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漳县盐井乡人民政府）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今日推送系列文章，对这些思想进行阐释和解读，供大家学习。
文章要点提示
亲仁善邻
讲信修睦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天人合一
任人唯贤
革故鼎新
为政以德
民为邦本
天下为公
亲|仁|善|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不断完善了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这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结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是对传统外交思想中“亲仁善邻”思想的继承、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历史性延伸。当代中国外交以中华优秀传统外交文化为根基，立足国际国内两大变局，以和平发展为外交底色，以“亲仁善邻”为外交文化，以“和合共生”“世界大同”为价值追求，形成了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外交之道。
“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仁善邻”一般的含义是亲近仁义而与邻邦友好。以仁爱友善的原则与邻国相处，是国与国之间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关于“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自己想立身于世，也要使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做事通达，也要使别人做事通达。自己都不喜爱的事情，不要强加于别人。关于“邻”，古人解释为两个维度：一方面指地缘上的邻居、邻里，包含亲密、亲近、亲善之意。中国古语说：“远亲不如近邻”。从中可见中国古人对邻里关系的深刻认识。邻里、邻国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矛盾冲突的关系，而是唇亡齿寒，相互依存，团结互助的亲人伙伴关系，这种理念一直延续至今。另一方面，“邻”亦指道义上相近、相通的国家。《论语》有言，“德不孤，必有邻”。有道义的国家，一定不会孤立于世，会吸引志同道合的国家与之相交，形成万邦汇聚，共商大计的世界图景。中国古人把“亲仁善邻”视为中国和谐周边、追求天下太平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其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贯穿始终，与强调“博弈”“竞争”的西方典型地缘政治思想不同，中国的主流政治一直是以和平主义为其内核并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古人提倡“睦乃四邻”“富以其邻”的外交理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曰：“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体现了邻里、邻国的良性相处方式。《孟子·告子下》中就讲到这样一则故事：白圭认为自己的治水功勋比禹还大，在孟子面前得意地炫耀，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意思是大禹治水遵循水的道路，是以四海为蓄水的沟壑，所以造福了九州的百姓。而你却把邻国当作蓄水的沟壑，这种做法是典型的自私自利行为，是“不仁”的行为，把本国利益凌驾于邻国之上，转嫁国内危机，失去了国际道义，以为这样可以解决自己国家的水患问题，结果水逆向而行，就变成了洪水，损人亦不利己。古人主张以邻为伴，反对“以邻为壑”，嫁祸于邻，追求讲信修睦、“聘交邻好”的外交格局。
中国古人早已认识到了“天人合一”是宇宙人生的规律。这种“天人合一”的共同体观念在治国理政中表现为君臣一体、君民一体、家国一体、天下一体。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在世界的海洋中，每个国家都像一朵浪花，没有谁超脱于大海之外，都属于海洋的一部分。所以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国家社会关系。
彼此尊重，和而不同是亲仁善邻的重要前提。中国人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都有着本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所以要尊重其他民族国家的主权、文化、历史、现状等。人们只有肤色语言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国家都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内政外交，这是作为主权国家最基本的尊严。《中庸》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国与国相交亦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想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尊重，希望他国尊重自己的主权，所以自己更不能以任何理由与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因为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不同，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一定会有所不同。《群书治要·周礼》中载有大国“比小”“以和邦国”，老子谈到国家间关系时，亦曰：“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墨家亦主张“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
即国家之间应做到不以大压小，不以强凌弱。因此中国人强调“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指尊重不同，不同而和，和而平等。何谓平等？平等不是强国一家之言的平等，平等是道义的平等，即公平对待一切国家，不因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而偏颇，寻求契合点，包容差异性，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是亲仁善邻的必要前提。
贵信重义，合作共赢是亲仁善邻的应有之义。信，诚也。古人云：“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中国人自古对“诚信”非常看重，把诚信作为人生而为人、立身处世的德行之一。失德失信就是失义。古人提出“利者，义之和也”，意思是若想追求利益，必须与道义相统一，如果为了追求本国利益而不择手段，罔顾国际道义，最终一定会自食恶果。所以中国人主张在互尊互信、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展开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减少相互猜疑，坚持正确义利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中国古人千年前已然明白只有以道义相交的国家，才能天长地久。也只有出于道义去帮助他国，才是真正的团结互助。国与国相交不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人类应该同舟共济，共促世界繁荣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世界发展的成果与幸福。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与国相交，由于历史、国情差异性巨大，难免会出现问题和纷争，但只有和平与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正如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人和”促发展，以发展保障“人和”。“和”是天下一切事物最普遍的规律。“和”才能交流互鉴、共同发展、国泰民安。此时的发展不仅是某个国家或个人的发展，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因为个别国家的发展只是世界的“盆景”，所有国家共同发展才是世界的“风景”。这与中国古人一直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不谋而合。《群书治要·六韬》曰：“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意思是为天下谋利益的，天下人就拥护他；使天下人受祸害的，天下人就反对他；使天下人得以生养的，天下人都感激他；杀戮天下人的，天下人都毁害他；顺应天下意愿的，天下人就归顺他；使天下穷困的，天下人都仇视他；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的，天下人都依靠他；给天下带来危难的，天下人就共同危害他。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得到天下人的拥戴。唐太宗主张“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贞观政要·安边》）。施王道行仁政，以仁义之心关照天下，故能得到其他国家和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以王道治国，仁德使其他国家愿意亲近，义举使其他国家崇尚向往，威严使天下人不敢侵犯，这样就能够不借助战争达到天下大同的结果。
为了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未来也将会一直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发展、世界人民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
【作者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党办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硕士】
讲|信|修|睦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这是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重要一环。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讲信修睦”，这不仅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圭臬，是为人之本、处世之方、立国之基。
讲信修睦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寓指讲究信用，睦邻修好。《礼记》中将“讲信修睦”视为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要调整相互间的关系，达至亲密和睦这一境界的关键就在于以“信”为优良美德和思想传统。何谓“信”？据《说文解字注》，“信，诚也。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信”是一个会意字，其本义是以言语取信于人。正所谓“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由“信”之本义引申，“信”意味着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多元并存，他们虽对个人的穷通荣辱、国家的治乱兴衰怀持着各异的思想与态度，但诚信却是他们共同推崇的道德准则。
从个体层面而言，“信”是人格基础，是立身行道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将“信”视作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德行。孔子认为，重允诺而言必信是君子人格的内在要求，可以作为衡量君子的标准。在他看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一个人若不讲信义，恰似车无轴轮无法运行一样，就无法在社会中立足。故而孔子对“信”颇为重视，以“信”为君子安身立命之本。据《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以“信”为“四教”科目之一，强调把诚信作为培养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孔子还将“信”同“恭”“宽”“敏”“惠”并列为“五德”。孔孟以降，董仲舒、周敦颐、朱熹等历代思想家均对“信”进行过精辟论述，“信”德随之流传下来，成为人人奉行的立身之本。
一个人讲信、守信，言出必行，是取得别人充分信任的必要前提。立身于社会之中的个体，若言不符实，毫无信用，等于失去了社会生活中的万能通行证，便会陷入孤独无助的状态。不仅没人愿意再与其交往、共事，最终还会在社会中寸步难行。正如朱熹所言：“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为了不失信于人，面对他者的请求，必须仔细估量、考虑，不能急着应允。当一件事既处于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又合乎道义，方能允诺他人。
从社会层面而言，人们对“信”的恪守是维持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社会由个体的人组成，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有序，是否和谐。“信”是社会的黏合剂。惟有社会成员间实现互信，整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在经济活动中，经营者诚信为本，货真价实才能赢得消费者信赖，长久获利。商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但只重个人利益，罔顾整个社会效益，尤其是摒弃道德的获利方式难以持久。中国古人将“信”作为经商原则由来已久，形成了“市不豫贾”“贾而好儒”的商德文化。中国传统商德讲诚信、重道义，将义与利结合，其中尤以诚信为重。荀子力赞“良贾”，认为“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管子曾言：“非诚贾不得食于贾”，明确指出商德的根本就是诚信。吕不韦更是将良好的商业道德看作是“万利之本”。
“信”是社会生活正常有序的基础与保障。人是社会的动物，有大量社会关系需要处理。诚信为本，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交往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早在战国时期，“信”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孔子把“信”作为“仁”的具体内容之一。“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儒家以“信”为人际关系的第一原则，敦促形成社会成员间相互合作、彼此信赖的良好关系。一个拥有和谐秩序的社会，需要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为基础，“信”是形成这种关系的基石。以“信”为依托，社会成员间严守道德底线，互相支持与帮助，整个社会才能氤氲出令人放心的环境，满足社会成员安全感的需要，从而避免沦为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社会。
从国家层面而言，“信”是政权稳固的基石。信德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从道德意义进一步扩展至处世、治世的重要伦理原则，成为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重要抓手。“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对国家而言，诚信犹如宝器，在为国从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思想重道德，将道德原则放在论政的首要位置，其中尤以政治诚信为重。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内在规定了为政者必须要讲诚信。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曾向孔子请教政事，孔子将“足食”“足兵”“民信”列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子贡的追问下，孔子指出若迫不得已只能取其一，那就“去兵”“去食”，而必须保留的是“民信”。在治政的三个要素中，政府的公信力远比兵马、粮草重要。“民无信不立”，“信则民任焉”，一个政权若不能取得百姓信任就会垮掉，而惟有以“信”为基石，才能得到百姓拥立。国之本在民，“取信于民则王，欺之于民则败”，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何取信于民？
首先，为政者要做到“敬事而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为政者对待政事应当严肃认真、恭敬谨慎，对待百姓应讲求信用、诚实无欺。“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为政者以爱护子女的心来爱护人民，人民就会亲近他；以诚信对待百姓，百姓才不会背叛他。古人认为诚信在治政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诚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为政者以“信”为政，才能积累起民众的信任，使民有令即行。管仲把诚信作为理政之关键，指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在他看来，古之圣王所以能集结人心、团结天下的关键就在于坚守诚信。
其次，为政者要修身取“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执政者讲信、守信，一诺千金，那么百姓才会据实以待。为政者以“信”修身，整个社会的诚信度才能显著提高。荀子呼吁为政者应“忠信均辨，说乎庆赏”，自身正直诚信，才能公正赏罚，诚信比刑罚的作用大。战国时期商鞅“移木建信”、季布“一诺千金”等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世传颂。为政者的信誉度高低不仅关系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也直接决定其执行力强弱。王安石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傅子》中援引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齐襄公失信于同诸侯的“瓜熟之约”的故事，总结道“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从古至今，为政者以“信”为标尺，丈量自身的品格和为政担当，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中一个优良传统。
再次，为政者要以“信”为选官标准。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推崇选贤任能，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其中德更为关键。“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君者善用正直之士，才能取信于民。官员之德，首重诚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儒家看来，在利益、财货面前是否贪心既是对其义利观的检验，也是对其信德的考验。深厚的德行需要长期修养。为官从政，能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方能廉洁自律，诚信自守。作为官德的基本要求，“信”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要“不欺上”，就是对国家、对上级要诚信不欺；一方面要“不瞒下”，就是要真诚对待民众，讲究信用。这两个方面是官德的内在要求，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员没有诚信，后果不堪设想。求真务实方能创实绩，任何时代，干实事的官员才能取信于民，得到百姓爱戴。
“信”不仅适应于立身、处世、治政之中，还被施用于国与国之间外交往来关系之中。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记载着“君以礼与信属诸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实国与国之间和睦的基础就在于修养自身之“信”德。古圣先贤在外交关系上一向秉持“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原则。所以作为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优良传统，讲信修睦的主体虽关涉人我，但其重点则落在对道德主体讲信义、守信用的修养自持之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伟大梦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诚信可谓是道德基石。历经千年风雨仍巍然屹立于东方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重视诚实价值的信用之邦。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要弘扬诚信文化，正是以中国传统诚信文化为汩汩源泉。新时代每个公民都守持诚信，中国梦的实现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愿同世界各国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博士】
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反复提到“德”的问题，在第八章第三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中，着力强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对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性。
厚德载物包含“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宽以待人、反求诸己”宽恕态度、“贵柔守雌、上善若水”柔和品质，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相吻合。自古至今，“厚德载物”被尊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和信念，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部分，与“自强不息”一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厚德载物”一词，出自《周易·坤卦·大象传》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周易》中，坤卦象征着大地。意思是广大无垠的大地包含着安静柔顺的美德，君子从中能够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要向大地生育、包容和承载万物的美德学习，从而修养自己的道德。“坤”为地之德，《说卦》云：“坤，顺也。”引申为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使万物各遂其生。大地的美德深厚，它能够滋养万物、承顺天道，使天地相合、阴阳相生，所以大地之德广大无边。厚德载物，既是对大地承载万物之德的形容，也是对中国古代圣贤之德的描述。
厚德载物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对宽广包容、安静柔和的美好道德理想的探求。作为天地之间的个体，应当取法于大地，不以个人得失为意，包容万物和他人。包容就是要能够接受与自己不同的看法、特点、情况，宽恕就是原谅别人的失误、过错、问题，柔和就是要柔顺、平和、谦逊。所以，包容是一种大度，宽恕是一种境界，柔和是一种智慧。
一、“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
厚德载物，体现着“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中国古人十分重视包容，这也是君子所具有的品格和宽广的胸怀。“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非大丈夫不能有此度量。”君子之度量，如同大海一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它能容纳各种不同的事物。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蕴含着对待不同事物的开放包容态度。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国家纷争，各国差异较大。“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就是要承认彼此差异、容纳各种不同、避免产生冲突，正如孟子所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事万物，千差万别，这正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样子与自然规律，我们应当接受和容纳这种不同，学会容纳不同事物。
春秋时期，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只不过是相同而已，怎么能说是和谐呢？”晏子批评梁丘据，认为他只是能同而不能和。国君认为可以的，梁丘据也认为可以；国君说不行的，梁丘据也说不行。于是，晏子打个比喻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同之不可也如是”。“和”与“同”差异很大，虽然看起来很相似，实际上大不相同。
中国人主张“和而不同”。在承认并包容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礼记·中庸》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天地万物一同发育而互不危害，各种行为准则能同时进行而互不矛盾，小的德行像河川一样到处流淌，大的德行像天地一样化育万物，这就是天地伟大的原因。宇宙和自然的包容特质即是厚德。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如此，各个国家都不尽相同，可能存在分歧矛盾，但是世界正是因为不同和差异，才会如此丰富多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要认识到各自的不同，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能包容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开放精神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意义重大。
二、“宽以待人、反求诸己”的宽恕态度
厚德载物，表现在“宽以待人、反求诸己”的宽恕态度。宽以待人就是要以宽宏大度的态度来对待和宽恕别人。《论语》中关于“恕”的论述，既有忠恕之意，也有宽恕的内涵。如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的道，其实就是“忠”和“恕”罢了，即孔子所倡导“仁”的两个层面。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又强调了“恕”是可以毕生去实践和努力的道德品质，其中“恕”的内涵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对方，方法在于推己及人，即“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展现了基于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宽恕精神。
中国古人对“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颇为推崇。如果说宽恕和原谅他的过错是一个层次，那么反求诸己、看到别人的问题能够反省自身的问题，就是更高的层次。孔子所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就包含多责备反思自己的问题，而宽容别人的意思，如此才能远离怨恨。孔子还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反求自己，小人苛求他人。孟子也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凡是行为遇到问题，不能达到目标的，首先要返回自身寻找问题，而不是向外求全责备。自身的德行端正，天下之人自然会归服。反求诸己是更高的水平境界，也是古代圣贤君子对心性修养的具体践行。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展现出宽以待人、友好包容的大国形象。另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实质上与反求诸己的思想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通过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手段，以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三、“贵柔守雌、上善若水”的柔和品质
厚德载物，具有“贵柔守雌、上善若水”的柔和品质。道家认为大道有慈柔谦卑的德性，世人应遵循大道的规律和特点，以追求永恒质朴的厚德。《老子》讲：“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现同“溪”）。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圣人深知什么是雄强，却安守雌柔的地位。所以众德交归，如同溪涧一样卑下。因此，永恒的德性就不会离失，就像恢复到婴儿般纯真质朴的状态。在这里，老子将婴儿视作“柔”的象征，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认为大道如同“婴儿”“赤子”一般柔弱，只有道德宽厚的人才能拥有柔和的品质。他还提出了“三宝”，即“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体现对贵柔守雌的高度重视，及柔和品质的深刻思考。
上善若水，是和平不争的美德。道家赞赏水的德性与品质，认为水的谦虚不争之德接近于大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最善之德，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处于众人都厌恶的位置，所以最接近于“道”。而且，“天下莫柔弱于水”，但是水又能以柔克刚，水滴穿石，攻坚克强，无往不胜。《庄子》也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水的清净、平等、柔和的本性，即是厚德的表现。
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道路，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道家思想中“贵柔守雌、上善若水”的柔和品质，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高度契合，为世界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新典范。深入挖掘与提炼厚德载物中的和平价值理念，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厚德载物”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代表。在中国历史上，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无不基于对“德”的不懈追求，并逐步形成包容、宽恕、柔和的厚德。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厚德载物的丰富精神文化内涵，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厚德载物观念融入公民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要“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其实质就是要加强公民思想道德的建设，坚持以德治国的发展理念，树立立德为本、以德为先的道德观，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深入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教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博士、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委党校研究基地研究员】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强不息精神的重要价值，他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不同方式强调自强不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六个必须坚持”，其中一个就是“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提出“五个必由之路”，其中一条即“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带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自强不息是中国人民拼搏奋斗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发展壮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久经挫折而不屈，历遭坎坷而不馁，离不开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和气节品质。本文从精神品质、民族气节、家国情怀、创新开拓等方面，论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演进。
“自强不息”语出《周易·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周易》中，乾卦对应着天，天道广而无私、生养万物、运行不息，君子应当师法天道，自觉奋发向上，永不松懈，即“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最初是个人精神品质要求，古圣先贤效法天道，为人的道德修养树立标准，提倡自强不息、敏于行、喻于义的君子人格，强调人应该刚健有为、自立自强、积极进取、攻坚克难、日新其德，如“天”般秉承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致力于人格完善、价值实现与精神超越。自强不息中的“强”既是自力更生式的强，还应该是能够自己战胜自己的强，这需要人有自知之明和自我控制力。
自强不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典范，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传承千年而不衰，自古以来勉励无数仁人志士迎难而上、不屈不挠，为了理想不懈奋斗。《尚书·皋陶谟》中，皋陶为舜帝提出选取贤人的标准，强调“强而义”，要求所选官员应当强直自立、无所屈挠；先秦时期，孔子践行“自强不息”精神，一生谋道、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北宋时期，王安石谋求政治上革故鼎新，强调“君子之道始于自强不息”，针对北宋中后期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坚持除弊革新，促成了重大的变法运动；清末，康有为等人面对内外交弊，明确指出“自强”的重要性，认为上天不佑弱者，只有自强才能改变中国的衰弱局面。
随着历史的变迁，自强不息逐渐拓展与跃升为民族、社会、国家的独特品格与文化基因，影响着整个民族政治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走向，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竭尽的强大动力，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不服输的民族，这种从不屈服、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生发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毅不拔的气节之中。面对困境和灾难，中国人民从不选择逃避，而是勇敢面对并坚定地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所有灾难，化危为机，赢得最终胜利。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自强不息作为一种奋斗精神，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形成刚毅不拔的品质气节，使中华民族绵延不绝、永续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成为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强烈民族印记。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持续诠释自强不息精神，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反对消极无为，提倡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孔子在论说儒家最重要的理念“仁”时，指出“刚、毅、木、讷近仁”，充分契合天道之“健”、人道之“强”；孟子主张人无论在任何处境下都应保持本心，尤其面对逆境时要“动心忍性”，自励自强；荀子主张“修道不忒”，人应该在遵循客观规律的时候能够“制天命而用之”，即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自强不息为人类造福；程颢、程颐认为天道覆育万物，体现出了生物之德，君子修德应当“终日乾乾”“自强不息”；王夫之从“命在天而志在己”的认识出发，强调坚毅赤诚的自强不息精神。
自强不息精神来自中华民族源于家国情怀的责任和担当。正是将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同频共振，将家庭情感和爱国情操融为一体，一代代华夏儿女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舍身忘我、奋勇顽强、拼搏奉献，绘写了大写的人生、成就了不凡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在政治上不承认，外交上孤立，经济和技术上封锁，妄图以此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中国当时面临重重困境。然而，封锁和困境不仅没有让中国人民沉沦下去，反而激发起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毅不拔的气节和发奋图强、奋勇向前的精神，中国人民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道路，一次次化危为机，在走出困境的同时，更取得超乎世界想象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从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家国精神为自强不息注入了时代内容，显示了中华民族刚强劲健、勇猛精进的一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自强不息精神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扬。面对美国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我们将坚定必胜信念，发扬自强不息、刚毅不拔的气节，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滴水穿石、绳锯木断”的韧劲，“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魄力赢得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同时，自强不息并不意味着封闭自守，我们始终保持开放心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带动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走独立自主道路，自强不息、共同奋斗。孔子教导弟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思就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同时君子不仅谋道自立，而且自立立人。我们党不仅依靠自强不息的精神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依靠自强不息的精神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贡献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教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
天|人|合|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天人合一作为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十大理念之一，是贯通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思想，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木本水源。解读天人合一涵指的自然与社会双重意蕴，不仅能挖掘其与绿色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文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密切关系，还能会意中国哲学所特有的一体化、整体性思维范式。从而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从春耕、夏长、秋收、冬藏“不违农时”的日常劳作，到修齐治平“以德配天”的治国理政，天人合一都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用伦常。同时，天人是否合一也是中西哲学差异化的逻辑起点。西方哲学的底色充斥着“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自然立法”“主客二分”等天人对立的观念，而中国哲学的本色散发着“道法自然”“性天相通”“辅相参赞”等天人合一的理念，甚至中西文化的其他区别都是由此衍化而来。要讲清楚植根国人内心又显著区别西方思想的“天人合一”，首先要明确“天”和“人”的含义。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天”和“人”的意蕴都十分丰富，“天”既指自然世界还指伦常义理，“人”对天的主动性既指自然主动也指道德主动，这也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关联的，宇宙论与伦理学是相互贯通的。
一、天人合一与绿色发展遥相呼应
“自然之天”视角下的天人关系属于宇宙论范畴，主要探讨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是二十大报告中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来源。无论是老子所言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还是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或是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是指人与天地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始于同一宇宙本源的有机整体，倡导顺应自然、清静无为、人合于天的“天人合一”。而且这些保护自然的理念在传统社会也都得到了实践。我国早在尧舜时代就设有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环保机构及管制“虞”，商周时期出现的“网开一面”“里革断罟”的著名典故就是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雏形。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时就明确提出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理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秦代还颁布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田律》。此外，《管子》《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文献典籍也都明确规定了对自然开采的程度与时间，这说明自然宇宙视域下的“天人合一”不仅是当代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渊源，而且已经转化为具体实践，成为二十大报告中出现的“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等具体要求的直接经验来源。
二、天人合一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不谋而合
一般而言，环保是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之后才产生的相应理念。诞生于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形成了特有的环保观。恩格斯明确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已经在中国产生了数千年的“天人合一”理念不谋而合。马克思更是认为，只有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主人。这里的私有制束缚贴切说明，人们所执着的对自然的私人占有和索取，恰恰是与“天人合一”背道而驰的“天人两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的以消除“分别”为根本的私有制，恰好与“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内涵不谋而合。
要回答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超前的“天人合一”绿色环保思想，需要还原到历史的客观情境中寻找答案。《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以食为天”的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古代的圣人正是在观察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发现、总结、掌握自然时令的变化规律，所以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格外先进，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就发现了大量天文现象记载。而且，当下仍广泛使用的二十四节气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不仅对应着当代的绿色发展观，是实现传统文化“双创”的必然选择，还是马克思主义“两结合”的连接点，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天人合一与社会文明共同发展
“义理之天”视角下的天人关系属于伦理学范畴，主要探讨人与社会如何相处，与象征社会文明的伦理道德共同发展。传统天人合一理念的伦理化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萌芽、发展以及成熟的过程。
夏商时期，“义理之天”的伦理道德内涵已开始发微。据《尚书》记载，“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夏之后的商朝也以尊神著称，中国传统的神被潜在地赋予道德特质，表现为不尊德就是不敬顺天道。到了西周时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直接显露了天道与人道无二，都具有以德为首的伦理道德属性。春秋时期，更是出现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的认知。孔子也提出：“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更是明确表达了人能通天的观点。这种人天关系的互动，既强调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天道规律，又强调了人认识天道的道德主动性，这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向型修养路径开始呈现。董仲舒进一步将“天人感应”理论化，提出“天、地、阴、阳、木、水、土、金、火、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春秋繁露·天地阳阴》）通过阴阳、五行的中介将人天相连，以此解决天人两分的二元鸿沟。“天人合一”四字首次在宋明时期被张载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诚明》）程颢直接用“一天人”置换了“天人合一”，并解释“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程氏遗书》卷六）不给天人相分留任何余地。朱熹通过“理”系统地贯通了人与天，而王阳明则提出“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从“心”的角度为人天合一开辟路径。至此，天道与人道并行不悖、合二为一的天人合一理念以成熟的理论体系与可实践的修养路径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
四、天人合一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一脉相承
伴随社会文明的发展，天人合一理念也愈发成熟、完整、深刻、科学，对当代新发展理念的影响也愈加明显，二十大报告中明确的中国式现代化特质就蕴含了天人合一理念中仁爱、系统、协调等观点、思路和方法。
报告定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渗透着天人合一理念中“一体之仁”的仁爱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南宁民族博物馆考察时强调“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同时表态“我们还不能停步，接下来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迈进，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这种无我坚定的人民立场与天人合一中的“仁民爱物”情怀一脉相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了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系统性思维，同时现代化的精神文明要求明确包括了天人合一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以及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结合的具体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更是从天人合一的自然宇宙层面与社会伦理交往层面衍化而来的具体指向。作为“自然之天”，天人合一的要求就是走绿色持续可协调的发展道路，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义理之天”，天人合一又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伦理要求，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明确为了中国的外交方针，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都是对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延续、继承及发展。
【作者系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哲学部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博士】
任|人|唯|贤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人才问题，不仅“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成为独立的第五章，而且在“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一节中着重指出要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
历史一再证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人才是治国理政的首要之事。本文从贤才的重要性、选贤的标准、选贤的方式、如何用贤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任人唯贤的智慧和经验。
治国理政中的首要之事是用人。官吏贤德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君主的正邪劳逸，还关系到民风的善恶厚薄。正是因为对“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的历史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选人用人问题，始终将选贤任能作为做好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
在现代汉语中，“贤能”一词通常连用。而在古代，贤是贤，能是能。根据古代大儒的注解，有德谓之贤，有技谓之能。可见，贤、能之分，即德、才之别。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论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根据德才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四类人中，最当引起注意的是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因为博学多才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德行作为承载，就有可能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危害反而越大。因此，司马光提出，在用人时，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那么宁要愚人，也不要小人。这是因为，君子用才能来行善，小人用才能来作恶。用才能行善，则善无不至；用才能作恶，恶也会席卷而来。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子，无不是才有余而德不足，最终导致国家衰亡，家族覆灭。因此，古人在选举人才时主张德才兼备，而且一向是以德行为先。时至今日，中国在选用干部时，仍然坚持这样的原则。
既然要以德为先，那么，当以何德为先呢？《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孝德是一切德行的根本。践行孝道能培养人的感恩心、恭敬心、仁爱心和责任心，正所谓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将这种善推己及人，“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处理好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关系，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便是“移孝作忠”。小孝是孝养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养天下的父母，天下父母就是人民。因此，《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对父母没有敬爱之心，却对他人爱敬，是悖德悖礼的行为。孝是道德大厦的基石，没有基石，所谓的才德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因此，中国自古便有“举孝廉”的选人机制。《礼记·祭义》指出，工作不尽责是不孝，为官不恭谨是不孝，作战不英勇是不孝。因此，一位孝子自然会忠义诚信，勇于担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孝敬、廉洁之外，品德高尚、正直，能犯颜直谏等，都是古代选贤的标准。
进入现代社会后，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官员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这些不同都是为了适应当时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从大的德行方面讲，是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一脉相承的，并且都建立在孝廉的基础之上。
订立标准后就要选拔人才，也就是要选贤与能。“选贤与能”这一成语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与，通“举”，“选贤与能”也作“选贤举能”。在选人之前要观人。古圣先王治理国家，不在于设立多少官职，而在于选对人。
中国自上古就已经开始了选贤的实践。选贤举能始终在历史进程中延续，并逐渐制度化，出现了多种人才选拔制度，其中的察举制和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选人制度。特别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为历朝历代选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多种举荐贤才的制度或形式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让贤。“让”似乎与崇尚竞争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其实查析历史便不难发现，贤士相互礼让与国家兴盛息息相关。
选人之后要用人。“任人唯贤”这一成语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典籍《尚书》，“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国家官员必须是贤德之人，君主左右也须为忠臣良将。但是如果有了贤臣，却不能使其发挥作用，等同于没有贤臣。领导者如不能谦恭待人，或者怀疑贤士，就会导致人才的流失；如果不辨贤愚，不能黜退奸佞，就会使贤臣蒙受构陷。可见，能否使贤才真正发挥作用，领导者自身的德行修养是关键。《中庸》中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领导者修身有成，以身观身，才能知人善任，所谓知己方能知彼。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领导者知己知彼是为明智。可见选贤与能、任人唯贤，都要以修身为根本。如果领导者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又能尊重贤者，任用能臣，那么，天下的贤士自会欢欣鼓舞，争相前来。这便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吸引力法则。
“任人唯贤，选贤与能”是中国古代吏治的精髓。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贤能治国，从未中断贤能政治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贤能政治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现在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官员的选拔、晋升、考核、问责等机制，以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制度等，无不从古代贤能政治中汲取了智慧。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古人治国的智慧和经验融入自己的治国理政之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者系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读懂中国制度》系列丛书之《任人唯贤，选贤与能》导语】
革|故|鼎|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面对新矛盾新挑战，以非凡的斗争勇气和智慧，砥砺前行，革故鼎新，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在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性的历史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和定型，开辟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改革创新精神的时代化展现。历史告诉人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党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革故鼎新，源出于《周易》的《革卦》与《鼎卦》，后世将其合二为一作为成语，表达除旧用新的意思，与因循守旧相对。按照《周易•序卦》的记载，《革卦》在《鼎卦》之前，《井卦》之后，“《井》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而所谓革、鼎，根据《周易•序卦》的描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寓意改革、创新的有为精神。
无论是《周易•革卦》中“天地革而四时成”的说法，抑或是《周易•鼎卦》提出的“君子以正位凝命”，都旨在强调要顺天应人，柔进而上行，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自兹以来，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便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发生过的或大或小的变法、改制与改革。所谓革故鼎新，通俗地说，就是除旧布新，就是改变社会上陈旧的、不合时宜的旧事物、旧制度，革除违背世道人心的不良因素，荡涤阻碍历史潮流的瑕秽污渍。古人或称之为变革，或称之为更始，也有“布新猷，除旧政”的旨趣。如果从表面上来看，革故鼎新需要通过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去打破陈旧的一些东西；如果从内在上而言，则其意味着要扭转人们固有的不合时宜的观点和思想，努力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并开拓出新的局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革故鼎新意味着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也可以说是要勇于和善于打破旧世界，开辟新时代，迎来新征程。
革故鼎新作为一种精神，是亘古不易的。但若想将其彻底地贯彻实施，则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改革与创新路径之上，需要辩证地看，不能一概而论。既要看到改革创新作为变的一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更要看到支撑改革创新背后的不变的东西，也即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和有序的大道至理，而不是一谈到改革创新，就盲目认定是对旧有事物的全面排斥和否定，对新鲜事物不加拣择的依从和顺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自觉担负历史主动和创造精神，守正创新，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中华民族在近代历经磨难和艰辛，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战胜挫折，摆脱压迫，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可不说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勇于坚定不移地改革进取、创新进步的结果。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没有止境，发展也没有止境，改革创新同样没有止境，所以必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勇气和斗志，坚持和高扬斗争精神。正是在这种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改革创新精神的鼓舞下，中国义无反顾地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业，誓将改革、创新进行到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足以彪炳千秋的成就，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矛盾和难题。这既是我们值得引以为傲和自豪的，更是我们应该予以警惕和谨慎的。因为旧的问题虽然一时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改革创新既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工作，既要敢于突破，又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十年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举措和实践。
从历史来看，改革、创新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助推器，也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所建立的文明和创造的文化没有不是依靠改革、创新取得的。从古希腊的梭伦、伯利克里改革到近代德国宗教改革以及英国的议会改革；从中国古代的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等到宋明以来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清末洋务运动再到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凡此等等，可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色彩纷呈的改革创新史，改革精神自始至终都贯穿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推动着人类不断开辟着未来新的辉煌。
纵观当今世界，改革创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一往无前地继续推进改革创新之路。这就需要我们不忘本来，了解和继承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顺应实践发展，不断拓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既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也要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度，顺利实现党的中心任务。
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创新精神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历久不衰。客观地看，历朝历代的改革创新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既有全面推进的，也有局部进行的；既有影响一时的，也有影响数百代的；既有中原文化向游牧民族学习的，也有少数民族政权渴慕而追求汉化的。一言以蔽之，只要改革创新能够保生存，促发展，对国家和民族有利，可以更好地破解人类社会进步的难题，就没有理由拒绝，就必须要去践行。革故鼎新所含蕴的改革创新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涵养着我们立足当下、开辟未来的历史眼光和思维，这既是中国已经由古走到今的路，也必然是中国将由今走向未来的路。
【作者系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原文改自外文出版社《读懂中国制度》系列丛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为|政|以|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中，“为政以德”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核心理念，其产生与发展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和哲学智慧，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贯穿融通，蕴含了中华民族崇德尚群的伦理规范、以德化人的仁爱精神，以及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的崇高价值追求。本文将从传统八德出发，深入探讨“为政以德”思想是如何与人民群众日用不觉的道德观念互相融贯，又是如何发挥当代价值，为中国现代治理提供智慧源泉，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更加根深叶茂。
每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着很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德、尚德的传统，把立德作为至高无上的人生追求。在这样的信念中，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积淀，并且逐渐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以及社会风尚倡导相融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传统八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 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传统，也塑造着今天的中国。因此，要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制度，就需要回过头去看看，八德是以什么样的面貌存在于古老的华夏，又有着怎样深刻的力量，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使中国成为今天的中国。
每个民族的道德观都是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传承、接续、发展而来的。早在2700多年前，孝、悌、忠、信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其中，孝、悌被奉为为仁之本，忠、信则被认为是“仁”的重要表现。除此之外，礼、义、廉、耻也广受推崇。《管子》一书中提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指的就是礼、义、廉、耻。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前192年一前104年）提出了“五常之说”。“五常”所指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成了当时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宋朝时（960年一1279年），人们愈加认识到道德的重要作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放到了一起，形成“八德”，也被称作“八行”或“八端”。“八德”自此流传下来，成为人人奉行的立身之本。
孝是八德之首，简单来说就是孝敬父母。在中国人眼里，孝养父母是人的天性。父母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女，儿女长大后自然要赡养、关爱父母。除此之外，孝还有更高的层次，那便是把爱父母的心推而广之，孝顺天下所有的父母，然后再进一步用这颗仁爱之心去爱全天下的人，让整个世界充满爱和敬。因此，“孝治天下”成为中国古代帝王治国的基本思想之一。在汉代，举孝子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之一。宋朝时，“安老坊”等福利机构就已经设立，用来赡养60岁以上的贫困孤寡老人。可见，中华民族在历朝历代对孝德的崇尚、对老人的关爱是一以贯之的。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中国在不断加快养老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推动医养结合、社区养老等制度建设。全国各地开展了“寻找最美孝心少年”、评选“孝老爱亲模范”的活动，涌现出很多动人的孝心故事，赡养、关怀老人的意识在无形中更加强化，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愈加浓厚。
悌，指的是兄弟姐妹互相友爱。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手足之情，在古代的宗族家训中往往都会有“兄友弟恭”这条教导，教育人们要与兄弟姐妹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同时，心胸开阔的中国古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把眼光转向更广阔的地方，提出要把悌德推而广之，把身边的朋友、同学、同事都作为兄弟姐妹来爱敬关心，甚至更进一步，将所有善良友好的国家都视为兄弟友邦，在国家或民族关系中做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正是因为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怀和文化接纳性，历史上不乏中华民族与外邦国家友好往来的动人故事。习近平总书记一向赞赏古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湖其外尽友邦”的气度和情怀，他带着这一份情怀与各国友好交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主动把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的兄弟朋友们分享。中国始终期望与世界各国成为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好兄弟、好伙伴，无论相隔一片海还是一个国，兄弟般的友谊永远不变。
忠，是指至公无私、竭诚尽责。在中国古人的诠释中，忠是“德之正也”，是至公无私的品德，简单地说就是一心为公，没有私心。2019年3月，意大利众议长菲科问及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是什么心情，习近平回答道：“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至公无私的忠诚。“忠”的具体体现就是讲原则，守规矩，以及尽职尽责的担当。在家庭中，尽心尽力地承担作为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的责任，对伴侣忠贞不贰；与人交往时，真诚正直，坚守原则；对于工作，尽心竭力，忠于职责；身为公民，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忠德贯穿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社会的各行各业，快递员、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都在辛勤工作，他们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以饱满的精气神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在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下，虽然未必所有人都能确切说出什么是“忠”，但是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传统忠德，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信，就是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中国人常说，守诚信是最大的财富，讲诚信是最大的聪明。如果一个人不守信用，欺骗他人，必将失去大家的信任，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因此，中国不断推广诚信道德教育，推进诚信制度建设，塑造“守信走遍天下，失信寸步难行”的社会风气，让“言必信，行必果”的古老训言鲜活地存在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信，不仅对于个人很重要，对于国家也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失去信用，就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最终会导致社会动荡，国不成国。历史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中国历史上“退避三舍”的故事告诉我们，诚信还是国际合作的基石。一个国家具有一言九鼎的信用才能赢得他国的信任，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嬗变，积淀为悠久精深的民族传统，为当代中国诚信社会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礼，是指有礼有节、遵纪守法。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强调以诗礼传家。孔子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礼为何如此重要呢？因为在中华文化中，礼是秩序的代表，其核心是“敬”。对于个人，礼意味着礼仪教养，它不仅是与人交往的尺度，也是自身道德涵养的体现。对于社会，礼意味着法纪法规、条例规范，是对秩序的维护，也是对人们的保护。对于天地万物，礼意味着诚敬祭祀，表达的是对万物生灵的敬畏。因此，礼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尊敬，是对不良欲望的克制与约束，是对天地自然的深深敬畏。今天的纪念庆典活动、国礼互赠，以及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建设等等，都是传统礼德的体现，包含着中国人民对和谐有序的向往。
义，是崇尚正义、合于时宜。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人生道路有千万种选择，若想走向光明美好，必须讲道义、守正义，依循正确的方向而行。因此，在中国的词汇中，常常把忠义、仁义等合用并称，其中的深意便是提醒人们不要愚忠、愚善，而要坚守符合正义的忠诚和善良。《中庸》写道：“义者，宜也。”可见，义还蕴含着合乎时宜、与时俱进的含义。要合于时宜，就要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一向重视改革，也重视传统。放眼古今中外，成功的变革从来不是单纯的改变，而是承续与建设并重，既扎根于历史传统，又能够与时俱进。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变法变革，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学习苏联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每一次变革都承续了原来合理、积极的因素，除去了旧制度中腐朽、消极的因素。这便是义德，是合乎时宜的中国智慧。
廉，是廉洁无私、克己奉公。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晏子曾说：“廉者，政之本也。”古人早已认识到，官员的廉洁是政体延续的命脉所在。纵观古今中外，治乱循环，皆是“廉则兴，贪则衰”。在中国历史上，当君主励精图治、官员清廉正直时，总能开创青史留名、传诵千古的盛世，而当王朝走向动乱和衰亡，往往都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之时。有鉴于此，当今中国政府紧抓“廉”字，深入考察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出台了公务活动“全面禁酒令”等严格措施，号召领导干部“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在廉德教育和廉政体系建设的同时推进中，反腐倡廉的春风吹遍全国。除了政治领域外，在社会层面，我们也一向反对奢靡，提倡节俭朴素、理性消费，积极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氛围，让廉洁朴素成为每个人的习惯。
耻，是一种道德自觉，背后暗藏着一个人的理性思考与道德判断。“无羞耻之心，非人也。”孟子的这句话，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牢记。知耻是人格的底线，耻德是守住孝、悌、忠、信、礼、义、廉这七德的心灵堤坝。中国人始终牢记古人的教诲，将“知荣明耻”这四个字深深地刻在脑海中，提醒自己要有羞耻之心，成为有道德、守法纪的好公民，这对于加固道德堤坝、促进社会和谐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体系。在中国人看来，生活中践行这些道德是自然而然的事。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八德并不只是停留在个人修身的层面，而是逐渐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以及社会风尚倡导相融合，使得中国治理在道德理念和价值追求上都呈现出强烈的君子风格，比如重情谊、讲信义、扬道义，讲究和而不同、包容并蓄，致力于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推动各国交流对话、和谐共生，等等。传统八德在代代传承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推动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独特发展道路。
【作者系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宣传部长、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读懂中国制度》系列丛书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国制度中的为政以德》导语】
民|为|邦|本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三万余字，其中提及“人民”的次数有上百次之多。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部分，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必须坚持”，其中第一个必须坚持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它深刻揭示了党的思想和理论的人民特质。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周期率，是一部历代王朝兴亡演替的循环史，鉴于对天地大道运行规律的把握，对国家兴衰成败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代很早就洞察到了民心大如天的客观规律，将“民为邦本”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本文围绕“以民为本”，深入探讨“民本”这一源远流长的政道传统。
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前，耸立着四根汉白玉制成的“华表”，华表的前身是4000多年前，上古帝王尧舜用来倾听民意的谤木。“华表”是古圣先贤执政为民的标志，它时刻提醒执政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政治的本质就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它在中国绵延千年的大一统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作为一以贯之的政道传统保留至今。
“民为邦本”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原写作“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夏朝开国帝王大禹对后世子孙的教诲，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夏朝开国的宪章，大禹以祖训的形式，向后世子孙揭示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告诫后世子孙“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其本质就在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文化认为，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一个道，大道广行于天下，国家不是某个人、某部分利益集团的私物，国家是人民之国家，国家的兴衰成败都是由人民决定的。因此，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国家命运的真正主宰。“天下为公”是人间正道，“民惟邦本”是正道在治国领域的彰显，治国理政要依正道而行。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开始，中国便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2000多年的兴衰演替中，中国能以广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多元的文化屹立于东方，中华文明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长存于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面对复杂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直是“道”，“道”是与“器”相对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中国人看来，治国理政中具体的政体、制度等都是有形的器，器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但背后的规律、理念、目的，是无形的道，道是不变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不变，从实现“良政善治”的目的出发，按照对政道的把握，形成一整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比如以民为本、选贤任能、为政以德等；与政道相适应，再设计与社会发展相吻合的制度安排。换言之，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国家治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制度和模式，也并不以某种具体的制度模式评价一国的治理是良政或者劣政，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所要达到的“良政善治”这一终极目标上。因此，以民本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政道传统，是统摄政体、制度在内的一种更中庸、更务实的治理哲学，它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政治生活的变化。
中国古代常常用舟水之喻来形容君民之间同体相系、安危与共的一体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突出了民众的基础性地位。孟子将此总结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子》指出：“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谊认为，君、吏、民共同构成了国家这棵大树，《说文》指出“木下曰本”，本，即树根，是最重要的。尽管相对君主、官员而言，百姓处于低端，容易被人忽视遗忘，但树的生命力由根决定，国家的生命力由人民决定，国家的安定存亡、民生功绩都是依靠百姓的力量成就的。
朱熹认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君主的吉凶又系于百姓和国家二者之存亡，因而说君民一体。对此，清代的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百姓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国家是为百姓而立的，君主为客，是为万民服务的。《典语》中指出，尽管君主身处高位，因着百姓的拥护而统御四方，看似尊贵无比。“然宫室壮观，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万骑，由于民众。无此三者，则天子魁然独在，无所为尊者也，明主智君，阶民以为尊，国须政而后治。”君主所享用的一切都来自民力供养，如果没有这些，统治者就是孑然独处，没什么可尊贵的。
所以说，在中国传统治道思想看来，君权并不是依靠强权威慑就能得到的，君权也并不意味着天下的所有权，而是天下的治理权。治权的产生是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为了获得更好生活、达成集体共识的结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治国之权是人民赋予的，执政者是人民选择的，治权的本质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公权力的统一。执政者惟有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才具有政权的合法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民心向背决定了国家和政权的稳固性和长远性，治国理政重在得民心，而得民心的方法就是为政以德、施行善政。《典语》上说，执政者之所以能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就是因为他能效法天地之德，像天地一样无私地爱护万物，才能受到百姓的拥戴登上王位。如若君主不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能施行善政，必然失去政权的合法性。什么是善政呢？《尚书》中指出，君王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的核心就在于执政者要正己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正己之德就能正己化人，利民之用就能兴利除弊，厚民之生就能丰衣足食。这三件事和谐了，就是所谓的“善政”。进一步说，治国理政欲要实现民心归附、国泰民安，为政者就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为人民谋福祉：在政治上爱民重民，让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上利民惠民，让人民安居乐业；在文化上教民安民，让人民厚德载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侵袭，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国家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人民打败了国内外一切侵略者和反动派，实现了整个国家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这个初心和使命指引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和演变，为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是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古代民本智慧上的理论创新，是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此基础上，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不同时期“人民至上”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制度安排，切实维护和实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促使14亿人民团结起来，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逐渐化作美好而生动的现实。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这说明，不管物体体积多大、质量多重，只要找到支点、用对方法，就能撬动它。对于治国理政而言，以民为本正是实现良政善治的支点。中华文明5000年的发展历程证明，无论形势多么复杂、任务多么艰巨，只要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能赢得民心、赢得时代，就能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作者系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读懂中国制度》系列丛书之《民贵君轻，政在养民》导语】
天|下|为|公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的强大不是一国独大，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不是扩张或侵略，而是以一身之自强厚德带动天下各国、各民族自身发展，共同守护万物命运、开创世界美好未来。这种眼界与胸怀，正是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
“天下为公”原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是孔子在参加鲁国蜡祭仪式后向学生子路讲述的上古大同世界的景象。他感慨与之相比，春秋时期的祭祀礼仪徒有形式，而失去了“大道”的实质，人心不公。“大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是人认识到事物对立又统一的自然规律，明了天地万物本来为一体关系的真相，所以胸怀对待任何事物都像对待自己一样的同理心，也就是“公心”。此大道流行于上古三皇、中古夏商周三代圣贤治国理政的时代。古圣先贤立身行道，为先民谋幸福而无私奉献。在圣贤榜样带动下，先民在生活、劳动中同样“为公”不为私，“公”即“共”，大家都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共享、共治，各路贤达于群众中推举出来治理社会事务，最终实现大同世界。
《尚书》记载，上古时期的尧帝遵循古人流传的天地之道、大公之德，凭借钦敬贤人、明察下情、推举适当、道德纯备四种品质教化先民，实现了天下安定。他诚信、恭谨、克己、礼让，美好的德行传播到四方以外，以至充塞于天地之间，成为上上下下的楷模。他首先修身以彰显本性美善，上能孝养高、曾、祖、父，下能亲爱子、孙、曾、玄，使得九族亲睦、家族整齐；进而根据国家官员职位的需要分别选任贤才，让有德有才之人都得到任用，所以百官尽职尽责、国家大治。国家内部治理有序、人才济济，在接待外宾、出使各国等方面就获得众多外族部落的拥戴，所以四方邦国有无互通、关系和顺。天下众人因此受到尧帝的恩惠，像崇敬日月一般尊重他的美德，自发地向他学习，民众的修养与德行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最终实现了唐虞时代风俗大和的大同景象。
在孔子看来，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奉献。德才兼备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治理公共事务，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人们不仅仅亲爱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抚养自己的子女，还让老人们都能安度晚年，青壮年都有用武之地，孩子们都得到抚养，鳏夫、寡妇、失去子女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孩子、身体不健全的人、有疾病的人都得到抚恤；男子都有正当的工作、承担责任，女子都有合适的归宿、履行义务；人们痛恨糟蹋浪费财货的行为，但没有占为己有的私心；厌恶自己的力量不能发挥在有用之处，但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所以，阴谋诡计自然闭绝不兴，盗窃掠夺的事情也不会出现。因此，夜晚睡觉都不用关闭大门，这就是大同世界。
然而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正是我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是指西周王朝封土建国的礼乐制度因诸侯之间征战而日渐崩溃，造成了天下秩序的混乱。当年商纣王昏庸腐败、丧失民心，周武王得道多助，一举推翻殷商，建立了西周。创立之初，周武王只保留了方圆约1000里的土地作为首都，称为“王畿”；然后把其余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同姓宗室，以及一起打下江山的大臣贵族，让他们建立起各自的诸侯国，大大小小约有800余个。比如，齐国的开国君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子牙，就被分封到了齐国（今山东省内）。这样一来，西周王朝自上而下便形成“王（天子）、侯（亦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卿、大夫、士、庶民”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封土建国”。
为稳定这样的格局，西周统治阶层制定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礼乐制度。“礼”最初是由圣人根据天、效法地的规律而创造出来的，承载着天地之道、大公之德，贯彻在丧、祭、射、御、冠、婚、朝、聘各种礼仪活动之中，同时也指礼仪，是不同阶层人们在政治、宗法、权力和义务等方面的规范准则。人们遵循礼，形式上是按照礼仪处事待人，实质上是引导人们秉公心、行正道。而“乐”是音乐，通过德音雅乐培养贵族阶层的道德情操，让人从内心引发出仁爱公心，来参与治国理政。圣人通过礼乐教化，把天地大道明示给各级官员，兴起大公无私为人民谋幸福的风气，国家自然得到治理，诸侯们都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各诸侯国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实现了天下民众的安定生活。历史上记载，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间天下安宁，有四十余年没有出现过犯罪事件，刑罚的器具都废弃不用，被称为“成康之治”。
但是到了周朝末期，周王室的贵族不再遵循礼乐制度，渐渐腐败堕落、丧失民心。诸侯国对周天子不再心悦诚服，纷纷僭越礼制，各自都为自己家族谋取利益，竞相争夺天下的人、财、物，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各诸侯国在战争中此消彼长。比如，楚国国土面积在西周时期只有方圆50里，到了春秋时期扩大到方圆5000里。日益强大的诸侯们不再把周王朝放在眼里，各自称“王”；鲁卿季孙氏甚至僭用天子的礼乐，享受64人歌舞团的待遇，远远超过礼制规定的32人；还有些大夫去祭拜以往只有周天子才能祭拜的泰山……凡此种种都是“礼崩乐坏”的表现，社会秩序被完全打乱。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只关心自己的家族，付出和索取物质财富或劳动都是为了家族私利。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和财物，以礼的名义来设置城池，以保障自己的地盘；以礼的名义设置纪律规范，来实现君臣端正、父子亲笃、兄弟友睦、夫妻和合。这样只重视礼的名义而忽略实质，即使有制度，也尊重勇士智士，但是一切事功都是为了私利，就产生了机谋和战事，导致民不聊生。孔子对这样的社会痛心疾首，所以到处拜师求教，寻找救世之方。
他曾经向老子问礼，而老子也感叹，失去“大道”以后，人心越来越狭隘，美德和礼乐都成了空洞的形式。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意思是，“大道”丧失之后，人们就丧失了公心，不再以天下为一体，不再大公无私地奉献，而是只顾自己领地的发展，这样还算有大德大爱；“大德”丧失之后，人们还懂得“仁者爱人”，人与人之间还保有五伦五常的正常关系；丧失仁爱之心以后，人们还懂得讲义务、讲责任，只做符合道理的事情；然而在责任感丧失以后，就只能依靠礼的形式去规范行为，让人仅仅在表面上有善的样子而已。
孔子一生学习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文化，感叹于曾经盛世的美好，于是周游列国呼吁再创大同之治。但在当时追名逐利的统治阶层无法接受，于是他退修诗书、培养贤人。当他读到《周易》这部古老文献时几乎手不释卷，在家时他将竹简在席子上摆开阅读，外出时则放在随身的口袋里不时翻看，就这样“温故而知新”以至于“韦编三绝”，创作了十篇传文，充分揭示出简单卦象和古老文字背后的核心理念。
此后，《周易》作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结晶，被后世学者称为“大道之源”，其所承载的“天下一体”的理念统摄万事万物，所谓“冒天下之道”。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都从这里发源。在千年、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大道孕育出中华民族的广阔胸襟、大同理想、和合品质，展开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仁义礼智的中华儿女、和睦幸福的家风传统、团结互助的社会风貌、国富民强的大治之世、睦邻友好的天下图景……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承传着这一道统，它已化作我们精神深处的文化基因。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就指出：“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今天，中国共产党再次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共产党带领着新时代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大国责任，将为人类的持续发展与共同进步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作者系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副主任，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读懂中国制度》系列丛书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导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