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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贵,太大,不搭东京废了扎哈·哈迪德的设计(图)

2015年07月30日15:20 | 我来说两句(人参与) | 保存到博客
建筑师藤本壮介质疑扎哈·哈迪德的设计:“这座体育馆与周边环境、建筑的尺度完全不符……这个设计的尺度太大了。”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建筑师藤本壮介质疑扎哈·哈迪德的设计:“这座体育馆与周边环境、建筑的尺度完全不符……这个设计的尺度太大了。”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7月17日宣布,修改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新国立竞技场”的建设计划:“此前的计划作废,将从头进行调整。”有建筑界女魔头称号的伊拉克裔英国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主持设计的“造价最昂贵的体育场馆”搁浅。

  这主要是出于民意考量。扎哈事务所设计的新国立竞技场造价高达2520亿日元,近两倍于1300亿日元的原有预算。经历长期经济不振的日本,每人要负担近两千日元。有些对超高造价怀有异议的人做了统计:按照现行汇率,2008年北京“鸟巢”造价约为30亿元人民币,折合日元600亿;2012年伦敦奥运会主体育场造价约为0.5亿英镑,折合日元也才970亿。

  从2015年4月起,日本国内的消费税已从5%上升至8%,这样的额外“消费”让很多日本人从心理上难以接受。甚至有人开始怀疑扎哈团队是否有能力控制好成本,又或是项目当中藏有“猫腻”等等。

  新国立竞技场项目前后历时三年有余,扎哈团队两易其稿,但处在争议中的设计方案还是没能扭转局势。

  新体育场太大了

  2012年11月,东京还只是2020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之一,日本政府就举行了奥运会主体育场的设计竞赛,由日本著名建筑家安藤忠雄担任评委会主席。扎哈事务所的设计方案秉承了她以往作品中充满韵律与动感的特色,击败了博普乐思、SANAA、伊东丰雄、UNStudio、Cox等著名事务所的方案,赢得第一名。

  这个方案中的日本新国立竞技场,外形如同一顶自行车头盔,整体呈流线型,主体结构上有数个椭圆形孔洞,覆以膜结构,具有强烈的肌理感。从场馆内部看,犹如身处宇宙飞船。安藤忠雄评价:“流线型和未来的设计体现了日本想传达给其他国家的讯息,我相信这个体育场将会成为未来一个世纪的世界体育圣地。”

  日本建筑界并没有十分在意这个获胜方案的具体利害,因为那时东京申奥还没成功。

  2013年9月,国际奥委会最终确定东京成为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依据扎哈团队设计方案进行东京奥运会场馆整体规划等核心项目进入实操。一个月后,日本建筑界似乎酝酿已久的批驳声高涨,槙文彦、伊东丰雄、矶崎新、隈研吾、藤本壮介等重量级人物,纷纷站出来反对该方案的落地实施。他们认为扎哈团队的设计体量过于巨大,且与周边环境严重相悖。

  日本建筑界泰斗、199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槙文彦不仅会同东京大学建筑学著名教授大野秀敏编撰专著《新国立竞技场有何问题》来陈情痛诉,还广邀日本建筑界名家,组织多场研讨会,通过电视、网络直播,公开批评该方案,震动了全日本甚至整个世界的建筑圈。

  建筑师藤本壮介质疑:“这座体育馆与周边环境、建筑的尺度完全不符……这个设计的尺度太大了。”新国立竞技场用地周边,存在着明治神宫外苑等众多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性设施,以及尺度不大的住宅建筑。这一区域的建设发展,有着“明治神宫景区内建筑物遮蔽率不得超过2%,建筑高度不能超过28米”等规划控制。

  如果体育场按扎哈的方案建成,站在750米外的青山大道(路宽约40米),沿神宫外苑东大道(路宽约25米)、西大道(路宽约20米)等四条通路向北望去,周边那些小尺度的房子将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可言。人在这一区域内移动时,最高点70米的体育场巨顶就像总是在头上悬着。如此大的反差和压迫感一定不是人们所期待的。

  历史建筑明治神宫外苑圣德纪念绘画馆距离项目用地不足70米,自身仅高32米,无疑会受到体育场的巨大影响,此外原国立竞技场南侧的明治公园、日本青年馆也都有着消亡的可能。日本人不仅重视保存、保护古来文化遗存,近现代重要建筑的保存、保护也是他们一直在努力研究的领域,这种情况很难让他们安心接纳。

  槙文彦认为,典型的西洋式空间构成是明治神宫外苑圣德纪念绘画馆及其庭院的重要特点与价值。而这种西洋风格“是近代日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在整个日本都是罕见的”。面对媒体采访时他引用了日本古时的著名俳句:“张口欲有诉,秋风吹齿寒。现在吹的也正是这样的秋风,我作为一个老建筑师,如今不得不拿起笔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为了守住我们的建筑文化与风土,希望大家能够勉为"了解之同情"。”

  堂堂日本,“背信弃义”

  现代、摩登、流行、国际化是东京的代名词,新宿、银座、涩谷也充满了光怪陆离,可这仅是东京的一面。今天这座大都市的空间构架依旧保有不少江户时期的城市格局,以及大量充满传统生活气息与东瀛情趣的精巧老屋和历史街道。东京也不乏各式各样的大型现代建筑,但它们向来多以一种有度的融入或隔离的形式而存在。建筑密度极高、用地尺度极小是东京普通街区的现状与特征。

  扎哈事务所在舆论压力下,对原方案进行两轮“瘦身”。建筑最高点由70米降至50米;开合式屋顶与造价极高的两根巨型钢结构拱梁被省去;整体规模从29万平方米缩至22万平方米,原先连接周边道路的立体通道大幅缩减。日本政府为控制成本,也宣布取消篮球、羽毛球、帆船三个赛场的建设,考虑将篮球、足球等项目的场馆设置在东京以外。但扎哈团队的方案仍旧因极高的造价和超大的体量,未能让日本社会各界满意。

  安倍晋三正式宣布设计方案废止,扎哈·哈迪德随即在建筑事务所网站上发表声明,强调体育场造价高昂并不是设计的问题——2020东京奥运组委会主席森喜朗在7月初就公开批评因为供需失衡导致东京地区建筑行业价格飞涨。7月23日,扎哈团队的负责成员在拜访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时表示,保留对解约赔偿的追诉权以及希望继续参与新设计方案的竞标。

  设计方案废弃后,日本需支付扎哈团队20亿日元、项目合作方日建设计40亿日元,以及其他两家协力单位6亿日元,共计66亿日元的弃约补偿金。支持与同情扎哈团队的业内人士仍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再三强调这次竞赛最看重的应该是创造力。就如最初方案胜出时的评论,“奥运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会,因此,能有个如此不一样的建筑让大家来娱乐一下也未尝不可。”他们认为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建筑界没有海纳百川的雅量。更有意见认为日本作为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怎可如此“背信弃义”。

  假如当年也“断腕”

  日本社会“壮士断腕”的决定令人触动。反观吾身,数十年前的北京,如果采纳和吸取了梁思成先生的那五点意见,是否还会出现如今这般严重的功能混杂、区域不明的局面?

  近些年,扎哈·哈迪德也活跃于中国,她设计的广州大剧院、北京银河SOHO、望京SOHO,成都当代艺术中心等作品同样伴随着争议。

  扎哈设计方案被否决的情况并不是少数。在西方,她天马行空的构思并没有太多建成的案例。1994年英国威尔士卡迪夫湾歌剧院国际设计竞赛,扎哈以一组尖锐玻璃建筑群方案获得头奖,最终也因预算严重超额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而终断。2014年她与户外媒体公司德高集团合作,为英国街头设计的广告牌方案,也因“造型丑陋”“功能单一”而为人诟病,当地的建筑师同行大多表示难以接受。

  台湾学者阮庆岳认为:“未来十年我们需要对百年来建筑史的现代性去重估,重新检验那些"非怎么样不可"的东西。希望未来二十年亚洲能有力量对那些力量进行反扑,我们不可能沉默以终……”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众多的日本现代建筑作品看似与传统无关,但不能说他们是抄袭西方,因为从前川国男、丹下健三开始,数代日本建筑家的探索与发展,在其作品中无处不保留着他们对传统空间观念的理解与阐释。

  槙文彦他们所要保护的并非传统日式建筑,而是留有深刻西洋化记忆的历史遗存;扎哈的设计与理念固然引领时代的潮流,但也存在导致新一轮“程式化”“均质化”的危险。

  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扎哈方案的存与废,不仅是一场建筑体量与城市空间容量的博弈,也是一场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更新、融合与参数化新城市概念的博弈。它更体现了国家民主政治在社会利益与价值问题上的强势。作为邻国的建筑师,我们从中学到的是坚守,而不是盲从;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而不是默然。

  (崔斌为中国、日本注册一级建筑师;任亚鹏为留日博士、青年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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