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宝教授做客长江讲坛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徐颖 通讯员 谢宁 杨思 余嫚雪 李茜
■人物档案
刘进宝，甘肃兰州人，生于1961年9月。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个人学术论著有《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
■对话背景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与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办者彭金章，同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高材生。夫妻两地分居19年，终于相聚于敦煌莫高窟。樊锦诗晚年登上央视《朗读者》节目时，彭金章总结他们的感情是“相恋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聚莫高窟”。后来，樊锦诗将“相聚莫高窟”改为“相守莫高窟”。她说，“相守”也是几代敦煌人的写照。
8月13日，刘进宝教授做客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主讲《“莫高人”的敦煌情——从常书鸿、段文杰到樊锦诗》。敦煌研究院三代掌门人的故事，让听众深受感动。讲座后，极目新闻记者对刘进宝进行了专访。
三代敦煌人都有重要贡献
极目新闻：你在讲座中说到敦煌研究院三代掌门人的故事，大众对常书鸿、樊锦诗比较熟悉，对段文杰却不太了解，这是为什么？
刘进宝：我之前与敦煌研究院的领导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常书鸿曾留学法国，1944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当时能到法国留学的人很少，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中，他也让世界熟知。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也很有名，她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到清华大学任教。子女对常书鸿研究的传承，也是他比较知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樊锦诗有名，主要是她执掌敦煌研究院时，国家和世界都高度关注敦煌。媒体在宣传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都是媒体记者在报道中最先提出来的，后来人们一提起两人，就会用到这些词。
段文杰主持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主要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媒体没有那么发达。但段文杰对敦煌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对敦煌艺术研究的深度、对敦煌壁画临摹的力度，至今无人超越。在组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引进和培养人才、创办《敦煌研究》刊物、与国际敦煌学者的交流等方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所以，我称段文杰是“敦煌事业的开拓者”。
刘进宝（后左）和樊锦诗、段文杰合影 本版图片由长江讲坛和受访者提供
早年敦煌的艰苦难以想象
极目新闻：早年敦煌的生活有多艰苦？
刘进宝：常书鸿等人第一次去敦煌，是1943年2月。他们先坐车到甘肃兰州，再转车到安西，之后坐牛车到敦煌，直到3月27日才到达莫高窟。常书鸿出发前，有人对他说，路上可能没有水喝，要喝马尿。常书鸿后来回忆，他们还算幸运，路上没有喝马尿。这样的艰难困苦，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当时敦煌没有蔬菜，喝的是苦水，从外地去到敦煌的人要适应很长一段时间，期间常常拉肚子。敦煌早晚温差大，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1984年，我从敦煌回兰州时，在安西柳园车站旅舍就体验过一回：白天很热，我买了一个西瓜，到了晚上很冷，就只能围着火炉吃西瓜了。
从莫高窟到敦煌县城，多数时候只能步行，需要走4个小时。运气好的话会遇上牛车。那些敦煌学者的子女在县城上学，周末接孩子们到莫高窟团聚，第一件事是给孩子们灭身上的虱子。
所以，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在敦煌，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需要奉献精神的。我常常感慨，敦煌学者们不仅奉献了自己，还奉献了子女。很多人的子女在偏远的敦煌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他们人生的遗憾。
樊锦诗也曾想过离开敦煌
极目新闻：樊锦诗曾说，她一度也想过离开敦煌。
刘进宝：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北大考古专业同学，1963年毕业后，一个分配到敦煌工作，一个分配到武大工作。后来樊锦诗到武大和彭金章结婚，之后怀孕、生孩子都是她一个人。孩子出生后，她也只能托付给亲戚照顾。樊锦诗曾说，和家人分别的19年里，她有好几次想过离开敦煌，与家人团聚。最后，甘肃省与武汉大学协调，把彭金章从武大调到了敦煌，夫妻俩才得以团聚。
2017年初，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邀请樊锦诗参加，她本来是拒绝的。当时彭金章已经病重，他爱看这个节目，鼓励樊锦诗参加。为了老伴，樊锦诗最终决定接受邀请。上节目前，她需要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概括性总结，于是有了彭金章的“相恋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聚莫高窟”之语。樊锦诗到节目组后，觉得“相聚”二字不太好，“私自”将其改成了“相守”。她回到上海后，将改动告知彭金章后，他很赞同，认为改得好。樊锦诗后来对我说：这里的“相守”，不仅指她和彭老师两个人的相守，还是一代代敦煌人的坚守。
樊锦诗从不拔高自己，从来不把自己的成就当成是个人的，而一直说是大家的。她写了《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我在书评中这样评价：“别人看了不摇头，自己看了不脸红。”她觉得这是所有书评中最贴切的。
2019年，樊锦诗获得“吕志和奖”。这个奖每年只评选一个人，奖金2000万元港币，相当于1800多万元人民币。她把奖金全部都捐了出去。她说：“虽然这个奖颁给了我，但实际上是奖励几代敦煌人所做的工作。”从这些事情中，大家也可以看出樊锦诗的为人。
彭金章去世后，80多岁的樊锦诗仍心系敦煌。每当看到春节时她和敦煌研究院的职工一起在食堂包饺子的照片，我心里更加清楚：樊锦诗离不开敦煌，她已将自己融入到了敦煌，敦煌成了她生命中最重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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