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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家难与资本和谐共处(组图)

2014年11月16日06:01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何多苓
何多苓

  《行走的女人和跳跃的狼》

  (油画)
大家简介
大家简介

  俞可,籍贯上海,1956年出生于重庆市,198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油画系,1994年至1995年就读于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造型艺术系油画专业,现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当代美术家》执行主编。
中国艺术家难与资本和谐共处
罗中立 《拥抱》(油画)
李津 《旧文人图卷》(中国画)
李津 《旧文人图卷》(中国画)

  美术批评家系列之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俞可—中国艺术家难与资本和谐共处

  和许多同龄的艺术青年一样,年轻时的俞可有一个“油画梦”。为此他一路追寻到俄罗斯去“朝圣”,却意外地在这个古典艺术的殿堂中完成了向批评家的身份转变。如今的俞可,已经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和策展人。近日,广东当代艺术中心宣布启动,作为开幕展的“8+1实验艺术的方案”正是由俞可担任策展人,他将带来八位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作中的典型艺术家参展。借此机会,记者对俞可进行了专访。

  文、图/记者 金叶

  文字的力量比图像更强大

  广州日报:您是学油画的,后来怎么转型成批评家了呢?

  俞可:我们那时候学艺术的年轻人都有油画情结。工作后,我又选择了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造型艺术系。原因很简单,那是列宾、苏里科夫所在的国度。

  我带着朝圣般的感觉前往,却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和想象的不一样。俄罗斯当时虽然仍有人在画写实油画,但水平着实不行了。他们也面临困境,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已经不再追随传统,另起炉灶,和欧美展开了正常的交流。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信息输送回国内:俄罗斯人自己做的艺术已经不像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他们了,我们为何还要固守这条道路呢?我要把这事情说清楚,很明显,文字的力量会比图像更强大。

  我的第一篇文章《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艺术》投给了中国台湾的一家艺术杂志,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我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处境。

  广州日报:回来后您就去了四川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川美”)。川美是中国当代艺术萌芽非常重要的阵地。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俞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反叛精神、理想主义情怀四处弥漫,文化人、艺术家尤其如此。“文革”在1976年结束,川美于1977年开始招生,名额特别少,因此选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都是一批特别有理想主义情怀又相当刻苦的学生。

  另外,也有偶然的因素。当时的年轻人虽然有创作冲动,但不是特别有把握是不是真的被允许可以放手画画。高小华是高干子弟,第一个试探到有这个“放手”的可能性,他的做法激发了更多的人一起去做,这帮人大都集中在油画系,都在画“伤痕”—连何多苓现在那么唯美的人当时也在画“伤痕”。这种群体效应有一些偶然性。

  川美偏安西南一隅,相对来说比较封闭,但有时候正是因为封闭,反而不会受到更多限制。再加上当时川美的氛围非常宽松,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最后,川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那就是老师不太要求学生跟自己像,传承意识不明显。这种平等、民主的氛围也让年轻人有更大的创作空间。

  但我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川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它的“伤痕绘画”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吸引了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资本介入。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萌芽是乡土绘画,比如朱毅勇的《乡村小店》,已经从“伤痕绘画”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发展到了对自我生存状态和价值的关注,这种转变很有意义。但由于资本太快进来了,乡土绘画在还没有迸发出艺术本质的力量,给文化建构带来实质性意义之前就消亡了,非常遗憾。

  广州日报:艺术和资本结合是不是必然要变质?

  俞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多少都会因资本的注入而改变,如果资本能协助艺术家做展览、交流,并且探索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加具有公共性、社会性,那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们的艺术家还没有学会如何跟资本良性相处,容易被过度影响。

  21世纪初,我在四川做了个叫“转向”的展览,当时涌现了挺多有想法的年轻人,让我看到了希望。但展览一完,资本就介入了,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作品在资本的牵制下变得越来越社会化、物质化、模式化。现在再回头看当年让我激动、充满可能性的那批年轻艺术家,可以说他们今天的可能性都已经很小了。

  综合性的艺术家或更有力量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水墨热,以及中国“新水墨”F4(黄一翰、李孝萱、刘庆和、李津)的实践?

  俞可:今天的水墨热,更多的是市场环节的热,而不是思想环节的热。这些当代水墨画家,更新了中国传统水墨比较保守的状态,努力去做一些改变,但究竟能否如愿以偿,仍是个疑问。比如李津的文人画,和朱新建的差不多,就是一种简单的“移植”,用过去的方法描述现在物质社会的生活。但水墨的终极使命是不是这个呢?值得商榷。

  广州日报:用多媒材的方式来延续水墨精神,会不会是条充满可能性的道路?

  俞可:水墨这个媒介其实是中国人给自己造就的一个束缚。我们始终有“大国幻想”,觉得可以用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东西去影响别人。这个愿望很好,但我觉得在当代艺术世界里,还是不要把单一的媒介当成一个特别有力的武器。

  广州日报:一些艺术家可能觉得,还是用水墨最得心应手。就像中国导演走向国际靠的是功夫片,中国艺术家要想走向国际是否也得靠水墨?

  俞可:今天你想用水墨画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开什么玩笑,这帮画画的人整个的知识结构、文化策略、专业属性,都和世界是脱节的。你要真觉得自己这个有效,不要说太多,做出来,让人们真正认识到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选择,能够反映出今人对文化的体验,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今天哪个当权的人肯定了你几句,也不是今天你走出了国门,出钱到哪个博物馆搞了个展览就能获得真实的影响力。

  广州日报:您是学油画的,那您对现在中国还有那么多画写实的油画家又作何评价?

  俞可:中国油画想面对艺术专业性的评判,确实有很大问题,应该说它们很多都不是艺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不是艺术。当代艺术应该更多地跟今天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产生联系。您还在用这种单一的媒介去追随欧洲古典主义的记忆,怎么可能有价值呢?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多媒材?这才是当代艺术必然的发展方向吗?

  俞可:今天的艺术必然要跨学科地去寻找观念资源,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当中去寻找自己的着眼点。一个艺术家如果在当代只使用一种媒介,他的“武艺”就不会太高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也必然减弱。当然,我不是说每个艺术家都要去做装置、做影像,我只是说如果你局限在自己的媒介里,那肯定会产生问题。我也不否认单一媒介在当代和未来仍有探索空间,但总体而言,综合性的艺术家肯定会更有力量。

  广州日报:但在现在蓬勃的艺术品收藏市场中,架上绘画还是最受欢迎、最好卖的。

  俞可:过多地沉迷于传统的媒介方式,不愿意去走一条更有挑战性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功利主义的行为。其实艺术本质上应该追求“异常”,应该和生活保持距离,但现在的艺术家不但没有拉大这种差距,反而热情地去拥抱世俗。中国艺术界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环境,但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困境。

  当今美术教育培养的人才特别平庸

  广州日报:您好像对当今艺术院校的教学水平和方式也颇为不满?

  俞可:我不说艺术院校一定要培养艺术家,但起码要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然而,现在国内的艺术院校恰恰做不到,它们培养的人才特别平庸。

  我曾经问过毕业于川美油画系现在法国读书的一个学生,在法国是如何学艺术的。他告诉我,老师会给他一个单词,让他根据这个单词做出自己不同的表述,可以通过影像、绘画、装置,甚至文本来表述。而我们的教育是今天画静物,明天画石膏,后天画人体……我们的教学还处在一种自足保守的状态中,太依赖过去,没有意愿去随着时空的转换追寻新的东西。其实归根究底,还是资本,是今天的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于依赖和向往,令我们对新鲜世界保持了一种疏离。因为那条道路是未知和充满风险的。

  广州日报:如果今天川美把改革的重任交给您,您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俞可:首先应该教学生正确选择资讯,并提供一个通道,让学生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当代艺术的有益信息。我前段时间给学生上创作课,问他们知道不知道黄永砯,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到徐冰,只有四分之一的学生知道。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这些学艺术的学生却放弃了对资讯的收集,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如果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艺术现象,怎么去判断自己的学习是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前进?

  第二,要培养学生和老师的怀疑精神,不要认为过去所谓合理正确的东西就一定会在今天的时空产生同样效力。怀疑精神是理性地看待问题和学习的前提。你不充满疑问,怎么分析和研究?

  第三,高校应该有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制度。今天的高校,在权力机制上有很多问题,大家太多地从利益出发去判断一件事情。一个领导来视察,艺术院校会做出一个政府机关才会做的有关动作,比如摆拍一个写生的表演。今天的高校太世俗化、权力化、利益化。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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