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人群精神抑郁问题研究综述
■ 黄谦迪
[摘 要]“失独”是最悲苦的人生境遇之一。在缺乏有效疏解和外部救济情况下，失独者很可能陷入消极避世、抑郁封闭甚至自我仇恨的精神和生活状态。我国目前有失独者逾百万，且规模逐年递增。由此而来的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失独者的身心健康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相关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进展。其中，有关失独者抑郁问题的研究，因为准确捕捉住了失独者最常见同时也最具危害性的一类身心健康问题而尤其值得重视。本文旨在从失独者抑郁的整体情况、测量工具、影响因素、救济疏解等四个方面，对该领域近年来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做出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失独群体；精神抑郁；抑郁疏解
《礼记》有言，“老而无子者谓之独。” 一个好的社会必须“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记》中所讲的“独”，大致对应于我们常说的“失独家庭”或“失独人群”，代表着一种最悲苦人生境遇。有学者曾将失独者的一般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即：悲苦、脆弱、空巢、边缘化、高风险。[1]（第94页）也就是说，在缺乏有效的疏解和外部救济情况下，失独者通常会陷入极度的悲伤之中，在生活中缺少活力，在工作中缺失动力，在情感中缺少感知力。这不仅严重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造成精神空虚，生活不便，而且会损害失独者与社会正常交往的能力，使其陷入消极避世、自我封闭甚至自我仇恨、自我毁灭的精神和生活状态。
《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目前我国有超过百万的失独家庭，且每年新增约7.6万人。为此，2013年12月18日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关怀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包括失独家庭在内的困难群体提供有效的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作为对这一倡议和要求的积极响应，学术界近年来有关失独者身心健康问题及其救济途径的研究持续增多。其中，有关失独者“抑郁”问题的研究，因为准确捕捉住了失独者最常见同时也是最具危害性的一类精神健康问题而尤其引人瞩目。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对该领域近年来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做出全面系统的综述，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索引。
一、失独人群抑郁的总体情况
有关失独人群抑郁发生率的文献以区域性研究为主。有学者调查发现，76%的失独者表示自己经常陷入无望的沮丧中[2]（第41页）。例如，陈雯的研究表明，有76.9%的失独者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心理状态正常的仅占11.4%[3]（第116页）。一项有关汶川地震18个月后的横断研究也发现，在190位失独者中，79.5%曾患有严重的抑郁[4]（p.207）。还有研究显示，失去第一级亲属的失独者抑郁发生率为64.8%，其中失去孩子的失独者占比最高，为81.8%[5]（p.250）。这说明相对于其他丧失事故，失去孩子的经历和抑郁症状的关联性更大。学者在以瑞典失独者为被试所做纵向调查中发现，35%的失独者报告了抑郁，高于非失独者(14%)[6]。一项针对瑞士的全国性研究则发现，因自杀而失去子女的父母中患中重度抑郁的比率为18%，明显高于对照组(7%)[7]。有关抑郁发病率的性别差异，研究显示，失独的父亲和母亲报告的抑郁发生率并没有显著差异[8]（p.416）。
失独人群的抑郁严重程度是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多项对照研究的结果显示，与无丧子经历的人群相比，失独群体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前者。具体而言，轻中度抑郁的失独者分别占比在74.7%-38.9%之间，而重度抑郁占比在2.2%～40.7%之间[9]（第1110页），这说明大多数的失独者患有轻中度抑郁的几率居多。就抑郁严重程度的性别比较而言，有不少学者发现女性失独者的抑郁症状明显比男性的严重[10]（第554页）。不过，这种性别差异在另一些文献中并不显著[11]，考虑到这些文献的样本均为区域性的，需要扩大样本范围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失独者抑郁的测量工具
目前，学界对失独者抑郁主要采用自评量表来测量，通常采用以下五种量表：
第一，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Zung等学者编制而成，是失独者抑郁文献中最常用的测量工具。它共包括20个项目，考察了受测者在精神性情感、精神运动性、躯体性和抑郁心境等四个维度的情况，采用1-4分制记分。计分方式是总分乘以1.25并取整，得分越高，则抑郁倾向越明显，小于50分为无抑郁，50-60分之间为轻度抑郁，60-70分为中度抑郁，大于70分为重度抑郁。
第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Depression Scale,CES-D）。它是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的 Radloff于1977年编制的。国内学者汪向东修订了它的中文版量表，是当前国内测量失独者抑郁的重要工具之一。该量表包含20道题目，采取李克特4点计分，分值越高，则抑郁越严重。总分小于15分时为无抑郁症状，16-19分为可能有抑郁症状，大于20分则肯定有抑郁症状。
第三，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该量表最初为美国学者 Derogatis编制。国内多采用1984年王征宇编制的的中文版量表，它是目前综合性评估失独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常用工具之一[12]（第64页）。该量表共有90项，测量了抑郁等10个因子，每个维度均采用1-5级评分；抑郁维度分值越高，说明失独者的抑郁症状越多。
第四，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该量表是美国心理学家 Brink等人编制的，其中文版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9。GDS共有30个条目，根据受测者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痛苦的情况，以及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消极评价来判断其心理健康状况。每道题包含“是”“否”2个选项，总分越高，说明抑郁情况越糟糕；当得分在0-10分之间，判断为无抑郁症；在11-20分间，为轻度抑郁；在21-30分之间，则为中重度抑郁。
第五，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BDI是 1961年著名心理学家Beck等人开发的用于测量被试抑郁程度的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学者发现，BDI被广泛应用于丧失的个体研究[13]。该量表共包含21个条目；每个条目有 4个选项，从 0（无或轻微）到3（严重），总分范围为 0-63分，分值越高，则抑郁的严重性越高。根据计分指南，0-13分之间为无抑郁症状，14–19为轻微抑郁，20–28为中度抑郁，而 29–63则为重度抑郁。
三、失独人群抑郁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文化程度
失独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抑郁发病率和抑郁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对失独者抑郁发病率有显著的影响，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表示显著性水平，后文相同）[14]（第184页）。文化程度低的失独者患轻中度抑郁的占比最高（69.9%），而文化程度高的失独者无抑郁的占比最高（63.9%）[11]（第615页）。这表明文化水平低的失独者，抑郁程度普遍更严重。一项纵向研究也显示，无论是汶川地震发生后18个月还是2年后，与受教育年限较长的人相比，受教育年限较短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且抑郁症状更严重。同时，受教育程度低是影响抑郁症状的相对稳定的危险因素[15]（p.277）。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学历水平和抑郁无显著关系(P>0.05)[10](第554-555页)。这与上述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因为样本量的城乡比例影响了受教育者的比例，从而影响了受教育水平和抑郁的关系。综合来看，学术界大多认为，失独者的文化程度与抑郁程度存在显著相关，并且文化程度越低抑郁的发生率通常就越高，抑郁程度也相对更严重。
（二）身体状态
在医学界身心的交互作用已成共识，多项调查也证实身体状态是影响失独者抑郁程度的重要指标。一项有关重庆市失独人群的调研显示，抑郁得分在有躯体疾病的失独人群要显著高于无躯体疾病者，而且有躯体疾病的失独者轻至中度抑郁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14](第184页)。经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研究证实了自评健康状况是失独家庭父母抑郁情况的影响因素之一，自评健康状况为差的人抑郁得分高于自评健康状况为好、中者[16]（第1946页）。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合并基础疾病是影响失独人群产生抑郁情绪的独立危险要素之一(P<0.05)[17]（第182页），即身体健康状况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生理状态与心理状态是相互影响的，身体状态越差，身体的疼痛感和不适感就会加剧，进而情绪的波动喝发生抑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三）收入水平
研究表明，收入水平与失独者的抑郁情绪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人均月收入为自变量，有将收入划分为3000元及以下和3000为元以上两类[18]（第25页），还有将其分为<1000、1000-2000 和>2000三级的方式[11]（第614-615页），但都证实了人均月收入越低的失独者抑郁严重程度指数越高(P<0.05)。国外学者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19]（第249页）。在此基础上，研究对重度抑郁分布展开讨论，发现收入水平低的失独者重度抑郁比例相对较高，占比8.8%[14](第184页)。总体而言，低收入是影响失独人群发生抑郁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17]（第182页），失独者的收入水平能够负向预测抑郁症状，收入水平越低，失独者的抑郁情绪越严重，可能的原因是经济收入越低，失独家庭的负担就会越重，进而增加了失独者的负面情绪。
（四）婚姻状况
许多学者发现，婚姻状况能显著预测失独者的抑郁水平。一项东部某辖市的研究显示，相较于有配偶的失独者，无配偶的失独者通常患有更为严重的抑郁[20]（第838页）。此外，纪建平的调查结果还指出，丧偶或离异是影响失独人群发生抑郁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17]（第182页）。由于在离异或丧偶的失独者中，许多人处于独居状态，缺少情感宣泄的亲密伴侣，所以更可能倾向于压抑自己的负面情绪，以至于抑郁发生率相对更高。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婚姻状况与失独者抑郁症状之间不存在关联[10]（第556页），这可能和两项研究中绝的大多数被试是已婚者有关。
（五）社会支持
有研究显示，在136例失独者中，46.43%的人社会支持呈低水平状态，仅有18.38%的人处于高支持状态[21]（第623-624页），这说明失独者的社会支持普遍较差。倾诉是失独者排解积郁的重要方法，常见倾诉对象包括配偶、朋友、亲戚、邻居和处境相同的人[22]（第26页）。若能吐露心声，失独者的消极情绪是可以缓解的，其抑郁程度也可能更低。有关家人的支持，研究发现失去子女的父母所感受到的家庭功能越好，他们的抑郁程度就会越低，较差的家庭功能是抑郁的最强预测因子[4]（第207页）。从社会参与和互动的角度看，和朋友和邻居有更多社会互动的丧子老年人，患抑郁症的几率明显较低(P<0.01)，即社会参与的增加显著降低了丧亲老人的抑郁症状[23]（pp.353,357）。同样，有关社会支持与失独者抑郁关系问题的文献都显示，社会支持是失独家庭父母抑郁状态的影响因素之一，失独者抑郁与社会支持均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水平越低失独者抑郁情绪越明显[16]（第1946页）。失独者能获得的社会支持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类，包括政府、社区、亲人、家属、朋友等的支持。上述支持均能起到减轻应激的作用[24]（第847页），所以，维护这种情感联结通常有助于失独者维持良好情绪体验，减少抑郁情绪和减轻抑郁程度。
（六）失独年限
多项调查显示，失独年限对失独者抑郁有多大的影响，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有研究证实，失独年限和抑郁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P<0.05）[25]（第3页），而学者 Liu 等人的调查却发现，失独年限越长，确实会冲淡失独事件对丧子父母的负面情绪，但时间变量对抑郁的改善并不具有显著性[15]（p.277）。此外，还有研究提出了其他的影响因素，如失独者的应对方式、心理弹性等。就应对方式而言，高回避型的应对方式能解释25%的抑郁情绪的变异，是丧亲父母抑郁症状的最强预测因子[19]（p.249）。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失独者的心理弹性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与抑郁显著负相关(P<0.05)[11]（第615页）。总之，虽然有个别研究提到了其他变量与失独者抑郁的关系，但总体上学界普遍认为失独者的文化程度、身体状态、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社会支持以及失独年限是影响抑郁发生率和抑郁程度的重要指标。
四、失独者抑郁的疏解
基于失独人群的抑郁现状以及抑郁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整合，本文认为，疏解失独人群的抑郁情绪是十分必要的，具体措施可以主要从国家、社区、社会和个人的角度来谈。
（一）国家层面
如《礼记》所言，“使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是国家和社会应尽之责。就失独群体精神抑郁问题来说，有学者提出国家至少可采取两类措施对失独抑郁者施以救济。一是从制度层面向失独人群提供支持，即通过完善社会保险和救助制度[24]（第847页），扩大救助范围，建立失独专项基金[22]（第27页）。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是影响失独者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因此，向失独人群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有助于降低抑郁的发生率和减轻抑郁程度。二是做好宣传和整合工作，引导社会和政府部门关注和帮助失独人群，鼓励社会公益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26]（第34页）、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力量加入到失独人群的帮扶工作中，促进社会资源的整合，为失独人群提供必要的心理帮扶。
（二） 社会层面
首先是社区层面应该侧重于为失独人群提供直接和具体的帮扶，主要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鼓励邻居、社区同伴、养老照护员关怀身边的失独者[16]（第1946-1947页）。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社区成员的帮助有时候更能让失独者感受到普遍的关爱。二是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如居家养老服务、健康服务活动[24]（第847页）、文体活动等，让失独人群有机会参与到社区生活中，促进其与他人的沟通交流，保障他们的权益和需求，促进其“再社会化”。
就社区以外的社会援助而言，相关研究一般把它们归纳为三类。一是非专业的社会帮扶，如义工和志愿者等[22]（第27页），他们的参与能扩大帮扶队伍，在献爱心、社区照顾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二是专业性的社会帮扶，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27]（第65页）、社区医生的帮扶。他们可以通过团体心理辅导[28]、个案心理咨询与疏导、哀伤辅导[26]（第34页）以及个别化疾病诊断救治等手段，帮助失独人群觉知消极逃避的交往意识，并为其提供积极应对丧失事件的技巧。三是非专业行的情感帮扶，即源自失独者的家人、亲属、朋友等的情感慰藉[26]（第34页）。事实表明，他们作为失独者的第一求助对象，往往能起到最直接和最实际的作用；通过其温暖的言语交流和悉心的照顾，失独者的抑郁情绪通常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三）个体层面
疏解失独者抑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失独者自身的心理调节本身。一般认为，失独者本人通常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减少抑郁情绪：一是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如外出旅游、读书看报、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等[22]（第27页）；二是树立积极的社会交往意识[21]（第624页）。社会性是人的本质人属性，人的社会交往频次与质量越高，对待生活的态度会就会越积极。由于经历过巨大的精神打击，失独者往往具有脆弱和自我边缘化的特征，社会交往意识弱，逆社会化倾向明显，因此，引导和促进其树立积极的交往意识显然有助于他们重新融入社会，重新开启新的生活。
五、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身体状态、婚姻状况、社会支持力度和失独年限是影响失独者抑郁状态的关键性指标。在此基础上，学界主要从国家、社区、社会和个体四个层面对失独者抑郁情绪的疏解提出了具体思路或对策。在笔者看来，现有文献还存在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目前的文献所使用的样本范围偏窄，主要选取某一地区的失独者作为研究对象（如上海杨浦区）。[18]随着全国失独人数不断增长，多区域或全国性失独问题研究，如国外学者对瑞士失独者所做的研究研究[7]，应该受到重视。只有扩大样本的覆盖范围，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抑郁的发病率，从而更精准地评估干预效果。
二是学界在某些重要问题上还存在较大争论。例如，虽然国外部分学者认为子女的死因与失独者抑郁关联度不大[19]，但这并不是一个有很强证据支持的结论。鉴于人们在研究失独者抑郁问题时，大多考虑的是子女出现突然性死亡（如死于地震、车祸等突发事件）的失独者，而不是子女死于其它原因的失独者，对这一有争议的观点作进一步澄清就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子女死因类型与失独者抑郁有系统性关联，那么许多现有的研究结论或多或少就需要被修正）。
三是取样仍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就从农村和从城市取样而言，长沙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失独者的抑郁程度有显著性差异[11]，这与其他学者观点显然不一致[23]。鉴于大多数研究的取样不是在城市与农村失独人群之间均衡分布的，这种差异很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对此，后续研究应予以必要的关注。
四是失独者抑郁是否存在跨文化差异仍不明确。例如，以色列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欧美和以色列人相比，亚非地区的失独者抑郁程度更高，且差异具有显著性（P=0.02）[30]。因此，失独者抑郁程度的跨文化研究是有意义的，它对政策的完善和社会心态的调整有较大的作用。
五是有关失独者抑郁的纵向追踪研究较少。例如，瑞典的一项研究表明，与丧亲后7-9年相比失，失独者在丧亲后4-6年的抑郁风险明显更高[31]；针对地震后失独者的调查结果则显示，与失独发生后18个月相比，失独发生2年后的抑郁程度有所缓解，但差异不显著[15]（pp.277）。因此，尚不能确定纵向追踪时间的长短以及追踪的时间段与失独者抑郁情绪的减弱是否存在关联，今后的研究应对此予以关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