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甘肃省文物局）
三兔共耳图像的新发现新思考
文 ˉ 李静杰ˉ齐庆媛ˉ李秋红
【内容摘要】备受瞩目的敦煌莫高窟三兔共耳图像从哪里来，寓意何在，长期以来学界众说纷纭。2018年笔者在考察犍陀罗过程中，发现塞杜沙里夫遗址出土三兔共耳图像资料，敦煌同类图像的源头终于有了着落，这种图像的产生和内涵问题也引发新的思考。
【关 键 词】三兔共耳 敦煌 犍陀罗
来过敦煌、了解敦煌、迷恋敦煌的人们，可能不会忘记一个令人心动、让人回味的图像——三兔共耳。三只兔子共用三只耳朵又完整无缺，前后追逐而无法超越，异乎寻常的设计思维，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造型，置于任何时间、地点任人评点，都不能找出它的些微瑕疵。说它是创造却显得那样自然，论它是艺术又见不得半点雕饰，无论你用何种语言、修辞赞美它的佳处，似乎都不为过。然而，敦煌三兔共耳图像从哪里来，隐藏着何种创作动机，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关心它的人们，笔者一次犍陀罗考察见闻，使这一问题出现转机。
一、敦煌三兔共耳图像及其研究情况
三兔共耳图像不仅在敦煌，纵使在中国、在世界都留下光辉的一页。以往学界所知10世纪以前的三兔共耳图像，都集中在敦煌莫高窟。据学界统计，莫高窟18个洞窟藻井绘制三兔共耳图像，从隋代持续到晚唐，分别是隋代305号、383号、397号、406号、407号、416号、420号、427号8个洞窟(图1)，初唐205号1个洞窟(图2-1、图2-2)，中唐144号、200号、237号、358号、468号5个洞窟，晚唐127号、139号、145号、147号4个洞窟，另有416号、427号2个洞窟壁面边饰此种图像。
图1ˉ 敦煌莫高窟隋代407 号窟藻井( 出自“数字敦煌网站”)
图2-1ˉ 敦煌莫高窟初唐205 号窟顶部( 出自“数字敦煌网站”)
图2-2ˉ 敦煌莫高窟初唐205 号窟藻井( 出自“数字敦煌网站”)
表现在藻井中的三兔共耳图像一概处在井心部位，形成窟顶的中心。三兔呈头内脚外、等距、环形排列，实例多数沿顺时针方向、少许作逆时针方向旋转奔跑。各兔左右耳分别与相邻兔一耳重叠，看似共用三只耳朵，三耳形成等边三角形形状。藻井圆心多涂成绿色并围绕莲瓣，示意三兔处在莲蓬之上，兔身多白色，少数为灰褐等色，以区别于背景色调，基本构图应是在莫高窟北朝以来的莲花藻井基础上，添加三兔共耳元素的复合表现。每只兔子前腿奔、后腿蹬，各腾空而起、奋力追逐，既不能超越前者，又无法抛下后者。三兔狂奔不已、循环往复，时间仿佛飞快地流动，观者不由得为兔子的辛苦所感动，静态洞窟因此而产生动态感，让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感受自然界的灵动和生机。
三兔共耳图像因其巧夺天工的设计和造型，引起人们浓厚兴趣，近20年来出现不少专题探索。就代表性研究而言，余俊雄认为兔子是佛的本生，三兔代表竖三世与横三世佛，三兔共耳设计关联中国民间三鱼共头、两子共头(四喜娃)等共用形造型法。[1]英国苏·安德鲁等以莫高窟16个洞窟藻井三兔共耳图像为引子，列举12—15世纪西亚、西欧、中国西藏地区的陶瓷与金属器物、钱币和建筑装饰三兔共耳图像，涉及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以为三兔共耳图像可能产生于波斯萨珊或古希腊文化，由粟特人带往敦煌，敦煌以外的欧亚实例多集中在13世纪前后，可能关联伴随蒙古西征和十字军东征产生的文化交流。 [2]英国大卫·辛马斯特从益智游戏视角，列举若干与三兔共耳相近的共用形图像。 [3]赵燕林梳理了莫高窟16个洞窟藻井三兔共耳与其他元素组合和颜色变化情况，认为三兔图像有关北斗、月神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有机结合，寄寓着子孙繁衍的理念。 [4]陈振旺等将莫高窟藻井三兔共耳图像增加到18例，并找到2个洞窟壁面边饰实例，认为三兔共耳图像是隋代佛教发展到特定阶段，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星象崇拜、道家神仙思想相互渗透而产生的图式，是敦煌画师在借鉴传统图案基础之上融合外来文明的原创。 [5]总体来说，学界已经弄清楚6—15世纪亚欧大陆三兔共耳图像的大致流行情况，就其来源和含义做了种种推测，实际上这些推测大多缺乏确凿、有力的依据，只不过是假说而已。
二、犍陀罗三兔共耳图像及其与敦煌关联
2018年7月，笔者三人考察犍陀罗遗存过程中，在白沙瓦大学杂书堆发现《斯瓦特塞杜沙里夫考古博物馆向导图册》，这是一本极其简略、轻薄的小册子，其中刊载着一幅类似圆形瓦当的陶塑浮雕图片(图3) [6]。此浮雕图像分内外两区，内区三只卧兔头内脚外呈环形排列，共用三只耳朵，三兔前方各长出一丛草，尽显安闲自在情态 [7]，外区环列30个联珠纹样。观察质地和造型，应是模制后在陶窑中烘烤所成，当时可能批量制作，推测至少在塞杜沙里夫附近有所流行。此种圆形浮雕当初可能用作建筑构件，所施用建筑部位已经难以推测。
图3ˉ 斯瓦特塞杜沙里夫遗址出土约四五世纪陶塑浮雕( 出自Archaeological Museum Saidu Sharif,Swat.A Guide,p87)
塞杜沙里夫佛寺遗址位于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带，早在阿育王时期(前3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布到这里，该佛寺大约始创于犍陀罗早期(1世纪前后)，繁荣于犍陀罗中期(2、3世纪)，延续到犍陀罗晚期(4、5世纪，图4)。其中出土的三兔共耳浮雕没有明确年代，外区装饰联珠纹样则是波斯萨珊朝(226—651)文化典型因素，由此推测该浮雕似乎不是犍陀罗早中期遗物，极有可能制作于犍陀罗晚期。三兔共耳到底是广义犍陀罗(包含狭义犍陀罗、斯瓦特、塔克西拉、迦毕试等地)文化因素，还是外来文化因素，就目前仅有资料无法进一步推断，联珠纹样显然来自萨珊文化。
图4ˉ 斯瓦特塞杜沙里夫遗址( 笔者拍摄)
塞杜沙里夫三兔共耳图像为卧兔形象，不同于莫高窟作奔跑状的三兔共耳图像，但只是动作不同而已，二者设计思想和构图形式没有两样。况且，既然能够想象趴卧状三兔共耳图像，一样可以创造奔跑状三兔共耳图像，后者或许在塞杜沙里夫，抑或在广义犍陀罗曾经流行过，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不管怎样，犍陀罗三兔共耳图像可以说就是敦煌同类图像的直接前身或源头，莫衷一是的敦煌三兔共耳图像来源问题终究有了可靠依据。
那么，犍陀罗三兔共耳图像怎样传播到敦煌之地呢？斯瓦特紧邻北部克什米尔地区，那里有向北通往新疆叶城、喀什的喀喇昆仑走廊，沿途广布着佛教流行期的岩刻图像和题记 [8]，留下土人生活和行旅往来的印记，再从新疆西端转而向东，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各有一条道路通往敦煌，汉代以来成为东西方交通干道。5世纪初高僧法显经由和田，向西穿越喀喇昆仑山口进入斯瓦特地区 [9]，就是一个典型实例。犍陀罗通往敦煌之路自然环境十分严酷，但始终都不能阻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情和欲望，这条艰难而快捷的通道，应该就是犍陀罗三兔共耳图像传入敦煌之路。
以往研究者们基于对三兔共耳图像起源的猜测，赋予其种种象征意涵。反观斯瓦特塞杜沙里夫三兔共耳图像，充溢着情趣、祥和、艺术之美，给人们带来愉悦、轻松的感受，更像自然又富于想象力的随意所为，实在难以与宗教、天象等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其产生可能本来没有多么复杂。那么，表现在莫高窟藻井的三兔共耳图像是否被赋予新的含义？北朝石窟莲花藻井象征佛国净土的意涵不言而喻，学界几乎没有异议，添加三兔共耳图像之后，洞窟因此产生灵动氛围。之所以没有选择卧兔而作奔兔造型，其目的应该就在于制造动态效果，置身其中的人们心想不停奔跑的兔子，一时间仿佛自身也活跃起来，不知不觉间多了几分愉悦。三兔共耳图像来自日常生活，可能产生于一念之间，因为喜闻乐见而传播四方，大概创造者都没有想到能有多少象征意义，事实可能也是如此。
继敦煌石窟之后，三兔共耳图像在西亚、西欧和中国西藏地区再次流行开来，这些图像从何而来，又是一个新问题。新流行的实例多是与敦煌同型的奔跑状三兔共耳图像，但是，这绝非意味着一定来自敦煌，如前所述，犍陀罗极有可能创造并流行过奔跑状三兔共耳图像。犍陀罗文化消亡之后，相关遗迹依然存在，一些文化传统也会流传下来，犍陀罗文化因素仍然能够传播周边乃至更远的地方。犍陀罗处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交汇之地，与其说西方三兔共耳图像来自敦煌影响，毋宁说受到犍陀罗影响可能性更大一些。
敦煌莫高窟隋唐三兔共耳图像多表现在显著位置，连续发展300年之久，受到学界重视理所当然。相对而言，犍陀罗三兔共耳图像迄今仅见于塞杜沙里夫遗址，载体又是不起眼的小型陶塑，长期以来几乎无人提及，没有受到学界重视也在情理之中。这次偶然的发现，为三兔共耳图像探索提供新视点、新思维，犍陀罗孕育的文化因素在敦煌发扬光大，古印度与中国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连接起来了。
附记：犍陀罗三兔共耳图像资料之发现，曾经让我们心动不已，今受《美术大观》主编彭伟哲先生约稿，撰此小文以飨读者。感谢敦煌研究院王友奎博士的帮助。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项目“中国佛教图像与思想研究”(批准号21BZJ003)。
注释：
[1]余俊雄：《敦煌藻井“三兔共耳”图案初探》，载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727-731页。
[2]苏·安德鲁、克里斯·查普曼、汤姆·格利沃斯：《探索连耳三兔神圣的旅程》，载敦煌研究院《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提要》（内部资料），2004，第179、180页。
[3]大卫·辛马斯特：《三兔、四人、六马及其他装饰图案》，载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732-737页。
[4]赵燕林：《莫高窟三兔藻井图像来源考》，《艺术探索》2017年第3期，第57-63页。
[5]陈振旺、彭艳萍：《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下莫高窟三兔共耳纹来源再议》，《艺术百家》2020年第1期，第169-173页。
[6]Makin Khan，（Archaeological Museum SaiduSharif,Swat.1997），p87.
[7]向导图册标记为三鹿。实际身体形态、耳朵与身体比例无不契合兔子特征，全然没有长颈、叉角等鹿儿特征。
[8]JETTMAR K，（Mainz: Verlag Philip von Zabern，1985）.又，艾哈默德·哈桑·达尼：《喀喇昆仑公路沿线人类文明遗迹》，赵俏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
[9]法显：《法显传》，载章巽《法显传校注》，中华书局，2008，第11-29页。
(李静杰，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齐庆媛，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李秋红，清华大学博士。)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2年第2期第40页～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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