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法则（Heinrich's Law）又称“海因里希安全法则”、“海因里希事故法则”或“海因法则”，是美国著名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Herbert William Heinrich）提出的300∶29∶1法则。 这个法则意为：在机械生产过程中，每发生330起意外事件，有300件未产生人员伤害，29件造成人员轻伤，1件导致重伤或死亡。 海因里西法则的另一个名字是 “1：29：300法则”；
这个法则是1941年美国的海因里希从统计许多灾害开始得出的。当时，海因里希统计了55万件机械事故，其中死亡、重伤事故1666件，轻伤48334件，其余则为无伤害事故。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在机械事故中，死亡或重伤、轻伤或故障以及无伤害事故的比例为1：29：300，国际上把这一法则叫事故法则。这个法则说明，在机械生产过程中，每发生330起意外事件，有300件未产生人员伤害，29件造成人员轻伤，1件导致重伤或死亡。
对于不同的生产过程，不同类型的事故，上述比例关系不一定完全相同，但这个统计规律说明了在进行同一项活动中，无数次意外事件，必然导致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要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必须减少和消除无伤害事故，要重视事故的苗头和未遂事故，否则终会酿成大祸。
偶然性理论(Contingency Theory)
偶然性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是相对于必然性的概念。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前途和方向；偶然性则相反，它不是事物发展进程中居支配地位的趋势，它对整个事物的发展则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点的影响作用。
人们一直认为，生活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次序和通常的方式合乎理性地演化，至于所遭遇的偶然性不过是很少的意外。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点，正由必然性向偶然性转变。在因果律、规律性、确定性和必然性之外，正显现出更迷乱但却更深刻的相对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或然性）。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 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人们开始发现偶然性存在的普遍性和其对事物塑造的强大力量。
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1926）揭示了微观世界中粒子位置和运动速度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相对论（1905、1915）揭示了时空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著名的洛仑兹“蝴蝶效应”则揭示了自然界的混沌现象。非线性科学、分形理论、混沌理论以及各种复杂性系统科学，也通过各自划时代的发现一再向我们证实了物质世界和自然界的偶然性。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kouros，前341～前270）在《论自然》中关于原子偏斜运动的论述，实际上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和世界的偶然性；法国数理科学家、思想家帕斯卡尔（BlaisePascal，1623－1662）在《思想录》中，对偶然性有非常精辟的解读，他认为日常生活就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偶然性是我们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奥地利科学哲学家波普（KarlR.Pop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中，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极端批判，英勇地捍卫了民主原则，勾勒了一种立基于民主改革的社会图景。
根据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看法，整个宇宙都是偶然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偶然的。所以人们没有办法逃到偶然性之外去，或者回避偶然性，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偶然性。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偶然性的作用也愈益突出。诸如美国911、西班牙311和英国77恐怖袭击事件、非典疫情、空难、各种社会突发事件和事故，以及台风、海啸、沙尘暴、火山爆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都在提醒人们强化对偶然性的认识和关注，这些偶然性的出现，极大地改变和塑造了某种历史运动的进程。
实际上，正是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企业不可能寻找到一种最好的办法去管理组织，因此企业应当寻求适度管理，以避免出现管理刚性，失去对不确定性的应变能力。企业要发展必需要考虑到并服从于企业自身的规模、企业的技术、企业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乃至敌对性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动荡的环境动摇了企业对战略规划的信仰。90年代中后期，环境不确定性的急剧增加，企业越来越难以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而传统的战略理论对此越来越无能为力，反叛传统战略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以环境不确定性、未来不可预测性、系统复杂性和演化动态性为基础的、强调偶然性、试错性、应急性、意图性、学习性、自组织性、自适应性、灵活性和随机性等特征的所谓企业发展的“偶然性理论”应运而生。
战略是不断试错的结果
奎因认为，决策者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及未来环境变化的不可预测性，他会自觉地获取未来环境的相关信息，让最初的承诺保持为初步的、框架式的以接受未来的修正。这种渐进的逻辑改良（Logic Incrementalism）有助于消除局限性，有助于形成共识，从而实施其战略。现实的战略往往不是理性和计划的结果，而是不断试错的结果，环境的不确定必然导致企业不断尝试与修改自己的对策，这些应试对策的逐步积累就形成了战略。尤其是当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无法应对外部复杂的环境时，不妨摸着石头过河，从试错中寻找解决方案。
如果你在瓶中放置六只蜜蜂和六只苍蝇，然后水平放置瓶子，使瓶底封闭的一端指向有亮光的窗户，你会发现蜜蜂会一直努力寻找瓶子的出口，直到累死或饿死。而苍蝇会在不到20分钟内从瓶子的出口冲出去。正是由于蜜蜂的聪明和飞行的整齐划一使得它们在这次试验中毫无作为。显然，它们认为，任何一个拘禁处所的出口都是光线最亮的地方，它们按这样的原理来寻找出口，而且坚持这种逻辑性极强的行为。对蜜蜂而言，玻璃瓶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秘东西。它们的智商越高，这个奇怪的东西越不能让它们理解和接纳。而那些愚蠢的苍蝇，由于缺乏逻辑感，到处乱撞，终于撞到了好运，找到了出口，并赢得了自由”。
战略是一种意图”的著名论断。
所谓战略意图，是指一种最终追求的目标。哈默认为，日本公司之所以能赢，不是因为他们有质量和成本优势，而是因为他们有“战略意图”。小松的“包围卡特彼勒”，佳能的“打败施乐”，NEC的“融合通信和计算机技术”都是战略意图的表达。战略规划不仅是一个规划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意图。好的战略家能够根据这种意图，既能掌握经营环境的非线性改变，同时能够在多维度上考虑问题。战略意图虽然仅仅是一种“意图”，并不具体明晰，当然就更不完善，但它是“罗盘”而不是“地图”。在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和存在大量偶然性的现实商业环境中，在变化越来越快的市场上，即使是最好的战略也不能给企业一个完全确定的既定路线。因此，作为指引方向和导航的罗盘，远比具体而详尽的地图要重要得多。
战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既然外部世界如此复杂多变，高层管理者的职责不是制定战略，而是管理组织学习的过程，企业家在一种渐进式的学习过程中创建出企业的战略。通过学习尤其是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企业才能应对不确定性。“一方面战略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战略管理更应通过创造变化来进行管理（Lapierre，1980）”。在干中学、学中干，是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先行动、后思考，先射击、后瞄准，是这一学派展示的行为特征。1990年代后期产生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则进一步认为，只为适应与生存而学习是不够的，必须创造性地学习。为此，彼特·圣吉（Peter Senge）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通过这些修炼，将企业打造成为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化和人性化的可持续发展组织。
战略是一个应急过程
最合适的战略制定与决策过程依赖于环境波动的程度。一个好的战略其实应该能够给企业多种选择，可以对这些选择做出清晰的权衡，同时也配有相应的应急措施。应该领导或是适应市场上迅速发生的变化。战略规划的程序和结果都应该和现实紧密相连。管理不确定性是企业的核心能力。钱德勒（A.D.Chandler）也有“组织结构随战略而改变（Structurefollows Strategy）”的观点，即企业战略应当适应环境，即满足市场需要，而组织结构则应适应企业战略的改变。他们都把战略看成是意外的产物，是企业应对环境变化所采取应急对策的总结。为了提高应急能力，企业应该把自己锤炼成为“自组织”、“自适应”的组织。 这些理论彻底放弃了机械式的战略模式和组织模式，代之以更激动人心和革命性的有机模式--自组织模式。这些理论认为，组织的自发学习和创新，可以使企业更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质量互变规律
是 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规律之二。它揭示了事物发展 量变 和 质变 的两种状态，以及由于事物 内部矛盾 所决定的由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发展过程。这一规律，提供了事物发展是质变和量变的统一、 连续性 和阶段性的统一的观察事物的原则和方法。
破窗效应一
破窗效应（英语：Broken windows theory）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该理论由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 Wilson）及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并刊于《The Atlantic Monthly》1982年3月版的一篇题为《Broken Windows》的文章。
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以一幢有少许破窗的建筑为例，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无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这个现象，就是犯罪心理学中的破窗效应。
破窗理论二与挖坑理论
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破窗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损害有益”，是指，假设在市场完全饱和的情况下，一个人砸碎了理发店的玻璃窗，这一行为虽然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是理发师的不幸却是社会的福音，它将为玻璃生产商制造商机，生产商拿到钱后又去购买其他生产商的产品。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只是一次性的，可是给社会带来的机会却是连锁性的，于是得出结论:打碎一块玻璃，提供了无数金钱和就业机会，得大于失。
这个理论乍一看来，似乎确实很有道理。在市场处于饱和的状态下，供需大体一致，不存在新的需求，也不存在新的供给，若生产能力增加，那就意味着生产过剩，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就无法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而此时只要让物品的占有者遭受一次损失，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就会产生对商品新的需求，这个需求缺口就能带来供给的增加，重新使得供需达到平衡。
这个理论与凯恩斯“挖坑理论”惊人地相似。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写道:“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并把这些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人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挖出来，那么，失业问题就不会存在，而且，在此推动下，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很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他甚至还说，“如果我们的政治家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么，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也可以起着增加财富的作用。”宏观调控“鼻祖”的这番言论，成了很大一部分经济理论者崇信的教条。
但“破窗理论”的谬误之处有三：首先其前提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其次灾难破坏可以创造需求，但是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甚至都谈不上“零和博弈”。再次“以破坏来创造需求”是一种为了获得经济增量而牺牲存量的愚蠢行为。破坏创造需求这种行为，会造成有限资源的浪费，产生“双重成本”:一个是机会成本，这部分有限的资源本来可以挪作他处，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个是毁灭成本，就是对已有财富的破坏形成的巨大损失。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指福与祸相互依存，互相转化。比喻坏事可以引发出好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发出坏结果。启示人们在顺境中要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志得意满，狂妄自大，反而滋生灾祸，由福转祸；逆境中百折不挠，勤奋刻苦，可变 逆境 为顺境，由苦而甜的道理。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