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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偶像的嬗变意味着什么

2016年04月22日06:30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生活使我们各自要企求一个能够足以信赖的、生活上的向导。”爱尔兰文豪萧伯纳曾如是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偶像崇拜,但这些拥有强大感召力的美好形象,都铭刻在不同代际人群的记忆里。

  回溯当代中国偶像形象的历史变迁,毛泽东时代的国民偶像,许多在岁月的长河里历经淘洗而存留至今。无论是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舍身救列车的欧阳海,还是黄继光、邱少云,他们都有鲜明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形象。简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偶像人物,普遍具有道义性、稳定性和膜拜性的特点,带有“克里斯马式”的超凡魅力。

  首先,他们在道德、行为上是完美的,是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是舍己为人、毫不利己的。其次,其“高大全”式的形象是不容置疑的,伟岸形象和崇高地位不容撼动。另外,其形象往往被冠以光荣、神圣、伟大等宏大意象,而常人却不可能是完美的,这就容易让人自觉、自发崇拜偶像人物,甚至将之神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偶像崇拜,显然与那个年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现实密不可分。一方面,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崇高的英雄人物,他们曾为国家和社会进步牺牲奉献,代表着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多数偶像形象借助官方推动来传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全民学习高潮。比如,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这一天便成了学雷锋纪念日。由此,崇拜雷锋不只是个人情感的诉求,也是集体性、政治性的运动。此外,彼时信息生产、传播方式较为单一,社会价值观也不够多元、开放,自觉选择单一形象的偶像并长期维护偶像的权威性,也就成了十分正常的事情。

  改革开放后,国民的偶像形象逐渐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传统偶像形象和新兴偶像形象的重叠、碰撞始终存在。一方面,“向科学进军”、“实现四化”等带有官方色彩的话语,进入了偶像形象的塑造,学者陈景润、钱学森、舍己救人的大学生张华等知识分子的形象,成为新的偶像崇拜。在另一方面,邓丽君、费翔等港台歌星成了年轻人热衷追捧的人物,而这显然与市场经济在大陆的兴起有关。

  而上世纪90年代以降,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神州,国人的偶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先前偶像形象的稳定性不同,如今的偶像多数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层出不穷的偶像令人眼花缭乱。这是为什么呢?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曾用“光晕”的消失来描述技术进步后艺术品价值的消解。其实,在商品化、利润化的资本市场面前,偶像的精神价值也会逐渐消弭,尤其在网络时代,原来的偶像形象被大量复制、传播,高不可攀的形象逐渐步入寻常。

  在今天,无论是自媒体“网红”,还是流行的歌星、影星,都可以成为偶像,不同的人群也有各自的偶像。社会价值观日渐多元和开放,每个人心中的“英雄”都有独特的定义,它时常与别人的观念、集体的要求不产生关联。当然,多元不等于混乱,开放不等于没有主心骨,传统的价值观塑造的偶像形象,依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我的朋友里,不少90后青年也会为白芳礼、丛飞等“感动中国”人物的事迹洒下热泪,在面对这些偶像人物时,我们不再采取匍匐膜拜的姿态,而是用他们的精神引导日常生活。或许“六亿神州尽舜尧”是困难的,但在生活里乐善好施、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这些优点却是容易从偶像身上习得的。

  作者:黄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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