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拉”的民族学意义
——读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 庄振富
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父亲是一位杰出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1908年他的博士论文完成，题目是“思想的经济原理”，属于物理和数学领域。后来，由于自身身体虚弱，所处环境不佳，以及受到弗雷泽《金枝》的影响，他果断从物理科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到伦敦经济学院投师威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和塞利格曼（C.G.Seligman），开始了他的博士后研究。马林诺夫斯基在早期收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写出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土著家庭》（在1913 年获奖），但他近三十岁的时候，仍没有做过田野工作。比马林诺夫斯基大一轮的莫斯，毕其一生也没有辉煌的田野业绩，但他并非一位少作的学者，他多产，写过大量评论文章，一部《礼物》就足够使他不愧怍一位重要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范丹姆也类似这样的情况，相比田野民族志研究，他在理论的探索方面拥有更胜一筹的能力。一位人类学家是否做出杰出的田野业绩，固然跟他的性情和能力相关，但他的时代所造成的时势和机遇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马林诺夫斯基和土著人
说到田野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为写《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共到新几内亚作了三次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田野资料。第一次是为期六个月的考察（1914 年9 月到1915 年3 月），这次考察的对象是土伦岛的迈卢人；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的时间为1915 年5 月到1916 年5 月，1917 年10 月到1918 年10 月，后两次的地点都是特罗布里恩群岛。马氏声称人类学家的知识体系来源于田野调查的直接参与，没有长期田野作业的人类学家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人类学者，所以“不能待在白人的住处，要定期冒出来‘做’土著人”①，以便直接参与当地土著人的生活中，因为不这样做，土著人便无法在民族志学者面前行为如常，民族志学者也会遗漏很多有意义的事件和细节。但据后来出版的马氏日记所记载，有研究者表明，他虽然在民族志写作中时不时流露出博大的人类关怀，试图从个案的民族志研究中提升到解决文化的普遍性问题，但他依然没有逃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因为日记中记录的是那段时期“情感沮丧、性的压抑、艰苦的工作以及获得知识的那种兴奋”②。他的日记还表明他常常习惯性地夸大自己在田野里停留的时长，而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和欧洲那些文明社会的朋友（如老师塞利格曼）、行政官员、传教士、商人等交往过从，自云受够了土著生活。但他在民族志中又站在科学的中立角度或者说站在土著人的立场批判那些满怀偏见和预设的行政官员、传教士、商人，他写道：“在努力追求对事物客观科学认识的人看来，那些偏见和预设则令人十分反感。习惯性地用一种自鸣得意的随意心态对待在民族志学者看来是真正严肃的东西，低估民族志学者眼中的科学宝藏，即土著人的文化和心理特点及独立性”③。
然而，尽管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类学家，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应是没有异议的，即马林诺夫斯基为民族志研究确立了新的标准，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类学家。著名学者高丙中以寥寥数语便描述了人类学的大概：“人类学曾经借助进化论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人群表述为一个分布在一个时间序列的不同点上的整体，也借助传播论把具有相同文化要素的异地人群联结起来，后来又借助功能论、结构主义支持不同人群的普遍人性”④。马林诺夫斯基属于功能论的提倡者，他为民族志研究确立的新标准即进行长期的田野考察，此前的人类学家如泰勒、史密斯等人仅就博物馆所陈列的物品进行研究、猜测、推断，因此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拥有众多杰出的弟子，如弗思、普理查德、费孝通等，受老师影响，这些弟子都写出了各自经典的民族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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