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部门利益污染法治水源

2012年01月06日14:54
  日前,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调研报告称,一些当初由政府部门提出急需立法的地方性法规,在法规实施后却得不到很好执行。其主要原因是,人大在法规草案审议过程中淡化了部门功利色彩,未达到维护部门利益的目的,因而部门执法不给力。对此,宁波市人大常委会老干部们大力抨击,要求人大今后在工作中“浓缩”立法项目,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让地方性法规真正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撑起“保护伞”。(宁波日报1月2日)

  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逐步推进,依法治国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近年来,我国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作为立法机关的各级人大为此做出了大量努力。吴邦国委员长在去年的人大工作报告中指出,到2010年底,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同时,地方人大的立法工作也取得丰硕成果,这些地方性法规条例既对我国的法律体系起到了很好的辅助和补充作用,对保障国家法律法规在地方的贯彻执行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在一些地方,明显带有部门“功利色彩”的立法也很常见。在我国现行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相当数量的法规草案是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立法机关审议通过的。不可否认,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规草案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行政部门对于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问题的把握较为清楚,能够对法规的制定提供很好的参考。但是,这种方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潜在弊病。一些行政部门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偏离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而力图通过法律法规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往往在立法中更多地争取行政许可权、处罚权和收费权,而很少顾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现象就在所难免。

  如果说政府执法是法治的水流,那么人大立法则是法治的水源,而立法中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则会从源头污染整个法治环境,其严重后果不言而喻。各级人大必须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在立法中要坚持从国家利益出发,从最广泛的民意出发,真正体现公共意志,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图和利益,彻底杜绝部门或地方利益的垄断保护,决不允许部门利益“法制化”污染立法源头。

  提高立法质量的途径是充分发扬民主。同样,要杜绝部门利益“法制化”也必须以“开门立法”取代“部门立法”。实践证明,“开门立法”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法规成为某个部门的一己之私,提高立法的公正性和普惠性,而且可以拓宽社会各界参与立法工作的渠道,体现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宗旨,增强立法工作的公开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因此,在立法中要推行立法回避制度,凡涉及某部门利益的立法起草工作,该部门原则上应当回避,不能参与更不能主持立法起草工作。同时,各级人大要大胆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创新立法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尝试立法招投标等新举措。涉及行业部门的法律起草,不妨由立法机关公开向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采取立法招投标形式,委托地位相对超脱的专家顾问团进行起草,从而彻底断绝部门利益的纠结。

  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法大学视察时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有法不依,不如无法。”因此,各级人大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加强对政府部门执法的监督,确保地方性法律法规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实施。同时,宪法也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地方人大应当认真履行职责,用好法律赋予的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对在执法中片面追求部门利益而乱作为,或因对部门无利益而不作为的,都要严肃追究其失职的法律责任,以严格的监督来保证法律的落实,以严厉的问责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确保地方性法律法规真正“立”起来,使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撑起“保护伞”。(王军杰)

  作者:王军杰来源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