段德昌同往。

  在玉泉山关帝庙前,两人相谈彻夜。《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对此次相遇进行了详细记载。

  段:“对关云长有何感想?”

  彭:“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做工具,没有意思。”

  段:“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彭:“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

  段:“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

  两人畅谈约两个小时。后来,在段德昌介绍下,彭德怀加入了共产党。

  洪湖建军

  “反围剿”埋隐患

  1927年南昌起义后,段德昌被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为公安县委书记,只身化装秘密抵达公安,开展革命暗杀队,并参与“公安起义”。在一次行动中,击毙了“铲共清乡团”头子傅祖光。

  随后,段着手组建游击队,1928年4月,中共改选鄂西革命委员会,成立鄂西赤卫大队,段德昌当选鄂西革命委员会主任兼赤卫大队队长。这就是著名红色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游击队的前身。

  1930年2月,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在监利县会师,组建红六军。军长孙德清,政委周逸群,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中共在洪湖建立起第一支正规军。

  然而,随着苏区根据地扩大,中共中央与洪湖苏区的矛盾渐显。

  1930年5月中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红军代表大会上,26岁的关向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他在会上提出“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份扩大到50万”时,被段德昌指责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当他号召“攻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时,段德昌又认为是小孩子玩的把戏。

  “红军需要的是攻打大城市的指挥员,而不是会打游击的草莽英雄。”关向应先后派出孙德清、邝继勋担任红六军军长,而并未提拔段德昌。

  段的部队则一直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当时武汉一家报纸称,“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力,一再败北,自此无宁日矣。”

  国民党先后发动四次“围剿”,给中共内部造成较大压力。在战略路线上,段德昌等人与夏曦所代表的中共中央存在较多分歧。

  1933年10月下旬,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段德昌在枣阳王店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全力以赴打回洪湖,收回失地。夏曦否定了这一主张,他提出北上鄂豫皖,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通过激烈的争辩,会议最后决定,红三军走豫西,经陕西南下川鄂西,再到桑植、鹤峰,重建湘鄂边根据地。

  段德昌的这一军事提议,后来被冠以“右倾逃跑主义”的罪名。

  共党英烈

  洪湖畔被“肃反”

  1932年9月10日,洪湖苏区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几乎全部沦陷。段德昌11名亲人被俘。他率领红九师,在应城、安陆、随县和枣阳之间,与国军周旋。

  在递交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夏曦将洪湖失守怪罪于杀“改组派”不彻底。洪湖苏区的第2次“肃反”开始了,有人用“白色恐怖”来形容当时的气氛。“一起喝茶吃根麻花,就被说成是"麻花会"、"喝茶会",冠以"改组派"的活动加以杀害。有的新兵行军时错扛了机枪,也把他的排长说成是"改组派"而加以捕杀。还有什么"第三党"、"托洛茨基派"、"新国民党派"等帽子漫天乱飞。中央分局开办了一个"帽子工厂",五花八门。说不定哪天一觉醒来,脑袋就离开了肩膀。”在此形势下,人人自危。

  《一代名将段德昌》一书引用史料:当时一个区党委会,一边开会一边拉人出去杀,到会议结束时,桌子上剩下一大堆毡帽。因当地人习惯戴毡帽,开会时一进门就摘掉放在桌子上,人没了,就只留下了帽子。还有个党支部,27个党员杀到后来只剩两个。“到了发疯的地步”,贺龙谈及此次“肃反”时倍感痛心。

  大张旗鼓的“肃反”和极“左”路线下的错误指挥,令3万多红军最后剩下仅几千人,时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的庄东晓在《湘鄂西风暴— 监利革命历史回忆》中说。

  段德昌未能在接下来的“肃反”中幸免于难。1933年,他率领第九师正在山区筹粮。“肃反委员会”以红三军军部的名义通知他,到邬阳关“开会”。惊蛰刚过,接到通知的他带着警卫班,翻山越岭赶往邬阳关陈家坡第三军军部。始料未及的是,刚一进门,就被突如其来的“肃反委员会”逮捕。

  几名卫兵卸掉他身上的枪,用绳索将其捆绑起来,关押在一处已被赶走的地主家空仓库里。他的罪名是“改组派头子周逸群的得力干将”。

  刘树发、王小平编写的《贺龙口述自传》中回忆,时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的夏曦下令逮捕段德昌,贺龙质问他,“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你有什么根据?”贺继续追问。

  “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部队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夏曦答。

  贺龙当即火了,“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真要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

  夏曦理屈,却仍然叫着:“一定要杀!”

  最后,夏动用中共规定的“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

  临刑前,段德昌向夏曦提出3条要求:第一,红三军已濒临绝境,所处的湘鄂西山区地瘠民贫,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二,自己不是“改组派”;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此处暂无确凿考证,也有史料记载称,段德昌死于枪杀)。

  清晨,贺龙叫伙房弄些酒菜,还有段德昌最爱吃的粉蒸肉,让他饱餐一顿。放下筷子,他奔赴刑场。

  据当地人回忆,段德昌被害于湖北巴东金果坪江家村松树坡,时间是1933年5月1日,时年29岁。

  被指“匪属”

  身后妻子离散

  1929年正月段传珍出生时,父亲段德昌正领导洪湖游击队,出没于芦苇荡。她是家里第3个孩子。直到1岁时,红军进了湖南南县,一家人才被父亲接到洪湖苏区。团聚的时间并不久,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挺进洪湖。

  赤卫队走后,国民党来了一批人,杀了好多人,到处血水成河。国民党清洗洪湖,母亲带着全家坐船逃走,担心她掉在水里,把她绑在自己身上,结果被国民党刺刀拦住。“你不要乱来,我是红军头子”,当时,抓住一个“红军头子”可以得到大洋犒赏,段家人因此保下命来。

  3岁的段传珍跟着母亲洪菊珍坐牢,兄长、姐姐则跟着“小妈妈”刘淑云生活,后来年幼的兄长也进了牢房。洪菊珍是段德昌的原配夫人。参加革命后,段又娶了南县女知识分子刘淑云。为此,性格刚烈的洪跟段大闹了一场。“我在家替你生儿育女,照顾一家老小,干农活连个帮忙的男人都没有。你倒好,在外面找了个小老婆回来。”她把他的一只手的虎口咬出了血。很长时间后,两人才修好。

  牢房的伙食奇差,每次只用一些米煮一锅稀粥给犯人。洪菊珍生病吃不下饭。这时,正逢张难先(民主革命家、爱国进步人士)派人前来牢房探视。洪对探监的人说,她是共产党的家属,要杀要剐随便,这牢不能坐,想早点死。反蒙张难先搭救,他们被放回老家。

  回到南县,母亲洪菊珍被认为是“共匪婆子”,处处受难。母亲生病呕血,家里没有收入,洪家外祖父便做主,将4岁的段传珍和12岁的姐姐段传智,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姐姐送去圩垸,一户曾姓养鸭的人家;她送到王家药铺,夫家比姐姐的夫家经济条件稍好,但是年幼的“丈夫”只有三四岁就生病过世了。母亲只好把她接了回来。

  靠着替人绣花、做戏服,母亲养活一家人的生活。回到家第2年,赶上南县发大水,粮食颗粒无收,灾民遍地。当地一些乡绅集资,在“赐生亭”发放救灾米,每户一升。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洪菊珍便领着她去讨米。乡绅们非但不给米,反而把她们骂了一顿,“你这个共匪婆子,怕饿死你了么?”

  “红匪”、“共匪婆子”、“不是国民党的百姓”,这是年幼的段传珍时常听到的字眼。以致在她到了婚嫁的年龄,当地没有人家愿意与其婚配,担心受到牵连。

  令做母亲的难过的是,儿子段传新在这时不见了。段传珍说,家里没有饭吃,兄长便提出要去“端餐盘”,就是在脖子上挂一个餐盘,卖姜糖一类的小吃。但是他并没有干多久,就不见了踪影,从此近20年未曾与母亲、妹妹谋面。失去儿子的母亲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却未曾觅得下落。

  直到1945年,段传新写信回家,说自己在延安做生意,让家人不要担心,这才知道他尚在人世— 段遇到了共产党的人来接他。

  段传珍说,解放后,母亲洪菊珍随兄长段传新在武汉生活,过世前3年,回到华容县胜峰乡与其居住。小时候的这些故事,来自于3年间母亲每晚的讲述。

  在其兄长段传新生前所写的一份《段传新自传》(未刊发)中,情节却有所出入(据段传新子女讲述,《自传》为其上世纪70年代所写“思想报告”,考虑当时时代背景,部分内容真实性无从考究,内容仅作参考之用)。

  这份12页的手写《自传》中,段传新说,1932年,他在湖北监利被俘,曾坐牢、挨打,后被张难先当作贺龙的儿子救下(解放后,段传新曾致信张难先,段传新子女所保留的张难先回信中,确认了这一细节)。回到南县后,母亲由于生活所迫,将姐姐和妹妹卖掉,自己与当地一名裁缝同居。作为儿子的他对此不满,因此开始了流浪生涯。

  流浪过程中,段传新曾到过长沙、常德等地干苦力,当帮工,后来被共产党员李服波找到。在他的要求下,李将其介绍到国民党常备队孙毅手下当传令兵。1938年,把他带到长沙,经由徐特立介绍到中央组织部,随后去往延安,跟在贺龙身边,与当时的党政干部子弟一同,就读于鲁迅小学(后改名为延安保育院小学部)。

  “文化大革命”时期,段传新曾被打为“反革命”,被停公职,送去农场劳动改造。其子段钢记得,父亲的其中一条“罪状”是,在延安时,曾说过“江青是演员”。段传新的两个姐妹—姐姐段传智做童养媳早早嫁了人,生活窘迫;妹妹跟随母亲生活,未曾跨入过学校门一步,目不识丁。1950年,兄妹相见,彼此已认不出对方的模样。

  尘埃落定

  遗憾仍未释怀

  1945年,彭德怀参加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弼时主持讨论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上即要求为段德昌平反,恢复其名誉。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一栏,填的就是段的名字。

  1952年10月,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89年11月,段被宣布为33名(后改为36名)“中国当代军事家”名单之一,作为红军初创时期的军长,段德昌被列入其中。

  对于父亲的离世,段传新曾经很长时间不能释怀。他这份未发表的手写《自传》中提到,曾在流浪时听说,父亲是被贺龙杀死的,以致他对共产党产生过怀疑。直至到延安后,经历“别人有家而我无家,只有贺将军对我较关心”,才打消了他的成见。

  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在段传新心里一直是一个谜。儿女们回忆,他极少向他们提起祖父,“对他来说,一直有一个结。”

  段传新的小儿子段劲松说,他重走祖父当年的革命道路,在鄂西恩施的大山里,汽车辗转走了4个多小时的山路。“现在交通这么发达都这样,在当时会是什么情景?所以,当时(红二方面军)留在洪湖是最好的。(部队挺近大山)你在里面生存都很困难,去那山里头能做什么?他们就借这个由头,说(祖父)跟中央意见不一致。”

  他还记得,多年前造访洪湖,一名当年在洪湖苏区工作过的老人,说起他的祖父死因时感叹,“我们人微言轻,也没法说。都推到夏曦头上,当时的中央政府有没有责任?”

  专题顾问

  丁文贞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

  李杨

  (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研究员)

  总统筹:王海军 龚慰 王景春

  执行统筹:王莹 刘丽君 李艳 田霜月 王卫国 刘伟

  分组统筹:南都记者 高龙

  采写:南都记者 刘雪

  参考资料

  《一代名将段德昌》彭迪华、彭佑明合著

  《彭德怀自述》1979年彭德怀平反,人民出版社根据材料编成

  《贺龙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编写

  作者: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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