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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与学术畅销书的写法(组图)

2015年08月16日06:33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学者斯蒂芬·平克
学者斯蒂芬·平克
学者斯蒂芬·平克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美)斯蒂芬·平克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版,128.00元。

  每年,在英美的学术出版界似乎都会上演几番大同小异的盛事:关于某一学术主题(自然科学或是人文社科的)的某本大部头论著忽然之间走红了。这些走红的著作常有一个共同特征:处理的都是方法上跨学科、意识上带有某种本质主义般勇气的“大问题”,例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更晚近的例子有2012年出版的、由一位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与一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出于这一类著作“大问题”、“大视野”的特性,它们在立论时往往无法避免采用高度的概括性描述,在大部分微观问题上都要依赖二手资料、著述,而且其核心观点往往带有某种意图明确的争议性。本文所要评论的这部著作也带有这类书籍的种种属性。

  著者雄心

  “本书所谈论的可谓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这是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所写下的第一句话(前言第1页)。这件事是什么事呢?“……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同上)这个论断无论就其所处理的主题或是所涵盖的视野范围都不可谓不惊人,作者不仅要从整体上说明“暴力”这一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如何演变的,而且还要把整个人类文明在整个历史时段中的进程都纳入他的讨论范围之中。

  本书的写作有两个非常具体的目标。其一,作者要向读者证明,在人类历史演进的漫漫长河中,以战争、谋杀、抢掠、强奸、折磨以及其他肉体人身伤害为表征的暴力行为确实是减少了,他认为这是一个确凿的历史事实;其二,平克身为一名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家,他力图合理地解释暴力下降这种趋势为什么会出现。在提供解释时,平克综合了来自“认知科学、情感和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和进化心理学,以及其他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第3页)的智识资源,使得《善良天使》一书的最终成色带上了严谨的自然科学、常识性说理与政策建议之大杂烩般的多样色彩。另外,作者在写作中发挥出自己的高度综合与概括能力,总结出“六大趋势”、“五个心魔”、“四位善良天使”与“五种历史力量”等让读者易于记忆的表述。

  总体而言,平克认为随着时间的发展,形形式式的暴力行为无论是在绝对数量、烈度抑或是同一时期所影响到的人口占比都大幅下降了,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在观念上的不断进步。在解释人们实施或避免暴力的心理机制时,他认为在人的生物特性储备中同时具有能够触发(如支配欲、复仇心、施虐心态等)或抵触暴力行径(如自制力、道德感、理性等)的因素。最后,平克综合了自己对于作为事实的历史趋势和与暴力相关的人类心理机制的论述,推论出数种导致人性中的“天使”压倒“心魔”的历史力量。这些力量包括国家机器对暴力的垄断、商贸的发展与全球化、女性主义的上扬、世界主义的传播以及人类智性能力的增长。

  好评很多

  纵观全书,读者在字里行间很容易读出一种符合当前欧美主流价值与历史观的道德进步主义叙事。无怪乎此书在出版后受到了来自“同一阵线”的大力赞扬。在这批赞扬中比较突出的是著名澳大利亚伦理学家与动物保护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书评中写道:“这是一本至关重要的书。平克对此领域横跨如此之广、体量如此巨大的研究的把握,堪称高妙的成就。”(《纽约时报》,2011年10月6日)事实上,辛格本人的著述正是平克在《善良天使》一书少有的当代政治、道德哲学家引用来源,他的“扩大的圈子”理论成为平克建立自己关于道德的理解与确立其进步意义的重要依据。如此溢美之词当然不会令人感到意外:辛格本人就是一名著名的道德进步主义者,而道德进步主义者眼下的日子并不特别好过。二十世纪作为“最血腥的世纪”这一印象已深入人心: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冷战的阴影抑或是此消彼长的局部战争,二十世纪所留下的精神创伤尚未在知识分子的心头上消弭,新一轮的恐怖主义袭击、野蛮地缘政治的重新崛起又使普通大众陷入新一轮的恐慌之中。启蒙主义的理性神话刚刚在纳粹与共产主义的暴行之前轰然倒塌,新一轮的技术与消费主义化又似乎使一种整体性的平庸虚无主义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前台。在此背景之下,《善良天使》不啻一场及时雨,为任何试图挽救进步主义话语的学者或行动家提供了对抗虚无的“历史事实”武器。当然,真正的问题在于,《善良天使》是否具有这种理性的、有说服力的说理力量呢?

  质疑不少

  《善良天使》一书面世后,除了上述所说的来自欧美主流话语圈的赞扬外,也受到不少批评甚至是激烈的反对。英国的临床心理学家Vaughan Bell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平克在书中大量引用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贾克·潘克塞普(JaakPanksepp)等人建基于老鼠大脑之上的研究,而呈现了一幅暴力的神经生物学图景。但是事实上,我们对于暴力等情绪真正的心理与生物学基础还知之甚少,整个领域尚处于各家学派高度争鸣的状态,而平克的论述却给人一种板上钉钉的确定感(《威尔逊季刊》,2011年秋天号)。另一种更常见的反对意见则聚焦于平克对于暴力减少的历时性统计结果上。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翰·阿奎拉认为平克在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数据与图表无一例外都过于重视“战斗死亡人数”,而没有考虑受战争影响的大量平民的伤亡,而后者正是20世纪以来现代战争的突出特性(《外交政策》,2012年12月3日)。更加激烈的反对声音则通常来自欧美意义上的左翼(或曰“西马”)。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教授爱德华·赫曼(Edward Herman)与记者大卫·皮特森(David Peterson)发表在《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的一篇长文就对平克关于暴力减少与世界愈趋于和平部分的论述发出了激烈的抗议。比如说,平克认为,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已经没有“得体的”(respectable)欧美民主国家会卷入战争之中。在左派观点看来,这完全掩盖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在全世界各热点国家所进行的“代理人战争”的本质。类似这样的案例在这两位批评者的眼中比比皆是。因此,在他们看来,平克的结论不仅是对事实的扭曲,而且还暴露了他自身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总第86期。两位作者写完此文之后还不解恨,将之扩充为了一本正文篇幅接近90页的电子小册子)。

  问题丛生

  应该说,平克的《善良天使》一书无论是核心结论抑或论证过程中都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艾普斯坦(Robert Epstein)为《科学美国人》撰写的评论认为,平克在写作过程中时时会陷入一种“确证偏见”(confirmation bias),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大多数都或多或少都有利于支撑其最终结论,而对于那些明显不利的例证则往往视而不见(《科学美国人》,2011年10月7日)。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中肯的。比如说,在本书第二章“平靖进程”中,平克试图论证前文明、非国家形态的暴力水平要高于文明、国家形态下的暴力水平。为此他绘制了一幅“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国家形态社会中的战争死亡的百分比”,试图说明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暴力死亡率(约15%)远高于国家形态社会(约5%)。这似乎正是平克书中的一个“惊人”、“挑战常识”而又确凿无疑的“事实”。可是,在笔者查看了一下平克所给出的图表说明与注释之后,便发现平克对于这一如此重要数据仅仅有两个出处。这两个仅有的出处中,其中一个是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波勒斯(Samuel Bowles)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远古狩猎-采集者之间的战争是否影响了人类社会行为的进化?》一文。此文并不是严谨的关于远古人类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而是波勒斯试图通过数学工具分析在他所能接触到的数据范围之内是否能得出战争与人类行为进化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相关关系。波勒斯本人十分小心地指出,作为他数据来源的考古遗迹并不能充分说明在这些原始社会中的客观暴力死亡率,因为先人们的丧葬风俗肯定会对不同死因的死亡率的统计造成影响,此外还存在上古暴力死亡的个例因为其新闻价值而被更多报道的可能。与波勒斯相比,平克明显缺乏这种在数据选择面前的审慎与处理非本行问题时的谦虚。平克的另一个重要数据来源是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凯利所著的《文明之前的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一书。这本书带有典型的“论战”(polemic)性质,凯利试图颠覆、挑战他的人类学同行关于原始人是“和平”的物种这种共识。虽然凯利的研究在该领域有开创性意义,可是此书对其他人类学家观点的歪曲以及自身对事实与数据处理的不严谨已经早已为其他人类学家与相关研究人员所指出。平克在引用他人成果时的不严谨、不加说明的自信,使读者会因为不放心而追溯其资料来源,结果出现讽刺性的效果:在这种来源追溯中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很有可能正是对平克原始论述的反驳。

  纷争延续

  事实上,《善良天使》一书最根本的问题是,平克的那种“科学”、“客观”的论证在严谨的社科人文视角面前显得非常的薄弱。比如说,就“暴力”这个平克所要处理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概念而言,平克在书中就没有进行丝毫的界定、辨析。另外,即使不谈平克所鄙夷的那套关于“观念”、“文化形态”(如父权、西方中心主义)、“政经秩序”(如帝国与殖民主义)的话语,他仍然可以借助一些非观念性的、足够严谨的暴力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比如挪威社会学家、数学家乔汉·加尔顿(Johan Galtung)所提出的“结构性暴力”框架(该框架提议把暴力视作广义上社会环境对个人的身体、心灵潜能发展的遏阻)。笔者认为,平克的这种关于概念、分析框架的草率处理直接导致了他的分析变成了单纯的计算死亡人数的游戏,而完全忽略了类似政治运动中以国家名义对人民群体进行的迫害这种现象,它们对人在精神层面上的摧残从手段抑或是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绝不能因为没有直接导致人命的损失而就不认为它们是暴力的核心形式。此外,平克不仅自身的论述时常显得不够厚重,他对于来自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的理解也出现了许多谬误。比如说,在论证欧洲社会中总体暴力水平在近代的下降时,平克使用了“文明的进程”这个提法。这个说法来自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一书。但是平克在其转述中不仅完全曲解了埃利亚斯理论的面貌,他甚至为后者发明了一套问题意识来源。埃利亚斯的论述作为“过程性”社会学方法论的鼻祖,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是作为道德、行为方式等规范、本子上道德中性的“文明”是如何在外部物质要素的变动与个人内在精神内化的双重过程之中形成的,而在平克笔下的埃利亚斯就变成了一个通过礼仪手册解释“凶杀率为什么会下降”的学者(第99页)。就这样,一个非常厚重的、有分量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退化成了表面上戴着所谓“科学”眼镜、实质上完全是用当代人的道德标准与情感判断过去的后见之明。当然,凶杀率下降这一现象套用埃利亚斯的理论能否解释得通尚可商榷,但是平克的诠释方式显然不能让认真严肃的学者满意。

  直到最近,平克的这部《善良天使》仍然在欧美舆论界继续产生余波。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通过自己招牌式的悲观主义口吻向平克发出了新一轮的进攻(“Steven Pinker is Wrong About Violence and War”,《卫报》,2015年3月13日)。很快,平克便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回应,称格雷“不仅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类似地平学说的错误,简直是错到不能更错”,再次向世人宣示了自己的立场以及对自己的结论作为历史事实的毫不动摇的自信。(“Guess what? More people are living in peace now.Just look at the numbers。”《卫报》,2015年3月20日)若是笔者上文中的论述不至于太过偏颇的话,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平克口中的“事实”是否如此坚牢不可动摇。同样是在《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上,英国宗教学者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形容平克的《善良天使》一书是“一个精彩的剧场,在此半真半假的"真理"与稻草人进行着激烈的博斗,而观众则在安全距离之外在貌似显白的事实的层层围护下免除了思考的危险。”(“Steven Pinker"sBook is a Comfort Blanket for the Smug”,《卫报》,2011年11月8日)笔者对平克一书的看法与这一不乏幽默而又颇尖刻的说法算是不谋而合。鉴于平克这种草率的大杂烩式拿来主义的写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该书内容中所具有的那些正确性有多大程度是源于平克自身的研究。仅仅把数量可观的果壳网式科普文集合在一起说明一个大道理,这本身确实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似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然而从学术的立场上看,我们是否应该对其进行更严肃的讨论和批评呢?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任何分析、综合、做大问题的努力都必然是徒劳的。只不过,等某一类学术活动碰巧碰上某一类市场条件与阅读氛围时,所产生的某一种写法到底应如何评价,这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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