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探索中国民族性的变迁轨迹_社会学系_研究

2022年4月8日凌晨，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沙莲香教授病逝于辽宁大连。

沙莲香，1936年生，辽宁大连人。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于哲学系10年；1970—1978年调入清华大学基础课教研室任教；1978—1982年重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其间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进修；1982—1984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社会科，从事社会心理学及传播学研究。1984年回国后，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1990年晋升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1994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民族性格研究”“我国城镇社会失业承受能力研究”“对北京奥运会的社会期待及社会心理研究”，并由此开启对中国民族性长达30多年的研究。著有《社会心理学》（四次再版，1987—2017）、《中国民族性》（三卷本，1989—2012；2017年出版日文版）、《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1994），及终结之作《沿着中庸的美与丑》（2019）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2014年荣获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2020年9月7日，受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教授委托，沙莲香老师的学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彭泗清对沙老师进行了口述史专访，后收入周晓虹主编《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商务印书馆，2021年）。

本书旨在通过访谈自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来成长起来的40位华人社会学家——例如苏国勋、周晓虹、边燕杰、赵鼎新、周雪光、林南、谢宇、叶启正等人，探索中国社会学40年来的重建之路、本土化方向、对中国社会变迁及改革开放的认识等。在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40周年之际，本选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快速发展、整体提高的最好证实，将对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年轻一代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大众对社会学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

今天我们经“学海编舟记”公号授权转载沙莲香教授口述实录（初稿，收入本书时有改动），作为对老一辈学人的怀念。

探索中国民族性的变迁轨迹

叙事人：沙莲香

访谈人：彭泗清

访谈助理：刘婧

访谈时间：2020年9月7日上午

访谈地点：北京世贸公寓叙事人寓所

访谈整理：彭泗清

游弋在哲学的殿堂之中

1. 早年在大连的生活

1936年12月，我出生于辽宁大连的一个殷实之家。我家在农村有方圆百亩果园，在城里有不大不小的金店和钟表店。在1945—1951年东北农村土地改革、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及“三反五反”斗争中，我的家庭逐渐落为斗争的对象。我父亲是个善于治业理财的聪明人，他原本是念私塾的书匠，在斗争来临的前夜因身患疾病而住入医院，躲过了“挨斗”一劫。

1943—1945年东北解放，我小学读到二年级。小学是在离家有段距离的宋家小学，学校设备完好，课程设置重视美育。小学时，我最喜欢图画课，一方面是喜欢授课的宋老师，宋老师有点口吃但却总是笑眯眯的，有耐心，画着一手好画；另一方面，我喜欢画实物、景色，我画的大白菜、杨柳树和大海，被选中贴在教室的墙壁上。对图画的敏感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后来我也喜欢收集画作与看画展。1946—1950年，我读“完小”（初小高小连读），1950—1956年，我继续读初中和高中。中学时代，我最喜欢几何学，同学之间常有交流，我则以几何图形的画法为乐趣。大概因于此，我至今亦注重造型，包括家庭的室内布置。初中和高中阶段，有了外语课，念的是俄语，我很喜欢，以至于高中毕业时曾有过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念头。

高中毕业之前，我突然得知中国人民大学提前招生，并且有历史、经济、新闻、哲学各系科。经老师介绍，始知哲学包含有理工学科的内容，是一门好学问，于是我就报考了人民大学的哲学系。录取的结果在大连报纸上登榜刊出，震惊了家人。这样，1956年我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2.进入人民大学哲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在高校统一招生之前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提前考试录取了1956年哲学系的学生，据说落榜者还可以参加全国高考的统一考试。当年的哲学系学生200人，分成七个班。每个班，考分首屈一指者担任班长，但七个班长中却没有一个女生；而在事实上，女生亦相当优秀，但却都文雅含蓄不愿出头，我感到那是彬彬有礼的一代文才女子。

我1956年入学时，恰逢“读书”的时光。何思敬时为哲学系主任，后来，齐一、方华、马奇、吴江等诸位学识渊博的先辈先后担任系主任。当时为我们这批首届哲学本科学生配备了既便在现在看来亦属上乘的授课阵容，任课教师中，数学有关肇直，逻辑学有王方呜，物理学有林万和，心理学有彭飞，中外哲学史有石俊、尹明及苗力田等著名学者，他们的授课为学子们奠定了极好的知识结构基础。后来证明，这批学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不幸的是，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这个学子群体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和摧残。

1957年春夏之际，在大家始料不及之下，突然来了“反右”运动。在这个运动来临之前，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号召，称之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这让以“智慧”之名而自豪的“哲学生”比较快地行动了起来，活泼泼地参与到“鸣放”当中。结果，有几位同学被打成了“右派”。而我们这些坐在座椅之旁批判自己同学的人却不知道“反右”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反右”的内情。

“反右”究竟是怎样在一大批青年学生身上产生对自己同窗的“革命”行动的呢？这是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当时，对于“右派”是啥，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批判右派”是党的号召，而这个号召在当时看来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一个个“右派”是一个个活的标本，在对“右派”“不知是啥”的情况下批判“右派”，具有极大的诡秘性。

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在毕业时都被分配到了工厂或农村进行“改造”。潘世元和刘达孝在门头沟煤矿接受劳动“改造”。潘世元是来自上海的秀才，很会独立思考，有着直言不讳的率性，对待同学善言善交，是一位善心厚重的同学；刘达孝是贵州来的高中毕业生，年少英俊，才气横溢，聪慧且耿直。在“劳改”中潘世元不堪折磨而自杀，刘达孝则成了精神病人死于病患。被打成“右派”的李德、吴汝文、于云鹏等同学也经历了一生坎坷，受尽摧残和侮辱——于云鹏几次被批判，流离失所以至于乞讨求生、路宿街头，最后拣了一条硬骨头性命。

“反右”运动之后，是“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很多学生都下乡了。我下乡的地方在北京郊区的西黄村，住在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家里。在大炼钢铁高潮中，我眼看着两位老人把家里的铜镜、铜盆以及家里所有的铁器都拿了出来送去炼钢炼铁。回想起来，自己在那个时候无动于衷，没有惋惜过，而是被裹在“大跃进”的巨流洪水中，觉得两位老人响应号召、顾全大局，是“革命”举动。后来我曾去看望过两位老人，却也不曾意识到这场“革命”是对他们日常生活和家当的无情“剥夺”，是对他们这一家两口的“伤害”。“三面红旗”运动之后我们回到学校，系主任吴江要求学生们“坐下来读书”，“瞅天花板”做思考。

“三面红旗”运动之后，又有一个“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学生人人检查思想、“向党交心”，以至于公开自己的日记。这个“思想改造”，在实际上，使每个人像剥皮一样把自己剥个净光，检查深刻的则作为典型，被抬出来“现身说法”。那个交心运动真是让每个人“体无完肤”，没有什么个人尊严。哲人追求的“高傲”己经没有了，更何谈“孤芳自赏”和个人清幽？到了这个地步，一代人的“个性”与“人性”已在绝大程度上被摧毁在“改造与被改造”“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中。1961年毕业时，“十年同窗”带着种种迷惘各走他乡，去经历去适应。而这大概也是引发我日后对“中庸”话题比较敏感的一个早期原因。

3.“教师爷”的岁月

人大哲学系首届本科是五年制。到了20世纪60年代，学校提前调出了一些学生当教师，被称为青年教师，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批人仍被称为青年教师。“文化大革命”中，这批青年教师也就成了校园里的一种参与力量，因此，他们更多地体验到了校园里的这场运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如同其他院校一样，中国人民大学也分成了两派，以大操场（现在哲学、宗教、文学等专业所在的人文楼及楼前草坪）为界，南北对峙，两派都是自组织，自成一体，自有专案组、战斗队、参谋室，相互揭露对方的“问题”。开始是大喇叭对战，后来相互对立到了不可开交的时候便动用“武力”，搞武斗，声称“文攻武卫”。

由于“反右”运动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教师们比较谨慎，家庭或个人有“历史问题”的，观望者较多。但是，运动的风暴很快迫使教师“站队”和“表态”，没有入“派”的教师极少。教师、一般干部和工人，大部分都分别参加了两派，“派别”成了当时是“造反”还是“保守”的“立场”标志，在激烈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家两派”。

人大的几位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被“揪斗”并受到了伤害，胡锡奎、郭影秋、孙泱、李培之无一幸免，孙泱和郭影秋遭受的迫害尤其残酷。李培之是王若飞的夫人，被抓到暗室里严刑拷打，幸免于死；孙泱是朱德的挚友孙炳文烈士之子，曾任朱德秘书，是一位才子（妹妹孙维世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副院长，也死于“文革”），时年52岁的孙泱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文革”开始时，郭影秋在海淀区苏家坨搞“四清运动”，回校后被抓起来审讯。他被抓起来审讯的过程中，造反者专门棍打肋骨和后脊骨，造成他后来一条腿功能丧失，只能手术截去那条腿。那时的人大校园不是大会斗争“走资派”便是让“走资派”戴上各种纸制帽子游街，往脸上抹稀泥，搞体罚，辱尽人格。人大造反组织对郭影秋的“斗争”，让苏家坨的农民知道了，农民自动组成700人代表参加人大的斗争大会，这酿成了第一个“调动农民斗学生”的事件，并把罪名按在郭影秋的头上。这件事震惊了“文革”领导层，也轰动了全社会。围绕“斗争”当权派郭影秋，人大迅速分成了“反郭”和“保郭”两派，“保郭”派的中坚是高年级学生、工人和部分教师，占多数，但最终仍然没有保护住这位受人尊敬的校长。群众运动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群众心理会演化出一种力大无比的行为力量。

这场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有理”为旗帜的“文化大革命”，屡见死亡和人命、摧残和羞辱。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其后的岁月里，都令我痛心疾首，肝裂肠断。

两派之间的“势不两立”造成了教师群体的互相攻击，直到工人阶级开进高校，“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两派教师搞“大联合”。这时候学校全面停课，教师每天开会，在开会前和结束后都端正地站在毛主席像前，手拿“红宝书”（小开本“语录”）“早请示晚汇报”。现在想来，这种天天开会、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手拿“红宝书”的“闹剧”发生在高等学府的大知识分子身上，真不知道这些举动是不是真心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后十来年时间里，虽然我曾经有过“反问”和“排斥”，但是，许久也没有明白这个“斗争”所具有的“魔幻般”心理力量究竟从何而来。这个“斗争”占据家庭和人际之间，这个“斗争”洗涤大脑，这个“斗争”既是对着他人也是对着自己的“分裂”。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大联合”结束后，教师下去参加劳动锻炼。人大教师的大队人马去了江西的鹰潭，分为农耕和建工两个部分。我被分配在建工队，每天敲石头，主要是将打成长方形的石头从坑里抬到地面，这样就锻炼了左肩右臂。去鹰潭的教师有幸躲过了北大、清华两校教师所去的江西的血吸虫病区，躲过了病患的隐匿威胁。

1971年初，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我被分配去了清华大学共同课教研室，承担全校的马列课程教学任务。共同课教研室分为哲学、历史、经济等教学组，我在哲学组，先在自动化系后在力学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此去清华大学，一去八年。

4.清华大学的八年岁月

到了清华大学之后，我的家由中国人民大学搬到了清华大学附中院内的职工宿舍楼里。此地距离清华大学的中心地带比较偏远，但我对清华附中学生的一些课上课下生活却逐渐熟悉起来。

在清华大学，我也经历了迟群、谢敬宜直接掌控的“批林批孔”运动和“追查政治谣言”活动。

在“文革”中，“孔孟之道”遭遇大范围的“痛打落水狗”，其批判言词之最之烈之狠之暴，后来被称为“上纲上线”。我手头有本《论语批注》，是1970级学生“批林批孔”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大批判的作品。最近再翻阅此书，我依然心酸不止。我无意针对写作的学生，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使是吾辈教师也在其中充当各种各样“角色”，何况青年学生呢？我深知当时的大学生是这场“斗争”的执行者，后来也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我在意的是书中映照出来的“阶级斗争”思想在有形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们的思想方式及情感状态，杀伤了学生的单纯，改变了学生的温和。《论语批注》里有个较长篇幅的“前言”，其中写道：“为了深挖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下定决心在孔学的‘圣经’——《论语》头上开刀，编好《〈论语〉批注》。”又写道：“批注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对和破坏，他们疯狂叫嚷：‘《论语》只能注，不能批。’说什么‘《论语》有合理因素，不能全盘否定’。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论语》一旦被钉在“阶级斗争”的柱子上，被定义为反动阶级的代言书，对待《论语》就必定有语言上的火药气味和极端化，由此来表达对“敌人”的愤慨情绪和对社会的心理“震慑”。

在这本《论语批注》一书附有一篇文章叫《孔丘的反革命一生》，包括五个部分：一、奴隶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立志恢复“周礼”，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孔丘1—34岁）；二、虚伪狡滑的政治骗子，大造反革命舆论，拼凑反革命政治集团，阴谋夺权（孔丘35—51岁）；三、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一朝权在手，疯狂推行反动路线，实行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孔丘52—54岁）；四、走投无路的丧家狗，四处流窜，到处碰壁，人民喊打（孔丘55—68岁）；五、顽固到底的死硬派，日暮途穷，大念复辟经，写变天账，遗臭万年（孔丘68—73岁）。

那时候，凡是批判文章必也“上纲上线”。什么样的批判称得上是那个时候要求的“上纲上线”呢？这本《论语批注》就是。这不是学生自有的文风，这是被有些人要求的，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政治现象。

紧随“批林批孔”运动，有一个“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本来，上面大批判的风刮得越大，下面民间的议论就越多；“追查政治谣言”就是动员大家揭发那些对“四人帮”动辄“唱反调”的言论和言论者。这个追查一直追到“大义灭亲”的地步，学生揭发从父母那里听的“谣言”，教师揭发从亲朋好友那里知道的“谣言”，造成了“人人自危”和“两个口袋装思想”的现象：会上，参会者有冠冕堂皇的“一套”；会下，亲友之间有知无不言的“另一套”。人际之间迅速分化为“莫谈政治”和“无话不谈”这样两种远近亲疏关系。

凡是亲历“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记得当时每天耳闻目睹的口号就是，“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亲不亲，路线分”，这种口号已经成为当时灌输于头脑中的爱憎分界。“人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瓦解。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清华大学的教师在会上会下表示要寻找“归宿”，并且各种课程如同百花争艳般在清华园里出现，“复课”的景气很快地壮观起来，连我这样的文科教师也去听各种课：听周远清老师的计算机课最投入，那时学会了“二进制”编码；听基础课老师的高等数学课、脑科学课和高能物理课也很上心。当时清华教师发出的“寻找归宿”呼声也感染到了我。

我曾经感叹，原来在人大哲学系学习时兼顾科学课程的授课安排，让我在清华大学时期喜欢上了理工科的一些课程。回首清华大学时期的所学，竟成了我后来社会心理学（包括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准备。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想改行研究心理学，由“人性”之问进到研究中国人，其间请教了清华大学心理学家李卓宝教授。我对李教授谈到“文革”中的“人”是我想不到的，既复杂又无法捉摸，表示想由哲学转向心理学，了解“人”，研究“人”。李教授介绍我去拜访北京大学的孟昭兰和姜德珍两位心理学家。我去拜访了两位女教授，她们又告诉我心理学有各门课程现在已经开讲。我又陆续去听王甦和邵郊两位老师的各门心理学课程，并好奇地观看沈政老师的动物实验室，去邵郊老师家里观看他用于观察和实验的各种小鸟“迷宫”。这在实际上为我东渡日本学习社会心理学做了知识准备。

这八年的经历，行行重行行。我在“大批判”和“追查政治谣言”中直面遭遇了“人性之问”，在日常生活和复课授课中相遇“人性复苏”，有了生活上的真实感和学问上的追寻目标。我“人性”这个概念和对这个概念的猛然思虑，时起时伏。这八年时间里，我不仅深刻地遭遇了“人性”之问，而且也与多样生活对僵死思想的“激活”相遇。

留学东瀛的日日夜夜

1.扶桑东渡

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也由清华大学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不久，适逢教育部派遣留学生赴世界各地学习。1982年4月，我东渡扶桑，去了东京大学社会学部进修社会心理学兼传播学。

1982年4月，我女儿尚在中学读书，外子在国家财政部任职，父女对于我走出国门深造都给予了极大的、绝无仅有的支持与帮助。入关的那一刻，在我人生路上深深地刻着“亲情难别离”之感。

从1982年4月24日到1984年4月24日，在东京大学进修的两年中，我实实在在地读了两年书。在东京大学，既没有“会议”，也没有“追查”，更没有“人际纠缠”，一下子感到轻松多了，于是拼命地读书，在“书海”中广泛阅读并兑现了研究中国人的想法。

我的指导教授是辻村明先生。辻村先生是社会学出身的社会心理学家，他热心地介绍我认识了心理学出身的水原泰介先生。两位都是东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室的领衔教授，他们的共存表明了社会心理学具有分属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特点。两位指导教授是我在日本直接请教的社会心理学引导者，这在实际上也让我自己对知识有了更多的要求。除了阅读两位教授的著作、在两位教授的课堂听课外，我还在心理学部大山正先生那里听心理学课并参加一些实验，去新闻研究所冈部庆三等诸位先生那里听传播学的课程。

在东京大学两年，我自己最早出现的危机感是知识颠倒所带来的冲击和焦虑。在那里，我常常看到一些在国内遭受“批判”的书或人物却有着不朽的学术贡献（比如心理学家冯特、社会学家布哈林等），感到已有的知识在不少方面被颠倒，知识贫乏。到了东京大学，半年内我未去向辻村先生请教。我向辻村先生表示，自己先去看书，先了解日本，有了想法之后再请教先生。我几乎是一头扎进东大图书馆里，常常中午在图书馆便餐。东大图书馆旧书多得让人目不暇接，新书则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新书几乎同步上架。我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读完了岩波书店20世纪50—80年代的《思想》杂志、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大致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思想界的理论脉络，其间还阅读了辻村明先生的著作和他的知识人道路。辻村先生从50年代的激情革命者，到80年代成了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后来多次接触辻村先生，他也不讳言于这种变化。

沙莲香（左三）与导师辻村明先生（左四）在中国驻日使馆合影

2.东京亚洲文化会馆

我在东京的住处是亚洲文化会馆的分馆。亚洲文化会馆位于文京区巢鸭附近的本驹込2-12-13，分馆是一栋距离本馆只有百米之遥的木制小楼，独为一个小庭院，那是我和在此前后入住的其他留学人员在日本的“家”：楼下有四室，住着在上智大学留学的刘明华，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留学的倪玉，先后在爱智大学和东京大学留学的李惠春，在东京大学留学的我；楼上只有一室，住着东京大学留学的王明娥。我们五人都是早出晚归，奔波在“求学和求知”的留学生活中。

亚洲文化会馆由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穗积五朗所创设。20世纪70年代末，穗积五朗先生为向日本文部省争取中国留学生的福祉绝食身亡。穗积五朗先生的儿媳穗积晃子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首批来校讲授日语的专家，我在赴日之前就结识了晃子先生和她的丈夫穗积一成先生，以及他们的小女儿瑶子。赴日之后，我住在亚洲文化会馆分室，穗积夫人和他的一家以及亚洲文化会馆的负责人田井先生、小木曾先生、工藤正司先生等对中国来的留学人员十分关心，去穂积府上做客是常事，让我们这些刚刚出国的留学人员感到温暖和亲切。我去日本之后，穗积一成先生和夫人晃子先生带我去东京迪斯尼，第一个去处是看宽银幕电影。电影开始，映入眼帘的是万里长城，宏伟壮丽，接下来的是故宫、天安门，当看到天安门的场面时，我注意到广场上人们的表情差不多是一样的严肃、正经并带有几分小心翼翼。这时候，我心中的异样感触出现了：这是一种同质性的“群像”。对场面的这种敏感，让自己想到这些年“革命”太多了，这样的群像或许是“革命”与“不安”在公共场合的“双生”现象。在迪斯尼的这一幕感触成了我的一种终身不忘的感受。

穗积五朗先生的夫人穗积文子女士，当时已年近七旬。文子曾留学德国，是一位高贵文雅的钢琴家，她的高贵伴有慈爱和眷顾。我去东京大学进修不久，穗积夫人便来到了分室。我在1982年5月3日的日记中曾经写道：

下午三时许，穗积夫人来分室，带来一盒礼物，稍息之后，穗积夫人带着分室的五个人去了六义圆公园、上野公园，一起拍了许多照片，穗积夫人又为每人购买了不忍池弁天堂的“御守”（护身符），在游览了上野公园之后，穗积夫人带着大家去了“东天红”中华料理，席间共饮“扎幌啤酒”。夜幕下，穗积夫人和大家一起回到文化会馆分室，请大家小吃“哈密瓜”。那真是一个充足的充满亲情的东京生活，每个人都是兴致勃勃的。

其后，在东京的两年里，对于穗积先生一家，我始终怀着深深的情感和敬意，他们也成了我始终不忘的亲切的友人。

在穗积先生家做客（左一为穗积夫人，左二沙莲香，前排为穗积一成，左五为穗积晃子）

穗积一成的叔父穗积七郎先生是位社会活动家，他家也是我们的常去之地。有时候是我一个人去听他“讲故事”，坐在他的对面听他讲述日本社会变迁中的激昂与沉浮。他总是笑眯眯的，却又有着社会活动家的声色言词和感人魅力。他的夫人穗积万亀子女士总是忙着准备饮食，待人接物谦卑有礼，用深情来温暖我们每个人的心。我深受她的感染，她的谦卑中充满温情，她的温情中又有着稳重和礼节，温柔的语音中渗出和蔼可亲。时间长了，我就会意识到“教养”是怎么回事。大概可以这样来说，教养是内心的温情脉脉，是行为的节制和沿着节制生成的惯习，教养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教养很厚重，是看不见的“质量感”而不是轻飘飘的东西。日本人重“中庸”，大概教养是他们“恰如其分”的表征，是一种适可而止的“礼节”。

一段生活种下一生友情。回国之后，每次再去日本讲学，只要可能我就要看望穗积一家。至今，吾辈年事已高，却在心中深深地回荡着那些日子里的一桩桩一幕幕，就像昨日发生的一样。祈愿穗积家族。

3.身浸“中日友好”的氛围之中

去日本之前，我拜访了费孝通先生，费老让我带上他的书信去见日本社会学的元老福武直先生。到日本后，我立即拜访了福武先生，在场的有他的学生若林敬子女士，从此若林成了我在日本的终生挚友。福武先生欲将他的图书赠与费孝通当时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我往返于福武先生与中国驻日使馆文化参赞之间，最终使得福武先生的赠书愿望得以实现，社科院社会学所为此专门设立了“福武直文库”以为纪念，这是中日两国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学术胸怀。在日期间，福武先生经常叫上若林敬子和我一起就餐，向我介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和日中社会学的情况，使我受益极多。

1987年，南博、东惠美子夫妇（前排左一、左二）在沙莲香家中（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于硕、郑为德、袁方、唐顺益、许凤海）

南博先生是我社会心理学的另一位引导者。南先生是二战后从美国回到日本开创日本社会心理学的第一人；南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东惠美子是日本青年剧座的首席演员、日本文化大奖获得者。南先生和夫人没有子女，但却有着深厚的爱心与童心，他们家的一角像童话世界，玩具堆积成了一座座小山岗，有着学者和文化人共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生活。我常常去南先生的心理学研究所阅读，后来，南先生给了我一个绰号“书虫”（书呆子）。当他知道我研究中国人的时候，很快就把一本由东亚同文书院印制的日文《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研究》复印并精装之后送我，那本书汇集了西人对中国人百多年的研究文献，后来成为我和学生编写《中国民族性》第一卷的重要资料来源。南博先生喜欢中国，多次赴华并和中国学生交流，堪称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生的老师。

在东大期间结识的女子大学著名教授阿部幸夫先生，是我今世的大幸。他是夏衍研究专家，一位极有文采和审美的学者。在东京大学期间，我爱逛街，尤爱逛书店。从东京大学后门去神田书店街，要经过一个名叫“不忍池”的地方，在“不忍池”的边角地带，常常可以看到“浪人”即流浪者在那里结伴饮酒，自由自在。走过“不忍池”和上野一条街就可以到达神田书店街。一次，我从东京大学前往神田书店街，在书店选书时，被阿部幸夫先生看见。阿部先生看到我买书，回去便送了我许多有关女性和国民性研究的图书，我高兴极了。阿部先生是中国的常客，常来中国，他来北京必来人大和我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同样也是人大社会心理学研究生的老师。阿部先生喜欢和学生谈天说地，笑声朗朗，一次他和1986级、1987级研究生一起去圆明园野游并午餐。时至今日，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我一直深深地怀念并感激阿部辛夫先生。

去日本留学前，我结识了一起学习日语的杨中强女士，她比我早些时候去了东京，我去东京之后在她的引荐下认识了日中学院的创始人片冈公正先生。片冈先生会中文又乐于助人，几次见面，我和中强都听他谈笑风生地讲述日本的“天南海北”。我先于杨中强回国，片冈先生送我满满一大箱各式各样的大小开本的工具书，我一直保存至今。先生的风貌依旧在我的心里。

4.广阔的友谊天地

东京大学开启了我封闭多年的求知之路，从此有了与他们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自首次访问日本后的十来年里，我又多次去过日本，有时是合作研究，有时是被邀任教。在日本留学或访问期间，我曾几次和日本朋友共同旅行，共赏山山水水，共享北国风光与温泉，这在在都是我人生路途中的生命之重之美。

比如，在东京的一桥大学担任客座时，我结识了山本武利先生、阿部幸夫先生、太田喜晟先生、今野健一先生、吉田民人先生、古岛和雄先生及其夫人古岛琴子女士、荒川孝先生、小林泰先生、小松贞子女士、西真平先生和夫人西富喜子女士；而在关西学院大学担任客座时，我结识了万成博先生、远滕葱一先生、津金泽聪広先生、川久保美智子先生、真锅一史先生、鸟越皓之先生、船本弘毅先生、泽谷敏行先生、春木绅辅先生。在关西学院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我的办公室恰在川久保美智子研究室的对面，得到了她诸多无微不至的关照，我们还成了贴心的朋友。川久保美智子曾在美国留学并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但却十分喜欢中国饭菜，尤其喜欢吃饺子。我在关西学院大学独居一座木制两层小楼时，常常请她过来共餐，终成言无不尽的好朋友。回国后，我邀请她“北京行”，她高兴极了。再有，在东北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在仙台地区结识了杉山晃一先生、山田俊先生及其夫人山田里香女士、中岛隆藏先生。

除了学术交往，尚有朋友间的来来往往。比如，成蹊大学法学部宇野重昭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三谷孝教授，日本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并圣心女子大学并岛田一男教授，甲南女子大学塩原勉先生及其夫人塩原洋子女士，长野县岗谷市的社会活动家萨摩正先生和他一家、林裕藏先生和他一家，还有仙台市小牛町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涩谷政一先生和夫人、友好人士尾形夫妇，以及NHK综合放送文化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藤竹晓先生、一桥大学岩崎允胤先生、神户大学扑木佳绪留先生、武藏野女子大学古谷妙子先生、东京女子大学柳洋子先生、东京女子大学伊藤虎丸先生、会社社长宇佐美昭三先生、社会活动家网野仲子和网野幸子两位女士、取手市冈田丰先生、北海道大门玉泉女士等等，都是我求知路上不期而遇但却融入我学术生命之中的重要助力。他们的坦诚相助，筑成了我们至今不渝的交流通道和长久友谊。

除了学术交往和一般朋友间的往来，我还记得1982年的10月24日，为庆祝中日友好十周年，日本已故前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邀约园田夫人、小川夫人、芳诚司夫人，邀请在日本的部分中国留学生参加恳谈会，并在大平府上共进午餐，餐后观赏大平宅邸花园。那是我走出国门后首次分享和式庭院、和式餐点与和式建筑之美，并因此成为吾辈不只是感动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成为吾辈那一代留学人员日后架起中日友好桥梁的一种民间力量。

我想，人生其实由诸多偶然事件筑成，充满了偶然性。每次的偶然，皆显生命之重，上记诸多求知路上的不期而遇是这样的，在受到特别邀请参加重要的纪念活动时也是这样。这种“偶然”显现的生存之重，或许更为触景生情。

中国民族性的不懈探索

1.延续30多年的研究历程

我对中国民族性研究的兴趣与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学术关切，和“文革”结束后的反思有关，也和我在日本的留学与讲学经历分不开。“文革”结束后，人们如噩梦初醒，回首十年间的动荡体验，在痛定思痛之后，更有一种强烈的探讨中国人问题的欲望。在日本的学习和观察，让我从对比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也让我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论和方法积累。可以说，30多年来，对人的关切、对中国现代化之人格力量的探寻，一直贯穿我的学术历程。

我1984年回国。1985年7月，刘炎老师、吴廷嘉、凌力和我开了第一次中国人研究小组会，那时候规模很小。1986年3月，我们向国家教委提出“中国人民族性格与中国社会改革”课题，10月被推荐为国家“七五”科研项目。1987年开始，我招收社会学专业社会心理学方向研究生，在研究取向上，由社会心理学逐步转向中国民族性研究。这个研究取向的定型，是一个由理论思考转变为社会调查的过程，通过社科基金项目和政府委托项目开展的社会调查和对调查结果数据进行的解读与思考，延续了很多年，扩展到多个相关领域。其间，我所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们是主力。可以说，执行并完成我所承担的研究项目，得助于学生和部分教师的参与。在编辑《中国民族性》第一卷时，时为人大社会心理学教师的于硕跑遍了北京主要的图书馆收集并复印资料，是我这里研究中国民族性的第一位功臣。在关于民族性的社会调查活动中，得助于许风海、袁方、唐顺益、彭泗清和罗新，以及时为留学生的三乔秀彦。在成书的过程中，两位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彭泗清和苗少波直接参与写作；在与廖菲分别承担的公共文明项目研究中，除了实地观察由廖菲完成，问卷调查则由我负责；在确定或修订问卷内容之后，从问卷调查到数据统计整理是由历届学生（从姜磊、丁建略到梁昕、祖霞、曹丽和周秀平）执行并完成。在尚无台式计算机的20世纪80年代初，是统计专业的操鸣蝉（现在中央党校任教）用计算器完成了中国民族性社会调查统计，后来由现在加拿大进修的刘颖及中国人民大学李海龙完成社会调查统计处理。研究生们都已经成才，站在学问的顶端勤奋工作着。中国民族性研究凝聚了师生合作，这个合作一直是我学术道路上深切的推动力量和人生之美。

中国民族性是厚重的，根植于延绵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之中，有大量的历史文献需要梳理；同时，中国民族性又是鲜活的，表现在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之中，需要通过大量的实地观察和调研分析来发现其时代特征与变迁轨迹。课题研究有两个相互衔接的“出发点”：一方面从历史上有关中国人研究的资料出发，沿着历史线索思考、设计和构思课题；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中的当代中国人出发，通过调查，得到大量实证材料，再从历史文化中去寻求解释。这两个出发点分别对应构成课题的相辅相成的两个部分即“历史镜子”和“现实心像”。

因此，在着手进行中国民族性研究时，我们就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搜集整理相关书籍文献，另一方面进行社会调查，之后，形成《中国民族性》这个三卷本。《中国民族性》第一卷是资料汇编，1989年首次出版，是对150年间中外“中国人像”的勾勒；《中国民族性》第二卷和《中国民族性》第三卷分别于1990年和2012年出版，都是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分析探讨。除此之外，我还和研究团队一起写作出版了《外国人看中国人100年》（1999）、《中国人百年》（2001）、《中国人素质研究》（2001）、《中国社会心理分析》（2004）等著作。

在围绕中国民族性进行的社会调查中，我们既有注重样本代表性的抽样问卷调查，也有深入老百姓生活的人类学范式的深度观察（如大连碧海山庄调查、河南镇平调查、河北满城县龙居村调查等）；既有纯学术导向的调查研究，也有面向特定社会问题的专题调研（如北京市民公共文明行为跟踪调查），还有针对特定群体的参与观察（如参与1995年在怀柔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和亚洲妇女论坛）。这些调研活动收集、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中国民族性及其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同时，调研也给了我和同事及学生们与不同社会群体交流互动的机会，有时还是参与社会事务、服务社会的机会，让我们充分感知鲜活丰富的真实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学者的社会责任，比如我们在龙居村就做了不少扶贫救困的工作。

1991年在河南镇平带领学生调查

2.中国民族性研究的基本思路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而且最近一百多年中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中国民族性，无疑面临很多挑战。一些论者抓住中国社会中某时某地某个群体的行为片段，以此为依据来大谈中国民族性，虽然有鼻子有眼，却如同盲人摸象，无法成为科学的论点。在开启中国民族性研究课题之后，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不仅需要梳理大量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更要确定研究的立足点和基本范式。在《中国民族性》第二卷的开篇，我们就明确了研究的立足点：“从文化开始研究民族性格是课题研究的基点。”可以说，这本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起步之作，整体上继承了文化与人格研究的范式。书中采纳了本尼迪克特、林顿、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关于文化整体性的基本见解，认为文化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凝聚而成的生活方式之总体，整体性是其基本特点，而凝聚在一代代人身上的生活方式之总和，就成为民族性格。这样，我们就从文化与民族性格的一致性关系中找到了民族性格存在的根据，表明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是中国文化积淀的结果。

在研究中，我们意识到民族性格是一个由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成的整体，因此，从整体上了解和理解中国人是研究中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之点。

只有运用整体的观点，才能把中国人的优点和缺点、现象和本质、过去和现在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中国人的心态，才有可能找到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性格特点，也才有可能为有关中国民族性的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找到一个统一的解释。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不会停留在某个人的行为片段或某群人行为的某个方面，而是去洞察、把握行为碎片之间的关系，分析行为的结构和逻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看似相互矛盾的行为单元背后的一致性，才能把握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多元行为底层的共同性。

《中国民族性》第二卷没有回避民族性格具有多种要索、多种层次的特点，没有采取只取一端、不及其他的片面做法，而是通过民族性格结构双重性的分析来揭示各要素、各层面的基本内容。

其实，《中国民族性》第二卷的重点不是揭示民族性格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而是剖析民族性格的结构特点，全书始终以性格结构分析为主线，围绕性格结构的双重性来设计问卷，建立反差概念来对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做深层分析。

在我看来，对性格的结构分析比要素分析更加根本，也更加能够把握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民族的民族性可以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构成要素，却不会有一致的性格结构。以仁爱为例，仁爱作为一种人类精神，不仅中国人有，其他民族也有。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重要的不在于有多少仁爱精神，而在于仁爱精神的核心地位和仁爱精神的表现方式以及以仁爱为核心的各种性格要素的构成方式，正是这个“方式”才是中国人区别于他国人的内部根据。

我认为，中国人性格结构的特点可概括为双重人格特质的圆满结合，在课题调查结果中表现为心理反差及反差的趋中性即匀称性。民族性格的双重性，可以理解为构成民族性格的各种人格特质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反对又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双重性，主要表现在理想人格与实际人格、自己人格与他人人格之间的明显差异、对立、排斥和均衡、调和、弥补。在《中围民族性》第二卷中，我用反差概念来反映这种关系，书中涉及的主要有理想人格-实际人格反差、自-他人格反差、正反差、逆反差、极反差、趋中性反差等。借助辩证的反差观，我们就可以理解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中相互矛盾的各因素之间的统一性。如果说人格选择中的理想-实际反差、自-他反差是表达了人格双重性的内容，那么正反差、逆反差、趋中性反差等则是反映了人格双重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揭示了中国民族性格深层结构的内容。

从整体的、结构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民族性，并不等于说民族性格是固定不变的。在研究民族性课题时，我很明确：文化积淀是民族性格形成和改造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和决定的因素，民族性格归根结底取决于决定文化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因此，民族性格具有动态特征。在《中围民族性》第二卷中，我们不仅通过文化分析来揭示民族性格的深层成因和广阔背景，而且还通过“文革”前、“文革”中、改革开放后的人格特点比较来反映民族性格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

在课题研究中，我也特别关注未来文化或民族性发展模式的探讨。要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找到一个良好的“连接点”，找出同现代化有亲和力的因素，以便使我国传统和民族性格同现代化较好地连接起来。这种有亲和力的因素包括现代科学技术和法治、民主。借助亲和力和连接点的概念，我们可以超越那种对传统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的思维模式，探索传统和民族性的传承与创新的途径。

3.中国民族性变迁与公民素质提升

我的民族性研究缘起于对人性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因此，课题研究不可能停留在对于民族性的洞察和阐释，更希望能够探索改造、提升民族性的途径。

《中国民族性》第二卷完稿之后，我就考虑写第三卷。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潘宇建议我写《中国民族性》第三卷，我开始还是想大家一起来写，但又觉得思路衔接不上。因为我们的问题很多，当时也并不是很明确到底怎么写，所以迟迟没动手。一直到2008年，我才感觉到我们的民族有一种力量在支撑，可以期待，这就是汶川地震后志愿者的出现。当时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整天在那里看电视，一边看一边哭，很感动，也很揪心。因为以前的唐山、邢台地震没有这么直播过，我特别注意了我写出来的那个江西的救援队长说的那段话。紧接着是北京奥运会的大批志愿者，让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潜在力量。

在《中国人百年》《外国人看中国人100年》《中国人素质研究》和《中国社会心理分析》这几本书里，两个想法很明确：一个是写群体，第二个是希望写正面的。我先讲为什么强调写正面的。虽然我潜意识里面认为中国民族性的问题不少，但是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总希望我们这个国家能好一点，想通过这本书告诉人们我们现在还有力量。《中国人百年》的核心是“人格力量何在”，《中国社会心理分析》的副标题是“献给创造25年中国的人们”。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付出了很多辛苦和代价，实际上是下面的劳动者和上面的知识分子及国际援助力量共同创造的结果。当然，从正面看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之所以讲正面性，我甚至还有一种潜在的想法在里面，那是因为这几次参与写书者都是我的学生辈，大家又都是做老师的，还是应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另外，我们几本书都写群体，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搞社会学专业，是社会心理学的思考角度，考察问题的单位是群体而不是个人。从中国的现实生活来看，真正能够起作用的是群体力量，个人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在关注群体的同时，我觉得不应该忽视个人。从中国文化的基点来看，它还是讲个人的。儒家文化讲的修养是个性修养，它先是个性的、内部的修养，然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强调的就是个性，是家里成员内在的修养，有了这个基点，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这个逻辑是对的。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个人发展？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个人主义是反集体主义的，我们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可是，在实际上我们需要有个人的发展，我们过去那个集体主义是空的，离开了个人的修养，集体主义是没有头脑的修养，是没有修养的集体主义。谈到如何培育、提升民族性的问题，就我现在的感觉来说，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包括农民、工人等所有人群在内的民众，还缺少成熟的个性。因此，要改造和提升民族性，必须重视真实的人性，重视个性的发展。

写作《中国民族性》第三卷时，我的立意与以往不同：其一我写的是个体，以鲜活的个案来呈现中国社会的变化；其二是我写的是反思与批判，这本书我放开来写，写我自己的想法和担忧。书中对这些个案的解释，我留有了很大的空间，不是按照通常人们的看法，甚至有时候是违背了一些舆论的看法。在解读现实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有反过来看的意识。

我们的民族性变迁是充满泪水和困苦的，是有很多牺牲的。我这个人比较重视人性、人文关怀这个东西，我好像一直是这样子。我这个人好像原本就挺窝囊、挺柔弱的，内心总是充满忧愁，看到很贫困的人我很同情，这种情绪很容易就产生了。写完民族性变迁以后，我为我们的民族担心：我们的民族还能不能在根性上维持着？能不能保持我们温和的、内养的、含蓄的民族根性？

民族性的自我认知需要群众层面的参与，更需要精英的带动。我们社会中的这类精英还是有的，那些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人一直在做着启蒙的事情，只是没有形成一个比较集中的力量。我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希望他们有更强的志愿精神，更多的人文关怀，更好的个性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借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契机，为了提高北京市民对公共文明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力，我们承担了北京市文明办委托的课题“北京市民公共行为调查”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和实地观察两种形式，从2005年起，每年调查一次，一直到2019年，前后持续了15年。

公共文明伴随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与需要而出现，公共文明的建设需要关注“公共领域”。在对“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汉娜·阿伦特使用“公共性”和“公开性”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特质，用以规定公共行为的空间特征。“公共性”和“公开性”是对公共领域特征的不同表述。“公共性”规定行为空间在个人之间既相区别又“共同拥有”，维系“公有性”的是心理纽带，它在人与人的相互体验、相互照应之中得到体现。“公共性”在本质上是公共领域的精神品质；而“公开性”表示人的“在场”而不被忽视、不被遗忘、不被歧视，它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是可感受的，可以共觉、共鸣和共享。“公开性”表示公共领域充满着多姿态、多心声和多表达，充满意愿、期望和要求的表象世界。公众对公共生活的“意志表达”和对公共生活的“志愿参与”是公共领域完善和健康的重要主体条件。

课题中的“公共文明”，涉及公共空间和出现在公共空间的人群。“公共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具有“文明”的性格，又是文明在公共领域的具体形态，具有“公共”的性格，是公共生活中“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和态度。在“公共”性格这一点上，类似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话语中的“公共人”，只是这种“公共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尚不“成熟”，尚未形成一种“公众”的性格与力量。

跟踪研究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包括在京居住二年以上外地务工者在内的北京市民之公共行为文明，给予的评价指数逐年提升，尤其2008年奥运会和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两个非常时期内的评价指数都高达82分。这标明人们在非常时限里形成的“心目中北京人”样式，有其情境附加的社会效果和心理效果。“2008年奥运会”“2009年国庆”的北京环境，较此前三年要壮观、漂亮得多，情境改变了行为品质，这是公共文明创建中不可缺少的情境制造和情境社会化。

北京市民公共文明行为研究表明，市民对公共空间的“共有与分享”是一种自觉遵循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力量，协同的对人关照和人际互动是推动文明程度提升的人文基础，市民对公共参与的认同，展现了一种开放又认真的“现代风貌”。

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与社会心理观

1.参与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重建

1984年，我从日本回国后，转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以社会心理学作为自己主要的专业研究方向。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展的开创期，我积极参与其中。我在人大开设了“社会心理学”课程，编写了《社会心理学》教材，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讨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和总体框架。我的这些著述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钱学森先生专门写信谈了他对论文的看法，并对社会心理学研究提出了很重要的建议。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1982年成立，自此以后，全国的社会心理学学术共同体开始逐步形成，学术交流活动也多了起来。在学术活动中，我逐步认识了多位社会心理学的杰出学者。1990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了学术研讨会，我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孔令智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时蓉华教授相遇，心生莫大的欢喜；尤其是见到孔令智教授后，我有一种冥冥之感，从那次起就多了一些联系。1994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我当时和孔老师住在一个套间，里里外外，无数次地走过同一个小门、同一条过道，经常隔着这扇小门对话。记得一次我们俩聊天，聊到她的家庭，她说到她的先生（医术高明的医生）爱“忘事”，每每购物时总会丢点东西，一次排队买早点“油条”，竟然把用于装油条的小篮子丢在卖油条的地方，空手托着油条回家。我听着听着，感觉到孔老师的家庭生活充满乐趣。孔老师被誉为“大美女”，她的旗袍各色各调，她告诉我说，她的旗袍原材料大多是购自地摊上的布料，是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此外，孔老师喜欢吃零食，她说外出看到马路边卖吃的，她甚至可以站在马路边吃着。我真真地感到，她的生活十分丰满又带有戏剧般的色调。晚年，她耳聋，每次往她天津的家打电话，我都放大声音与她对话，她还是听得费力，心中有点可怜孔老师。

1991年相聚在人民大学林园7栋44号沙宅（自左至右依次为袁方、彭泗清、李庆善、周晓虹、李国庆）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首任会长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陈元晖先生，陈老连任两届会长至1990年；1990—1995年第三届理事会和1995—2001年第四届理事会，会长为北京大学心理系沈德灿教授，这两届的学会秘书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庆善研究员。李庆善先生是山东人，性格直率，热心和善，不少学人与李老师的关系紧密无间，这是我一位留恋不舍的朋友。李老师对中国社会心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我和李老师的交往更多地是在生活领域。他晚年患有肺肿病，这与他吸烟太多是有关系的，那个时候任何医治都几乎无效，任何帮助都显得苍白。我为李老师的不幸，深深地惋惜。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两岸三地”社会心理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首届研讨会1995年由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在台湾举办；第二届1997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在香港举办；第三届则于1999年由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与中国心理学会联袂在北京举办。此后每研讨会两年召开一届，已经延续了很多年。台港学者倡导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是文化自觉的表现，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中，写下了重要的一笔。我还记得1995年在台湾大学参加会议时，我和时蓉华、孔令智教授住在台湾大学附近的一幢小楼，经历了同欢共享的难忘时光。

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密切，我和不少台湾学者有了比较深入的学术交流。其中，杨国枢先生是我特别敬重的学者，他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开山鼻祖，是中国人研究的拓荒者，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感召力。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曾经邀请杨国枢先生来讲学。很可惜的是，杨先生已于2018年7月17日凌晨逝世，让人悲痛不已。

1991年杨国枢、黄光国教授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学

除了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我还先后到台湾参加过几个很有意义的学术会议。1999年5月，由法鼓山圣严法师召开海峡两岸“人的素质研讨会”，邀请大陆被誉为“国宝”的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参会，随行的有人大哲学系李德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汝信研究员、人大哲学系葛晨虹教授等学人。那是一次隆重且热烈的学术交流活动，会上会下，有交谈有活动，尤被感念的是大会当日圣严法师在法鼓寺的演讲。圣严法师介绍了法鼓山的由来和法鼓精神，提倡“心灵环保”，注意心灵环境的纯净与安定。

世新大学的创建人成舍我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成思危的父亲，世新大学为纪念这位创校校长建立了成舍我纪念馆。2007年5月世新大学校庆，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邀请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成员出席。那是人大社会心理学在读硕博研究生的一次集体行动和深入学习经历。另外，2015年5月，台湾辅仁大学举办了华人应用心理学研讨会，夏林清教授主持始终。我和人民大学的多位师生参加了会议，也因此与夏林清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一个学科的建设，不是靠宏大的规划、大量的经费投入就可以完成的，必须要有学术共同体，要有一群真正做学问的学者，要有学者之间自由、坦诚、深入的交流。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国界却无边际性，它必须研究本国土生土长的人群，又必须尊重在他国生长出来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点。如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这个学科要持续健康地发展，还是需要开放的、良好的学术生态。

2.人的本质与社会心理

在前述《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那篇论文中，我首先讨论了指导社会心理学所有理论观点的根本理论（或理论核心）是什么。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基本过程及其产生条件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现象规律性的认识与把握是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关于人的理论构成社会心理学的根本理论或理论核心。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各个学派都在研究人，但由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因而他们所提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存在着各执一端的弊病。

西方社会心理学各流派的弊端，说明了从理论上正确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对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我们看来，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相互影响着的心理反应。它不是个体心理的简单相加，而是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因此，社会关系性是社会心理的最根本之点。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社会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揭示其中的规律性，而不只是把各种心理现象罗列在一起，简单做现象上的说明。社会心理现象中，只有那些平稳的、沿一定趋势活动的心理过程才体现社会心理的本质。抓到社会心理现象的本质，才能使人们自己认识自己和改善自己，发挥和发展自己的潜在力量。

总之，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学问，关于人的理论也就成了社会心理学所有理论观点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问题有着极为深刻与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生物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多种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人与物的关系，会促进人的潜在力量的发挥和发展，会有助于人类社会进步。相应地，科技与人类沟通方式的变化也会给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更新更丰富的资料，促进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发展。

此外，对于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我建议他们在掌握各种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要重视学习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因为社会心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孤立于社会生活和人文约束。

3.社会心理学的总体框架

在1986年发表的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总体框架。总的来说，我比较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社会心理形态和社会心理过程。

从社会生活空间结构看社会心理，可以把社会心理形态划分为若干层次。首先，社会个体层次上的社会心理，在这个层次上，社会心理表现为社会认知、社会动机、社会情感和社会态度。这几种社会心理形态本是作为社会个体的内在过程出现的，但是，社会心理不仅表现为内在过程，而且还表现为各种外在形态，从而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影响，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化为一股社会力量。这是社会心理的双重性特点。其次，社会心理的外在形态同社会生活空间的规模、性质等相联系，表现为各种群体层次上的社会心理，如家族心理、职业心理、广大范围的大众文化生活中的群体心理等。社会心理形态的层次性表明社会心理的有序性，社会心理的规律性即存在于所有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心理总体中。社会心理的层次性、有序性以及它的规律性，是同社会心理各种形态的内容和特点密切相关的。每种独具特点的社会心理形态合乎逻辑地同另一种社会心理形态相联系。正是从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中，可以勾勒出如下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总体框架。

（1）社会认知。它包括社会知觉、社会印象、社会判断三个互有影响的认知阶段。社会认知是整个社会心理活动的契机，是链连接主体同客体、主体内部同外部的最早心理过程。由于认知主体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环境和共同的思考方式，因此，社会认知有社会个体水平上的认知和社会集合体水平上的认知。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种共同认知是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例如，民族感情+国魂意识、人情+面子意识、义气+伙伴意识、好奇+时髦意识等构成我们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它们是通过历史遗传积淀于民族性格之中并有意无意起作用的心理力量。社会认知研究当然也应该包括对民族意识的研究。

（2）社会动机。它是社会行为背后的动因，是引起社会行为的内在动力。社会动机是欲求和目标的统一。社会动机是推动人的社会行为的内在动力，而隐藏在这种动力背后的活动以及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才是推动人们行为的根本力量。这就是说，社会动机的本质存在于动机者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活动及由活动所“对象化”了的人与人关系之中。因此，社会动机实质上是对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处理，是在利己与利他之间进行不同选择。

（3）社会态度。它是人们对特定社会客体较一贯、较固定的反应倾向。社会态度是个综合性的心理过程，由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动机几个成分构成。社会态度一方面是社会个体水平上的概念，是社会个体的反应倾向，同时又是集合体或社会水平上的概念。社会大多数成员接受相同的文化模式的影响，因此，大多数成员之间有共同的态度表现，可以称之为文化态度。

（4）群体心理。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被社会所驯化或教化，个人在社会化中渐渐成为社会人，逐步人格化，即逐渐具备独有的较稳定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人格是这样一些方式的总和。群体分为有组织体和无组织体，前者可以称为集团，后者可以叫大众。集团心理和大众心理也是社会心理学瞩目的重要研究课题。

随着研究和教学的不断深入，加之对社会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新成果的吸收、消化和转化，我对社会心理学的总体框架的构想也有所进化。这种进化在我主编的《社会心理学》第四版中有所体现：一方面，增加了经济心理、宗教心理、性别社会心理、人格培育、心理健康等内容，力求与社会生活的实际有更好的契合；另一方面，在阐释社会心理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中国人心理生活需要的分析，试图揭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目的，让社会心理学的学习者不仅“明理”，更能够学以致用，有效地认知和提升其心理品质，进而改善社会的或公共的行为习性。

4.信仰、文化与民族性建设

在传统的民族性格论中，“宗教”未被纳为国人人格构成范畴，用国学原老辜鸿铭的思维则是“中国文化包涵有宗教满足”，这是辜氏偏爱中国文化的缘故。随着现代的生活展开，对宗教的心理需求愈益呈现。

宗教心理需求可以说是具有超越性的。宗教是一种存在；,在现象论的视角下，宗教是“存在者”，蕴含着某种“意义”。“存在者”这个概念，是我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借用的；萨特认为现象的存在有三个特点：存在存在；存在是自存在；存在是其所是。如果将这三个特点转换为另一种表述，则是：存在是存在着的；存在不是依据它物而存在，它是它自身；存在是它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个样子。“存在者”这个概念在日文里叫“某物”（ぁるもの）即“那个物”，指在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个必予遵从的“ぁるもの”，一种不为人设的“ぁるもの”，自身含有力量的“ぁるもの”。

强调“存在者”即“是其所是”这样的概念规定，要表示宗教作为“存在者”是自己对自己的规定，是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个样子，是自我规定，无需外力施加其上，即宗教的存在根据在其自身，其自身蕴含着规定因，它不可取代。宗教是“存在者”也意味着宗教不再是科学的组成部分，是科学不可取代的领域。宗教社会学的鼻祖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说，宗教是一种存在，科学无法取代宗教；宗教作为一种概念，只要它是其所应是，便一成不变。

那么，宗教作为“存在者”，它的自我“规定因”是什么呢？可不可以将其概括为“意义”呢？就是说，宗教作为“存在者”其自身便含有某种“意义”，或者说，宗教作为“存在者”有其“意义”规定。这一来，便遇到“意义”这个概念，而“意义”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意义”近似于人们通常称谓的事物的“质”（事物在质与量上的规定），而又远比“质”要深刻。事物的“质”表示事物的内在性，“质”规定着事物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而具有某种质的事物必也含有某种意义，这就是说物的存在带有“它是什么”和“它的存在意义”这两个方面的含义即双重含义；对物的认知包含着对这个双重含义的认知。在宗教的存在及其意义这个议题下，对宗教的认知包含宗教是什么及其存在意义的认知；当我们将宗教具体化为佛教的场合，对佛教的认知则是对佛教含义及其存在意义的认知。

宗教含有的“意义”表现在它的诸种特质上。在诸种特质中，我注重的是它含有的仁慈。在现实状态下，宗教含有的仁慈特质即是悲悯情怀和行善之举，以及宗教艺术上的审美。于是，又可不可以说，宗教存在的性格特点是它对真善美的恪守？这就是说，我用“意义”表达宗教作为“存在者”的“规定因”，是要揭示宗教既有质的规定，宗教又有对慈悲审美的恪守，它是内在的又是外现的，是美好的又是敬畏的，慈心悲悯，普度众生。

人类的心理需求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以层级化的形式，将不同的需求置于不同级别的层级上，这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级的不同心理需求。这个理论虽有不足但却反映出人本主义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尊重，克服并补充了其前关于社会本能研究的不足。人类对宗教的心理需求也是一种社会心理需求。在宗教特有的意义上，宗教心理需求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需求，或者说上达天意。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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