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定论，于右任先生确为晚近吾陕之不世英才、人中龙凤。其在陕的事迹，总体上崖略清楚，然而细究起来，仍复存在不少的缠夹，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叶任没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便是堪称典型的一例。
并非耸人听闻，关于这个问题，迄今可见的说法，颇显纷歧。有的史志人物传记暨相关文章或年表，如《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三卷、《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卷、《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和刘永平《于右任集》所附《于右任年表》，于此都未提一字，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有的词典或史志著作，则言之凿凿。如《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记载：
1927年……6月任陕西省政府委员、省政府主席。
《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张宪文、方庆秋、黄美珍主编）记载：
西安解围后任国民军驻陕军总司令。1927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三原县志·人物》（第三十一篇）记载：
1926年……进驻西安……第二年，率部出关，与北伐军会师于郑州，遂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陕西省志·政务志》和《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陕西省档案局暨省编制委员会编纂）则记载其自1927年6月，一直任至1930年10月，至若冯玉祥部的石敬亭、宋哲元、田雄飞、刘郁芬等辈，则悉属代理此职。而有的史志和传记著作，则竟然又是一种说法。如《陕西通史》（史念海、郭琦、张岂之主编）民国卷记载：
民国十六年（1927）6月10日郑州会议，决定成立豫、陕、甘3省（冯玉祥统辖范围）政府委员会，以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于有感于当时政治风云诡秘莫测，托故不就……9月16日，宁、汉、沪3方合组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10月30日，南京政府宣布重组陕西省政府，任命……于右任为省主席。于仍未就职……
《西安市志·人物志》（第七册）记载：
1927年6月宁汉合流以后，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
《于右任传》（李秀谭、朱凯著）所附《于右任生平年表》1927年6月11日下记载：
赴车站为武汉要人们送行之际，突然登车南去，不辞而别。虽会中内定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实未就职。
看到如此乱象，人们自然会有秦语“咋回事？”的困惑，颇望有人能出而明其所以。我当然也不例外，并尝试着争取走出这个迷津。而调动素所积学，我的基本判断是，先生肯定担任过此一职务，不然便无法解释，何以会有若干著作，对它进行如此繁夥的记载。然而可能让许多人颇感意外的是，彼时的陕西省政府，事实上分为两段，一段为武汉国民政府（即俗所谓“武汉政府”）所置，一段为南京国民政府（即俗所谓“南京政府”）所置，两段前后相承而先生均曾担任过其陕省主席一职。
理由是《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讲到省政府机构沿革时，有“民国陕西省政府成立于1927年7月18日”的说法，还有个“另有史料记载成立于1927年7月1日”的注释，不管是是年“7月18日”，还是是年“7月1日”，都无法解释《民国人物大辞典》和《于右任传》生平年表关于先生1927年6月曾担任此职的记载。
而况1927年6月24日《陕西国民日报》所载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函称：
……关于陕西省政府组织案，经本日会议议决，推定于右任、邓宝珊、茹欲立、李元鼎、石敬亭、井岳秀、过之翰、惠有光、杨荃骏、段韶九、王授金、邓长耀、严庄十三同志为委员，并推于右任同志为主席，邓长耀同志兼任民政厅厅长，过之翰同志兼任财政厅厅长，段韶九同志兼任司法厅厅长，严庄同志兼任建设厅厅长，杨荃骏同志兼任教育厅厅长等项……（《国民革命在陕西》下第636页）
1927年7月22日《陕西省政府公报》第三号所载《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呈冯玉祥文称参谋部函转冯钧座勘电》（即6月28日电）称：
陕西省政府石主席敬亭同志并转各委员兼厅长鉴：查陕西省政府议决改组，业于宥电录案飞达，并派石敬亭同志代理主席，克日组织省政府立案。于右任同志一时不能返陕执行职务，又经开封政治分会议决，着以石敬亭、岳维峻、邓宝珊、井岳秀、过之翰、邓长耀、杨荃骏、段韶九、严庄、惠又光、茹卓亭十一同志为委员，并以石敬亭同志为主席，邓长耀同志兼民政厅厅长，过之翰同志兼财政厅厅长，段韶九同志兼司法厅厅长，严庄同志兼建设厅厅长，杨荃骏同志兼任教育厅厅长。即希查照，克日组织省政府，所有省政府主席、各委员兼厅长，均将就职，并将改组情形具报为要。（《国民革命在陕西》下第633页）
而况1927年8月4日，杨松轩先生致其子钟健先生的函中，也白字黑字地写着：“省政府已于前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主席为石敬亭 ——冯之参谋长，继于就职。”（《杨松轩文稿书信选辑》第574页）其“正式成立”云云，无虑是针对武汉政府之建置而言的；其石之“继于就职”，更明白地昭示着先生曾任过省主席一职。
是以不言而喻，那种刻意全然不涉先生，或者故意不予区分，仅仅笼统地表示先生曾担任过民国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做法；那种只提武汉政府一段，不提南京政府一段，或者反之，只提南京政府一段，不提武汉政府一段的做法，无疑均不可取，都是自己尚且浑浑噩噩、内心颇不自信的表现。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陕西通史》《西安市志》和《于右任传》所掲举，先生当时确是“托故不就”“未到任”或“实未就职”的，不仅武汉政府的“内定”（或郑州会议决定），“托故不就”“未到任”或“实未就职”，南京政府的任命，同样“托故不就”“未到任”或“实未就职”。而且追根溯源，这才真正是迄今仍在争论其任没任过此职的根本原因所在。至于先生何以会不曾到职，《通史》所谓“有感于当时政治风云诡秘莫测”，固属一家之言，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分析，鄙意至少还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先生自1927年6月7日在潼关与冯玉祥晤谈不谐，闹得不欢而散之后，6月10日参加完“郑州会议”，次日“为武汉要人们送行之际”，即“突然登车南去”，与冯不辞而别，其后直到是年11月宋哲元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均未曾一返陕西。其间尽管偶尔也放出回陕的话来，但毕竟没有付诸行动。而宋哲元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后，到其1928年3月出任南京政府审计院院长之前这段，又一直奔走或流连于宁沪苏常之间，不曾有思蜀之举，甚至连命驾西返的消息似都不再有过，客观上已不能履职。
冯玉祥
其二、陕西自西安围解之后，军政悉为冯系势力所把持，先生名义上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身份发号施令，实际则一直受冯的掣肘和排挤 ——此不必讳言，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在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即有“因为国民党任冯为西北总党代表，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席也归冯，于以国民党的老资格处处受冯掣肘，态度消极，在3月12日前后，冯、于冲突甚烈，于表示不干……”和“在于的方面，固然在冯的压力之下，与我们的政策之下，不能有为，但于本人……麻麻糊糊的得过且过，对冯时有顾忌”之语。先生在靖国之役末期，即与冯氏打过交道，深知此公之为人并亲自领略过其手段，陕西既已为其目若禁脔，他便不得不做抽身之想，潼关一谈失谐，在郑即闻将不利于己，更当不愿再趟这滩浑水。
而最能说明先生曾被任命此职而实际未曾到任的，是毛俊臣（昌杰）的若干记载。毛氏为先生宏道大学堂的老师，两厢情笃，多有往还，先生伯母房太夫人安葬之期，其挽联“艰辛鞠两岁孤儿，推燥居湿，咽苦吐甘，世母恩勤等慈母；犹子奉三民主义，宣化承流，著书立说，名山事业绍中山。”及墓门隶书“千古河山均不改，九原钟郝永相依”和“融融洩洩”的对联和门额，就是此公此时所用心撰书的。毛氏《君子馆日记》是年6月30日写道：
三钟至适道中学。今日欢迎邓鉴三（长耀），谈次知右任暂不回陕，此间由石敬亭代行。
10月12日写道：
闻有右任仍回陕主持陕政之信，未来时以宋哲元代理云，则又与前时一样文章也。
10月12日写道：
李子彝（元鼎）来，知于复回陕事已确，惟暂由宋代，彼归尚不知在何日也。
10月24日写道：
因报载留石（敬亭）电有余名，甚怪也。六钟省政府送来郑州电一纸，云于、宋均暂不能来，已请政府仍留石代主席矣。
因此，总括以言之，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先生之曾被赓续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了无疑义，而先生从未有一日到职视事，也的为笃定之史实。此乃特殊历史环境所使然，个中实情，甚为复杂，绝非我辈浅人所能言之，亦非三言两语所能毕之。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三卷、《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卷、《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和刘永平《于右任集》所附《于右任年表》，完全不提其这段履历，不用说是就其从未到职的实际情形言之。
《民国职官年表》（刘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编）载其1927年6月13日任职，括以“石敬亭7月代”的小注；载宋哲元1929年10月被撤，又括以“1929年5月蒋冯战争时，冯玉祥任刘郁芬为省主席”的小注，也有顾恤实际，显示冯氏足以独行其是的用意；而《陕西省志·政务志》和《民国时期陕西省行政机构沿革》将先生1927年6月担任此职之后，至1930年10月杨虎城回陕主政之前，统谓之“于右任主陕时期”，对相继担任此职的石敬亭、宋哲元、田雄飞、刘郁芬诸辈，著录统出以“代”字。
《陕西通史》言及南京政府初期之吾陕政局，亦悉称石敬亭、宋哲元、田雄飞、刘郁芬诸任主席为“代理”，不管主观上其有意无意，客观上则都有以南京政府任命为准，或视南京政府任命为正统（实际据《中华民国史大词典》《民国职官年表》的记载，宋哲元出任此职，亦属南京政府任命）的意思。
此为澄清这团迷雾关键之锁钥。明白了这几点，鄙意有关先生任或没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问题，定可以迎刃而解，不再纠结自苦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