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大局观从何而来
著者：罗宾•邓巴 克莱夫•甘伯尔 约翰•格列特
罗宾•邓巴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
罗宾•邓巴1947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少年时的他对哲学及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获得了哲学及心理学学士学位。1974年，他又获得了布里斯托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为“狮尾狒的社会组织”。
2007年至今，邓巴在牛津大学担任认知与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牛津大学，他探究了行为、认知和神经内分泌机制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了解这些机制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将其用于指导人们更好地应对自己周遭的各类关系，帮助他们克服社交生活中的种种障碍。
1998年，邓巴入选英国科学院院士。他还曾是英国科学院百年纪念项目“从露西到语言：社会脑的考古学研究”的联合主任。2014年，邓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纪念奖”，这也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最高荣誉。
“邓巴数”的提出者
20世纪90年代，罗宾•邓巴经研究发现，灵长类动物的大脑尺寸与其平均的社会群体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通过大量的实验及观察，邓巴提出，人类个体所能维系的稳定关系数量在150左右——人们知道其中的每个人是谁，与这些人保持着一定频率的社会联系，也了解每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如何。这个数字又被命名为“邓巴数”。
邓巴数理论被认为是很多社会性网络服务及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基础。许多互联网从业者，尤其是对社交网络有研究的人，都极力推崇这一概念。微信创始人张小龙就曾公开表示，微信群中的很多功能都是根据这一理论设置的，如群人数在40人以内时，可以直接加入，而大于40人时就必须得到对方的同意，而大于100人时无法通过识别群二维码来入群，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微信群成员之间相互熟识，实现沟通效率的最大化。
尤瓦尔•赫拉利和Facebook公司内部的社会学家卡梅伦•马洛（Cameron Marlow）也都曾表示，邓巴数为他们的研究及社交网络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了解邓巴数背后更深层次的人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互联互通的未来社会。
ROBIN DUNBAR
高产的畅销书作家
邓巴教授的作品被媒体称赞“带着最新研究和新成果的热气”“强劲有力且发人深省”。他的《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被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奉为“大众科学的神作”。年逾古稀的他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写作热情。
时隔20多年，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表面上似乎颠覆了人类的社交行为，却没有超越邓巴教授的诸多精彩论述。在《最好的亲密关系》一书中，邓巴提出，互联网虽然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但并没有改变社交的本质。人类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关系的动物，只有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过上幸福、自足的生活。《社群的进化》指出，人类社交生活的开展主要受限于大脑新皮层的面积，自人类祖先从非洲一路走来，人类大脑就处于不断增大的进程中，而我们的社群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各种神奇的变化。
在《大局观从何而来》一书中，邓巴更是提出，我们可以运用处理小规模社群的经验来应对无限连接的互联网社会，充分发掘个人魅力，在社交生活中掌握传播、连接的主动权。而《人类的算法》一书则算得上是邓巴对自己多年的人类学研究的一次总结，人类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进化史上留下诸多浓墨重彩、震古烁今的艺术印记，正是因为我们具有6大卓尔不群的非凡特质。
可以说，罗宾•邓巴在“深度理解社群”四部曲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趣味又富有指导性的知识体系，他将带领我们深入人类社群生活的腹地，探寻其中相互交织的种种奥秘！
PREFACE
推荐序
社会脑的演化
汪丁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反复斟酌，我认为只能从2016年10月4日英国皇家学院的临床心理学家论坛第一主讲人的自我介绍开篇。这位主讲人，“Robin Dunbar”，首先需要有一个更优雅的中文姓名。在2018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我的“行为经济学”（本科生与研究生合班实验教学）课堂的第六周（参阅图P-1），我详细介绍了他和他的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团队发表于《行为脑研究》（ 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2018年2月的一篇论文“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Brain Networks That Support Human Social Networks”，这一标题，符合脑科学传统的翻译是：《支持人类社会网络行为的脑解剖结构与脑功能结构》。这篇论文的叙事风格是社会学或人类学的，非常不同于以往我在课堂上介绍的那些脑科学文献，根据我的印象，它应当是2012年以来在脑科学领域里迅速崛起的“脑联结组学”（human connectomics）张量弥散核磁共振成像技术（我通常译为“全脑拓扑成像技术”）用于研究人类互联网行为的第一篇论文。根据这篇研究报告，互联网社交行为可在30天内显著改变被试脑内参与社交的诸脑区之间的脑白质（而不是脑灰质）拓扑结构。注意，根据《神经科学手册》(1)（2004年），恒河猴的实验表明，脑的功能结构（脑灰质功能区）可在30天内显著改变(2)。但是脑的解剖结构的显著改变，必须借助于2012年开始实施的“全脑拓扑成像技术”才可检验。从著名的“邓巴限度”（又译“邓巴数”）到社交网络行为脑的研究（参阅图P-2），结论不变：在几百万年里演化形成的人类的灵长类心智，尚未获得超过邓巴限度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平均而言，这一限度大约在150～200人之间。（邓巴限度是指：“A measurement of the cognitive limit to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with whom any one person can maintain stable relationships。”我的翻译是：一个人与他的任何朋友之间维持稳定关系所需认知能力的限制而形成的朋友人数的上限。）邓巴限度对沉溺于社交网络的年轻人而言是解毒剂，为此，邓巴教授受邀在各地演讲，我也为此写了一篇长文《微信群规模与社会脑假说》(3)。我推测，一个人的姓名从统计上来看，可以显著地影响他的学说在社会记忆里能够被保存和传播的范围。有鉴于此，我决定为邓巴教授物色更为典雅的中文姓名。2019年2月7日（正月初三）风清月朗的黎明，我反复吟诵“Robin Dunbar”的时候，很可能与民国时期的翻译传统有关，“饶敦博”这个名字自然呈现于我的意识。我知道，这就是他应当有的中文姓名。当时正值寅时，这番议论，发表于我的“跨学科教育在北大和在东财”微信群。那儿的主要成员，我称为“九君子”，我常与他们探讨最初呈现在我意识中的构想。
图P-1 “行为经济学”课堂上所用的课件（局部）
资料来源：汪丁丁2018年春季学期北京大学课堂“行为经济学”局部课件示意图。
图P-2 关于社交网络行为脑的研究
注：极少数的人能够维持5000人的社交。饶敦博解释说，那些活动主要是学术交往。
资料来源：罗宾·邓巴于2016年11月8日在Fold7（Creative Agency of London，一家伦敦的创意机构）上的演说视频。
为饶敦博著作的中译本作序，可以十分简单，但不符合我的“思想史叙事”风格。凡我承诺作序，务求将原著作者嵌入他的著作由以形成的历史情境之内，以便呈现这一作者的学术与思想和特定历史情境内的学术与思想整体格局之间的关系。这是我长期以来坚持的“思想史叙事”风格，也是我认为最适合于批判性思考的叙事风格。2019年4月21日，仍是寅时，我在YouTube见到开篇提及的饶敦博2016年10月4日为临床心理学家做的演讲视频，这次演讲的开场白恰好是他对自己毕生思路的简要介绍。他这一番自我介绍，实在应当尽快被写入维基百科“Robin Dunbar”词条（这一词条的内容亟待改善）。
饶敦博的思维模式，根据他的自我介绍，从来就是跨学科的。他出生于1947年，容我补充注释：在人口学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代群”（这也是人口学术语）被称为“婴儿潮”（长期战乱后的人口生育率高潮）。资源稀缺，婴儿潮代群内，同龄人之间的竞争，从生到死的人生诸关键阶段，随着代群规模突然增加而突然激化。这是人口经济学的命题，它在中国转型期社会得到了格外丰富的经验支持。也许因为竞争激烈，也许因为斗转星移（根据星相学的预言），互联网时代的开创者们，现在被称为“极客”的这批怪才，大多属于这一“婴儿潮”代群。
言归主题，饶敦博出生于1947年，与父亲一样，他在古老的牛津大学读本科，而且与父亲一样，他读本科的学院，是这所千年名校的各学院当中财富排名最高的Magdalen College(4)——这家学院“名人榜”里有奥斯卡·王尔德和埃尔温·薛定谔，还有我常引述的与卡尔·波普合写《自我及其脑》的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卡鲁·埃克尔斯（因神经元“突触间隙”的研究获得196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这所学院，他于1969年获得心理学与哲学双学位学士。然后他在布里斯托大学读心理学博士，1974年得到博士学位，论文主题是“狮尾狒的社会组织”。检索可知，狮尾狒仅见于埃塞俄比亚高原，因胸部呈红色又称为“流血的心”。此后，饶敦博开始了他自述的“每7年一次的轮回”，游荡于不同大学的心理学系、生物学系、人类学系，准确而言，他说，需要5年时间发现他其实不属于该领域，再需要2年时间寻找他喜欢去的下一个领域。我有同感，诸如饶敦博和布莱恩·阿瑟这样的跨学科人物，很难在大学严重官僚化了的系科管理体制内生存。从博士毕业到现在，饶敦博说，他正处于第三次轮回，下一个领域似乎是整合他自己积累的全部知识，于是意味着创设“演化社会学”。于是有了我这篇序言的最初标题。检索“演化社会学”，我只得到一篇关于英文著作《新进化社会学》的中文简介。又检索英文著作，得到4本书，最新的出版于2003年，是关于“利他主义与爱”的研究论文集，与饶敦博的学术脉络相关，但毕竟视野不够宽广。
在我自己移动硬盘里的“饶敦博”著作文件夹中，总共有39篇文献，涉及相当宽广的领域。综合而言，他的问题意识是“人类学”的，他的研究方法是“演化心理学”的，于是他的学术脉络可概括为“社会脑演化”思路。他为此写了两篇综述自己学术研究的文章，标题只有一字之差：《社会脑的演化》（Evolution of Social Brain）(5)和《社会脑内的演化》（Evolution in Social Brain）(6)。也因此，2014年，他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最高荣誉——赫胥黎纪念奖。
饶敦博于1994年游荡到利物浦大学动物学系，并在那儿任教7年，头衔是“演化心理学教授”。在此期间之前的7年，1987～1994年，他在伦敦大学学院。1988年，他发表了博士论文之后的第一部专著《灵长类社会系统》。物竞天择，与参与资源竞争的物种（主要是“猫科”与“犬类”）相比，灵长类是“弱势”群体，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7)，它们成为“社会性哺乳动物”。这些弱小的猴子们不得不“抱团取暖”，并为群体生活支付相应的代价，例如，相互梳毛的时间。参阅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关于“利他行为”和“间接互惠”的讨论，猴子挠背很难，故而它们的闲暇时间大量用于相互梳毛，甲方给乙方挠背，然后乙方给甲方挠背，所谓“互惠”。或者，甲方给乙方挠背，然后乙方给甲方信任的丙方挠背，所谓“间接互惠”。灵长类的个体，相互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常生活用于相互梳毛的时间。如果“外敌”强大，则对抗敌人的群体规模就要足够大，于是用于相互梳毛的时间也随群体规模的增加而呈指数型的增加（参阅图P-3）。如果群体成员总数是 N，则足够强烈的信任关系要求亲密朋友之间相互梳毛所需的时间与“2的 N次方”成正比。也是因为指数型增加的速度远高于算术型增加，在几百万年的演化中，人类社会仅在最近百多年才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总之，这是饶敦博在《人类的故事》(8)里讲述的因为“时间制约”而导致的“语言梳毛”现象。语言能力（它当然占用了很多脑区）极大扩展了群体规模，45的3倍是135，这就是最近几十万年人类社会的邓巴限度，中译本《社群的进化》，其实是饶敦博1988年这本《灵长类社会系统》的扩充版。
图P-3 人类先祖梳毛时间占闲暇时间比例
注：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这一比例都已超过40%。直立人、能人以及部分南方古猿的这一比例在20%～30%之间。晚近的50万年，大约在35万年前的古智人，这一比例是35%。
资料来源：罗兵·邓巴：《社会脑：心智，语言，演化视角下的社会》（The Social Brain: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选自《人类学年鉴》（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3年，第32卷，第163–181页。
饶敦博真正重要的学术贡献不是“邓巴限度”，而是这一限度的“社会脑”解释。当然，为确立邓巴限度这一特征事实，饶敦博需要投入足够长期且艰苦的田野观察与数据分析。对社会脑的解释，最佳综述，仍是上面引述的2007年9月7日《科学》杂志饶敦博的文章——《社会脑内的演化》，尤其是图P-4和图P-5。这里的图P-4表明，个体想象未来以及想象其他个体意图的能力（这是大脑前额叶新脑皮质的职能）受新脑皮质扩张幅度的制约。在这一制约下，最大的群体规模保持在40～60之间。用饶敦博的语言来说是，特征数值是45，也就是15的3倍，而15是5的3倍。注意，这里出现的三个规模常量—5（家庭生活）、15（洞穴聚集）、45（社群规模），是社会脑在演化中能够支持的社会规模的3个关键常量。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讨论过，象群与人群是超越第三常量的少数已知物种（参阅图P-6）。饶敦博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说这件事儿：闲聊人数是否受心智建模能力的制约？》（Something to Talk about: Are conversation Sizes Constrained by Mental Modeling Abilities?）(9)。他在这篇文章里认为，参与面对面闲聊的人数通常不会超过4人，因为与人们在白天工作时段交换储存在各自长期记忆里的知识不同，闲聊（统计显示，闲聊内容的2/3是关于其他社会成员的“传闻逸事”）需要的脑区主要涉及短期记忆和工作记忆，但它要求参与者尽可能追随闲聊的全过程并想象其他参与者的意图，以便能及时且恰当应对。由于短期记忆与工作记忆不易追随和想象来自“四面八方”的发言与意图，如果闲聊的人数超过4个，就会有人放弃闲聊（例如“开小会”）。在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里，饶敦博考证，火的使用（发生在大约距今160万～15万年之间这样漫长的时期内）与集体狩猎之后凑着篝火烹饪食物（社交餐饮），对强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感至关重要。这篇论文是《围着篝火聊天是如何演化的》(10)。这篇短文的图1显示，为维持足够大的群体的成员之间足够高的信任感，平均每天，人类需要4个小时以上的闲聊，而“能人”只需要“1小时”的社交时间。仅当语言能力、食物与篝火三者都具备的时候，人类才可在夜幕降临之后有4个小时的闲暇时间用于社交。在饶敦博的另外一本书《最好的亲密关系》中，他转述了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里有更详细引述的脑科学家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的情感脑研究，尤其是她关于信任感的实验。
图P-4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
注：类人猿社会群体的平均规模随着“新脑指标”的上升而增加。此处，“新脑指标”由前额叶体积与大脑扣除前额叶之后其余脑区的总体积之比表示。
资料来源：《社会脑内的演化》，第317卷，第1344–1347页，图1。
图P-5 与灵长类脑量的演化相关的三大因素
注：与灵长类脑量的演化显著相关的三大因素：觅食范围、日常行为、大脑前额叶（新脑皮质）的尺寸。这三大因素更像是演化的制约条件，而不像是演化的驱动变量。这张图的核心部分是基础代谢率（BMR），第一，为维持必要的营养与代谢水平（首先由身体的尺寸决定）而必需的脑量，这一脑量与个体寿命（也受身体尺寸的影响）相互影响。第二，身体尺寸与食物摄入（由基础代谢水平决定）相互作用。第三，身体尺寸和食物摄入（通过每日可达的范围）决定了日常行为与觅食或家园的范围，而这一范围依赖于由信任度足够高的个体构成的群体的规模。新脑皮质（前额叶在最近50万年甚至最近5万年里扩张形成的部分）必须适应三方面的约束：第一，外在威胁；第二，群体规模；第三，脑容量允许的新脑皮质扩张幅度。
资料来源：《社会脑内的演化》，第317卷，第1344–1347页，图2。
图P-6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
注：这张图选自饶敦博2003年发表于《人类学年鉴》的综述文章，与图P-4不同，这里出现了人类样本，群体规模的均值在100～200之间。
资料来源：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上面介绍的饶敦博1988年的专著和2007年的两篇回顾文章，足以说明他长期以来的核心思路是“社会脑的演化”（机制、功能、个体发生学与群体发生学）。我为图P-5写的注释结论是，新脑皮质（前额叶在最近50万年甚至最近5万年里扩张形成的部分）必须适应三方面的约束：第一，外在威胁；第二，群体规模；第三，脑容量允许的新脑皮质扩张幅度。我在介绍关于非洲大象的行为学研究报告时，借用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关于“集体决策”的成本分析画过一张草图（参阅图P-7）来演示由生命个体组成的任何群体的“最优规模”。
图P-7 群体“最优规模”草图演示
注：群体规模增加导致制度成本上升，这完全借助于布坎南关于集体决策的成本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布坎南的分析只是关于“民主”制度的，而我在这里所做的推广适用于群体可能演化获得的任何制度。例如，在“利维坦”与“无政府”这两种极端制度之间，大多数人宁愿接受“利维坦”（诸如“独裁”或“威权”统治）也不愿接受无政府，假如民主政治继续缺失或成熟缓慢，这当然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维护群体规模，规模庞大的群体仍然会接受威权统治。总之，一方面，经过这样一些扩展、讨论以及相应的假设，不难画出一条随群体规模而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我称为“制度成本”曲线。另一方面，更大的群体规模可以用更短的时间积累更多使群体成员顺利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知识存量，因此降低了对个体智力的需求，于是不难在若干假设下画出一条随群体规模而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我称为“智能成本”曲线。维持个体生存的总成本曲线，是“制度成本”与“智能成本”这两条曲线的纵向叠加，总成本曲线的最低位置在横轴上的投影，就是维持个体生存所需的群体“最优规模”。后来，2018年，我见到饶敦博发表的一篇论文，有与我的布坎南“权衡曲线”类似的主题。这篇论文为《最优化人类社群规模》（Optimising Human Community Sizes），详见《演化与人类行为》，2018年，第39卷，第106–111页。
资料来源：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我这篇序言显得过于冗长，因为我必须调用我保存的39篇饶敦博的作品来说服读者相信，贯穿饶敦博全部主要作品的是“社会脑”假说。基于这一假说，未来10年，不难预期，饶敦博的研究，如他自己所称，将为我们带来新的社会学——演化社会学，这一思路十分明确地呈现于《大局观从何而来》（ Thinking Big）中。这是他的第三次“轮回”，注意，他在牛津大学已逗留了7年，于是需要为他物色下一个“系科”。
FOREWORD
前言
理解自我，突破思维的局限
拥有大局观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行为。人类具有超凡的想象力，并且可以借助这种想象力去回溯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在电影和文学中大饱眼福，在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中流连忘返。在适应大都市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从容不迫地革新着社会网络。身处全球经济之中，并在全天候播放的新闻里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但是，在这所有的大局观之外，我们仍旧保有一些本性的目光短浅之处。我们的认知能力使得自己只能够处理好少量的人际关系。尽管地球的人口规模是以指数级增长的，然而，我们的核心本质，仍旧不过只是自身进化史上小型社群生活的产物。
我们想要在本书中探讨的内容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进行大局思维的社会性大脑是如何进化产生的。我们将通过观察我们自身，观察与我们亲缘关系最亲近的猿类和猴子，以及观察我们祖先的颅骨及人工制品来做到这一点。人脑的脑容量与人类所生存的社群规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们将会验证这一想法：正是社会生活驱动了人类最具辨别性的特征的进化，这个特征就是人脑。
大局观能力也是人类进化故事的一部分。我们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类这一重要特质，因此，我们承担了个为期7年（2003～2010）的课题。这一课题由英国科学院资助，是其百年诞辰庆典的一部分。我们将这个课题命名为“从露西到语言：社会脑的考古学研究”（Lucy to Language: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ocial Brain，简称“露西课题”）。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将会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是如何从一个脑容量很小的生物，进化为拥有大局思维的全球物种的，我们把这一进程称为露西的旅程。
露西课题是一个跨学科的协作项目，其基础理论由英国科学院主席亚当·罗伯茨爵士（Sir Adam Roberts）所建构。罗伯茨指出，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公共价值在于：“人文科学所探究的是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语言、思想、叙事、艺术和工艺品，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身处的世界；我们是如何创造了它们，又是如何被它们所塑造。社会科学所追求的是，借助观察和反思，了解支配个体和群体行为的模式。两者的结合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处的位置。”这段话概括了露西课题的主旨——探索过去和当下，为我们在地球上的出现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提供一个全面的解释。
任何一项长期的研究课题都会被生命的自然节律所铭刻。我们在进行此次研究的过程中，有5个婴儿出生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叫露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社会脑发育得非常迅速。
克莱夫·甘布尔
约翰·高莱特
罗宾·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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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彩蛋
彩蛋是湛庐图书策划人为你准备的更多惊喜，一般包括①测试题及答案②参考文献及注释③延伸阅读、相关食品等，记得“扫一扫”领取。
● 社会脑理论：我们的脑容量与基本的社群规模存在某种关系。社会脑理论可以对社群规模的大小做较为精确的预测。
● 社群生活是推动大脑进化的主要原因，最终使人类拥有了能够回溯过去、展望未来的大局观。
● 人类的进化路径：从700万年前非洲森林中一只极其普通的古猿，经历了云谲波诡的进化历程后，最终成为我们所在星球的主宰。
人类的进化史是一个令人迷醉的故事，无数人前赴后继地倾倒在它的魅力之下。人类进化史的丰功伟绩埋葬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只普通或者说平庸的非洲类人猿，开始在生活方式和身体形态上发生转变，借助于这种转变，它最终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直到20世纪，我们才开始真正领悟到这个故事的华美波折，才发现曾经令这只类人猿面临死亡威胁的不确定时刻。
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还是同一个物种：一种小型的、普通的非洲中新世(11)古猿。在最近的5000年间，我们结束了这一部分的进化故事，人类成为唯一能够在地球上所有的陆地环境中定居的物种。从热带森林到北极冻原，从山地高原到边远海洋中的孤岛，你都可以找到人类的踪迹。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里，人类大脑的容量增大了两倍，我们的科技也从简单的石制工具演变成如今的数字奇观。我们直立行走、能说会道、创作大量的艺术作品，我们以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名义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了巨量的复杂系统。我们彻彻底底与猿类划清了界限。
在这700万年的时光里，人类大多数时候都并不孤单。远古的祖先们常常都要和与他们具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分享共同的生存空间。这种古老的格局大约在10万年前开始转变，彼时，与我们一样的现代人离开了非洲，并开始穿越旧大陆。更为古老的人种，如欧洲和亚洲西部的尼安德特人则被现代人所取代，最终灭亡。这批现代人同样也跨越了旧大陆的界线，并开始首次进驻澳大利亚和美洲。到了1.1万年前，地球上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唯一的人类。从进化的角度上讲，智人只能孤军奋战了。
很快，我们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物种。一方面，农耕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出现、文明的诞生和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植物的驯化为太平洋的遥远航行储备了食物，同时，对动物的驾驭能力使得人们得以穿越酷热与严寒交替的沙漠。而这些都发生在5000年前。难怪在航海时代，欧洲人发现，各大洲都有人类活动的踪迹。此外，探险家一次又一次勘探智人生活的历史环境。当时，作为一个单一的生物学种群，智人通过种群内的交配繁衍生息。
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仍旧背负着这700万年的历史。将我们自身与类人猿的解剖结构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科学的洞见，这种洞见对我们理解人类的进化过程至关重要。遗传学的革命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证据，我们开始借助于现代人和古代人的DNA比较，来追溯我们祖先的谱系。人类祖先的骨骼、颅骨和牙齿化石，也因其所内含的进化信息而受到法医学的关注。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为人类科技的发展和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如饮食习惯和确保食物稳定供应的行为习惯等）绘制出了图表。所有这些努力，使得我们对自身早期历史的了解更为翔实和丰富。
在20世纪60年代末，三位笔者开始了自己的科学事业，当时关于人类进化的研究状况与现今有着很大的差异。那时只有很少的化石，利用科技手段来测定化石年龄的方法也尚未成熟，主要使用的是放射性碳测定年代法。探勘遗址和获取资料都很困难，而且花费颇高，直到1970年，大型喷气式客机出现，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善。当时的计算机大到会占据整个地下室，并且必须要用穿孔卡片来编制程序。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触摸屏或者搜索引擎，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我们所拥有的最奢侈的设备就是一台影印机，而把图像印在光面纸上的造价同样高昂。
技术变革的速度以及有关人类早期起源新数据的建立速度，很容易就会让一个人眼花缭乱。与当下的成果相比，最初的努力总会显得细微而渺小。但渺小并不等同于微不足道。我们将在本书中向读者证明，所有精密科技的重大变革都在将我们引向人类由来已久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涉的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而在研究自身起源的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都忽视了远古社会生活的意义。
在本书中，笔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人类的大脑，或者更确切地讲，人类的脑容量，与基本的社群规模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联系。人类作为单一的全球物种，为何能够生存在里约热内卢这样规模的超大城市之中，并凭借着每日所吸纳的巨量信息来管理我们的生活呢？这种联系就是我们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今日的全球公民从根本上说仍旧只是普通的社会人，其所贯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非常类似于5000～50000年前的个体生活。
这种社会生活的核心是，你的社交网络的规模存在着大约150人这个数量的限制。“150”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罗宾·邓巴对此做了相关研究，并最终确立了这一数字。这一限度几乎是黑猩猩的3倍之多，它也引出了一个人类进化学的问题，这种交友数量的增长是如何产生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再规避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限额是150人，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生活在如此巨大的城市之中，并组建起诸如美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呢？
我们在本书中的目标是追溯人类的进化之旅——从一个微小的开端到如今的主宰地位。我们的主要向导是心理学家和考古学家，当然，这其中也会涉及许多其他学科。我们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来研究人类进化的过程，并阐明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 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是否存在着某种局限，它限制了我们所能够组建的社会群体的规模吗？
● 如果是如此，我们的认知能力又是如何演进以应对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的，我们的社会形态是如何从微小的猎人团体演变为如今的超级大都市的？
● 鉴于我们祖先的脑容量要比我们小得多，当我们讨论遥远过去的社会生活时，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们？
● 是否真的有可能指明，原始人的大脑是在何时转变为人类的大脑的？
这个问题列表当然还可以列得更长，但这些核心问题所牵涉的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社会学问题，而不是要探讨我们祖先的科技或建筑发展史。它们也指明了我们所关心的认知问题——我们是如何行动和思考的，这种行动和思考的习惯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研究方法以进化论为基石，我们的目标是将实验科学（如心理学）中的洞见应用到历史科学（如考古学）之中。这是一次鲜有的尝试，并且，它也不可能轻松。但首先，我们要向你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2002年，主管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机构英国科学院发起了一次科研项目竞赛，以庆祝其成立100周年。英国科学院计划赞助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这将会成为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项拨款。尽管笔者三人的个人观点和研究兴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我们大部分的科研生活都同样奉献给了人类的进化故事。我们三人之中有一位是研究旧石器文化的考古学家，他一直都专注于非洲的研究工作；另一位是社会学领域的考古学家，他的兴趣主要在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社群；第三位是一位进化心理学家，他的主要兴趣是研究人类和灵长目动物的行为。
考虑到英国科学院的科研竞赛项目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巨大机遇，我们觉得应该接受英国科学院抛下的这一挑战。我们能研究一个人所能够问出的最为宏大的问题（我们是如何成为人类的？），并且能够为这一问题带来新颖的专业知识。过往，有关人类进化的研究都不得不集中于有限的实物证据（石头和骨头），而如今，我们幸运地站在了一个新的角度，可以利用近期有关社会行为和大脑进化的发现，来阐明这些石头和骨头的重要性及意义。此外，考古学属于英国科学院的人文科学部分，心理学属于社会科学部分，因此，我们的研究其实是在科学院主管的两个分支学科之间架起了桥梁。我们可以借此完成一个经典的跨学科研究案例，这样的想法激励着我们，让我们聚到一起并呈报了申请。
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可能性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学术界才刚刚着手处理心理学和考古学的整合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们见证了认知考古学的产生。这一学科是在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和美国考古学家托马斯·温（Thomas Wynn）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了解工具制造和艺术创作的认知需求。然而，我们近来对自己的近亲——猴子和猿类，有了更多的了解，脑进化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展开。这些使得笔者相信，我们能够对古人类的社会生活做出更多的解释（见表0-1），在回溯过去时也可以走得更远。这些都是大多数认知考古学家先前不敢去做的。特别是社会脑理论（大脑的进化使得像猴子和猿类这样的动物得以处理异常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我们探索古人类社会的进化提供了新的洞见和大量待开展的研究机会。
表0-1 人类进化的常用术语表
我们申请的课题被命名为“从露西到语言：社会脑的考古学研究”，颇为宏大。露西是一具颇有代表性的早期南方古猿化石，由古人类学家唐·约翰森（Don Johanson）和他的团队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的东北部沙漠中挖掘出土。露西的名字源自甲壳虫乐队的歌曲《钻石星空下的露西》（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因为当化石被发掘出来时，研究人员的录音机里正在播放着这首歌曲。露西是保存最为完好的早期古人类化石，它和它的家人大约生活在350万年前。因为南方古猿与我们平凡的猿类祖先有许多相似之处，至少在脑容量上是如此，所以，从这里来开启我们的故事似乎最为恰当。语言标志着现代人类的出现，这是我们自己的种群，因此，语言也是人类的故事的自然终点。我们的课题就这样起了名字。
在提交了课题申请后，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静候佳音了。如今这个年代，在任何国家获得研究经费资助都不容易，所以，我们对申请结果也没有抱任何奢望。众所周知，英国研究委员会的科研资助比例非常低，只有大约10%的申请最终能够获得拨款，尽管几乎所有申报的课题都新奇、独创而又令人激动万分。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经历一场无可奈何的失败。而当我们听说自己的课题已经入围并进入最后的面试阶段时，我们既兴奋又惊讶，胜利在望了！
当然，故事的最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否则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了。我们的课题被推选为英国科学院诞辰百年的纪念项目。这次竞争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激烈。有超过80份课题申请呈报了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激动人心的课题都惨遭淘汰，其后也必然会伴随着申请者咬牙切齿的神态。但是，既然这个长达7年的课题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召集一个由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并开启一场驶入未知领域的冒险旅程。本书所讲述的就是我们这次的冒险故事。
现代社会中的邓巴数
我们课题核心就是社会脑理论。这一理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被断断续续地表述了出来。当时，有些科学家指出，猴子和猿类的大脑–身体比例要远大于其他动物。鉴于此，一些灵长目动物学家开始或多或少地独立提出，其中的原因在于，猴子和猿类生活在异常复杂的群体之中。20世纪80年代，圣安德鲁斯大学灵长目动物学家安迪·惠顿（Andy Whiten）和迪克·伯恩（Dick Byrne）指出，使得灵长目动物社群如此复杂的正是这些动物自身的行为。一支猴子团体与一个蜂巢的蜜蜂并不相同，蜜蜂尽管有着极为复杂的组织结构，但其本质只不过是不同的个体被编码来执行不同的任务。蜜蜂的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的化学信息管理的结果：蜜蜂个体并不是自愿去选择工蜂、雄峰或者蜂王的角色，而是被迫去执行这样的角色，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自身的基因编码以及其他蜜蜂给予它的化学信号的综合影响。猴子则与此相反，它们是受自身心理因素约束的个体，它们会依据特定环境下的迫切需求来调整自身的行为，同时，猴子也能意识到自己所置身的环境。
灵长目动物社群的复杂性产生于个体间微妙的相互作用。每个领域的灵长目动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正是猴子群体日常生活中的肥皂剧造就了它们自身的魅力及其复杂性。惠顿和伯恩发现，在关乎生命的伟大竞赛里，猴子和猿类始终都在施展各种诡计以欺骗和蒙蔽彼此。一只猴子可能会鬼鬼祟祟地藏起美味的水果，以防这些水果被其他猴子发现；或者，它可能会发出警报以分散其他猴子的注意力，让同伴不会发现地上的块茎植物，好留待自己以后慢慢挖出享用。惠顿和伯恩将这种现象命名为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hypothesis），以纪念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马基雅维利的经典著作《君主论》用细腻的笔触指明，狡黠的政治谋略能够帮助一位中世纪晚期的统治者获取成功和长寿。
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只是在含糊地暗示，灵长目动物政治与人类政治同样诡计多端。这招致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因此这一理论的名称随后也发生改变。社会脑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不仅猴子和猿类的行为复杂程度至关重要，群体规模也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争议终于尘埃落定。当时的研究表明，某一物种的社群规模与它们的大脑容量相关（见图0-1）；或者，更确切地讲，社群规模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的体积相关。大脑新皮质位于大脑的外层，它所包围的是我们称之为旧脑的区域，旧脑指脑干和中脑，包括边缘系统和控制身体的自主活动的部分。在灵长目动物进化过程中，大脑新皮质的体积发生了急剧的膨胀。正是这种新皮质体积的急剧膨胀，使得灵长目动物的大脑容量超过了其他哺乳动物。大脑新皮质最早出现于哺乳动物的谱系中，尽管鸟类的大脑中也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新皮质。
图0-1 社群规模与大脑新皮质的关系
该图表示不同种类的猴子和猿的大脑新皮质比率及其相对应的社群规模。新皮质位于大脑的外层，负责复杂思维。大脑新皮质比率（新皮质的相对体积）是新皮质体积与大脑其余部分体积的比值。这样，我们就标准化了脑容量的大小差异。
6000万～7000万年前，灵长目动物作为哺乳动物纲中的一个独特群体首次出现，之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的体积就在逐渐增大。这是因为这一物种在不断进化着。新皮质覆盖了我们称之为爬虫脑的部分，并允许哺乳动物以更为精细化的方式来调控自身行为，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迫切要求。尽管行为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心理基础是社会脑理论的主要内容，但实际的结果却似乎是，某个物种的脑容量为该物种的社群规模设定了一个限制。当一个物种的群体规模超过了该物种所特有的限定时，它们的群体就会崩解，因为这些动物们无法再掌控好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了。
其中，有两个因素十分重要。一个因素是猴子和猿类的心理复杂度，以及它们制定谋略和欺骗他者的外显能力；另外一个因素则在于，这种社会认知是一种消耗巨大的心智计算：大脑的神经细胞必须卖力工作才能完成相应的任务。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会仔细审视这两个因素，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只会告诉你，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已经能够证明，人类所拥有的社会性技能依赖于一种被称为心理阅读或心理化的能力——理解或者推断另一个体的想法的能力。这一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将另外一些人的意图铭记在心，这样我们就能调整自身的行为，让我们在达成特定目标的同时照顾到他人的利益。此外，我们还能够证明，这种理解多个个体心理状态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脑新皮质特定部位的皮层体积。这些皮层位于大脑的额叶及颞叶，它们形成了一个对心理化功能非常关键的神经簇网络。
社会脑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让我们感到尤为有趣，它能够对人类社群的规模做出精准预测。根据猿类社群规模大小与它们的大脑新皮质体积之间的关系方程，能够预测出现代人类的自然社群规模大约是150人左右。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这个数字被称为邓巴数。这一点在我们的研究中非常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图0-1所示的关系包含了自黑猩猩到现代人之间的所有过渡个体：我们所有已经灭绝了的古人类祖先，一定就处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之间。我们的任务就是计算出它们的存在坐标，以及这个坐标对它们的社会和心理生活的潜在意义。
社会脑理论预测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会形成一个150人规模的社群。这是千真万确的吗？我们只需要探看一下大多数人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就能找出那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居住在城镇和城市中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大于150人。事实上，现在世界上许多超级大都市的人口数量都超过了1000万。那么，社会脑理论为什么会给我们如此微小的一个数字呢？也许，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这个理论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被一堆盘根错节的电线、小巷和污水管道连接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并没有承载太多的意义。
我们可以居住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但我们个人的社交圈子，也就是由我们真正认识的人组成的小世界，仅仅是由一个150人的小型团体组成的。如果第二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邓巴数的所关注的，也许就是能够与我们建立起交情的个体数量。毕竟，那个关于猴子和猿类的原初方程，所涉及的就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生活在同一群体中的个体。
这类群体都很小，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这些动物每天从早到晚都会见到彼此。然而，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生活在伦敦、纽约、孟买或北京的所有人能够在每天都见上一面——更不用说再和来自其他城市的人见上一面了。而且即便他们鬼使神差地都见过面了，他们也一定无法进入彼此的记忆。实际上，我们记忆中能够叫上名字的面孔，数量大概在1500～2000之间，这一数字甚至小于现代社会中一个小村庄的人口数量。
这样的谜题让我们开始思考。为了验证社会脑理论的预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似乎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地方需要我们去一探究竟。一是我们在进化进程的大部分时期所身处的小型社会。现在，我们的周围仍旧存在着这样的小型社会，但是，他们都被当作微贱的部落，甚至在现代世界的边缘地带。他们所采取是我们在狩猎–采集者社会看到的组织类型，例如，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桑族（Kalahari San），东部非洲的哈扎人（Hadza），或者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许多部落，以及历史上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去探看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社交圈子，即由与我们存在社交关系的各个个体所构建的网络。
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社群文学的存在微乎其微，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人类学家并没有竭尽全力地去收集相关数据。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研究上的混乱，事实上，科学家最初并不知道，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多少位成员才能算作一个社群。许多人都相信，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基本的群体单位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一起扎营休息的一群人。这一猜测不无道理。然而，这样的群体规模在35～50人之间，只有邓巴数的1/3。
不过，狩猎–采集者社会与我们的社会一样，它由各种类型的群体组建而成，存在着层次分明的组织结构——家族成员聚集为亲属团体，亲属团体聚集为村落，村落聚集为更大的区域性群体。最后一个组织结构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因为正是这个级别的社会组织，其群体规模的大小恰好符合我们的预测。区域性群体的平均人口数量精确地固定在150人左右。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证据可以证明，人类自然社群的规模完全符合社会脑理论的预测。
如果你从高处俯瞰一组人类群体，那么，你将会看到如图0-2所示的组织结构，这张图是依照人们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绘制的。
图0-2 友谊环
一般而言，个体的社交网络由朋友和亲人组成，共计150人。每一层级都代表了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每一层级的规模大约都是它相邻内层层级的3倍。4个层级大致相当于密友、至交、好友、朋友。
但是，如果我们自下而上观察，也就是从个人的角度观察，个体的社交网络规模又会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初是在人们寄送圣诞贺卡时进行求证的。每一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坐下来，花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寄送圣诞贺卡给那些我们想要保持联系的人。在某一年，我们要求45位被试列出一张名单，这个名单要包含所有他们过去常常寄送贺卡的人。图0-3所显示的就是此次贺卡实验的结果。数据结果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动性，但平均数字是154，完全符合我们所期望的那个预测值。
图0-3 贺卡实验
尽管我们的社交网络典型规模是150人，但其实不同的人，其朋友和人际关系的数量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中的一些人只有一个很小的社交圈（尽管我们通常会为每个关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另外一些人则有着相当大社交圈（但通常对每个关系的投入都很有限）。
这一实验成果激励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我们建立了巨大的数据库，其中250名被试列出了所有对他们的个人生活来说十分重要的个体。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还会要求被试告诉我们关于他们所列个体的诸多细节，例如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他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他们的感情亲密度如何。不过，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150这个关键数字再次出现了。
在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的支持之下，我们似乎已经有了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宣称，我们的社交圈子其实非常之小，大约就在150人左右。从我们所建立的大型数据库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更加关键的结论。第一，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朋友的数量差别巨大。事实上，数值的波动围绕着150这一标准值，普遍处于100～200之间。第二，这一点让我感到惊奇，150人的社交圈子中，有一半的人属于自己的亲属，而另外一半人才是朋友。
我们的被试样本全部都是欧洲人（英国人和比利时人）。实验之前我们就推测，家庭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包含个体的近亲——父母亲、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可能也会有某位古怪的姑姑、叔叔或者表亲。并且，在我们的想象之中，这些成员应该只占很小的比例。当然，亲属关系以及旁系亲属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事实上，自人类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首次建立起，亲属关系就成为这门学科常演不衰的“肥皂剧”。然而，我们认为，只有在传统社会中，亲属关系的意义才会包含那些旁系亲属：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世界里的人，早已抛弃了那些陈腐的观念，在家园情结和社会流动性之间，我们更倾向于选择后者，结果就是尽管我们仍旧重视直系亲属，但我们的社交圈却是由朋友关系和工作关系所主导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旁系亲属成员。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向你证明，那些来自大家族的个体会在社交圈子中列出的朋友数量更少。所以，150这个数字似乎就是你所能够拥有的人际关系的真实限额。你只有150个名额，你会把这些名额优先分配给家庭成员，然后再用朋友来填满余下的空缺。
当然，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让你避开这些限定。你并不一定要将你的家庭成员包含在这个列表之中。有些人与亲人闹翻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对方。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一般而言，人们在心中将亲人置于朋友之上。如果你并没有太多的家族亲属，或者，你与他们产生了纠纷，那么，你就会用朋友来填补亲人所留下的空缺。你也有可能会用你最喜爱的肥皂剧角色或宠物来填补这种空缺，甚至你最疼爱的盆栽植物都可以，假如你真的觉得自己同它之间存在友谊的话。
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将那些并非实际存在的人物包含进去，例如上帝或者已逝者。需要谨记的是，人际关系、纽带、羁绊，是我们在追求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你的父亲和母亲是谁，这不是你能选择的，你同样无法选择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但是，我们建立个人社交网络，选择朋友、恋人和熟人的过程，则更像是在磋商谈判。150人的社交圈就是我们从诸多可能中选出的样本。
在后文中，我们将会探讨邓巴数这一限额存在的原因。但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向你简要介绍一下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这个概念。认知负荷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我们的记忆信息，并依照已知信息采取行动的心智能力，在此处，信息是指我们对社群中其他成员的认知。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一场重要的考试或演讲前，大脑中的数据几乎处于满溢的状态。而当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断增多时，我们同样会面对类似的超载问题。我们能记住那么多人的名字、经历，并负担起我们对他们的责任吗？数字150似乎就代表了我们的认知能力所能承载的极限。只有在这个极限之内，我们才能以一种富有社会效益的方式记忆、回忆和回应他人。因此，认知负荷所充当的角色其实是我们社交野心的制动器。
史前岁月的社群生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硬币的一面，物种的脑容量与它们的社交圈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转向硬币的另一面，远古历史（deep-history）(12)的探索。远古历史在我们的叙事中同样重要。研究远古历史是考古学的专长，它发端于300多年前的考古学运动，是整个启蒙运动中人们求知的焦点之一。然而，我们如今所认可的考古学是19世纪的产物。在19世纪上半叶，依据器具制作材料的不同，史前历史被划分成了三时代系统——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后，这些器具材料就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简单证明——人类从猎人转化为农民，并最终进入文明社会。
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最热衷于解密的就是人类的远古生活问题。人类是产生在冰川期吗？这会让人类的起源更加古老。或者，人类只是在最近一次地质期中产生的吗？很多人都支持后一种说法，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最古老的历史就是《圣经》中的记录。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150年前就已经找到了。
1859年，两位英国人约瑟夫·普莱斯特维奇（Joseph Prestwich）和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各自主导了地质学和考古学领域的研究。法国人布歇·德·彼尔特（Boucher de Perthes）声称，在法国北部索米山谷里，有证据可以表明人类曾经与长毛犀牛和猛犸象这样已经灭绝了的动物生活在同一年代。
普莱斯特维奇和埃文斯对此进行了跟进研究，4月的一个午后，在亚眠郊区阿舍利的一个采砾场，他们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见图0-4）。
图0-4 阿舍利遗址的考古挖掘
阿舍利砾石坑位于法国索姆省亚眠市郊区。这张图片拍摄于1859年4月27日，其中一位采石工指着一把手斧（见图0-5）。手斧所处的砾石层属于冰川期。
紧接着，术语“阿舍利文化”（Acheulean）便开始被用来指代工具制造时代。普莱斯特维奇和埃文斯甚至为他们的发现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展示了一个石制工具，这个石器就处在原地，从砾石中探出（见图0-5）。在这个地方，两位科学家还发现了灭绝动物的骨骼化石。在伦敦，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和古物学会的认可。
图0-5 阿舍利手斧
这把手斧对旧石器时代的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克莱夫·甘布尔和罗伯特·克鲁斯金斯基重新安置了这把手斧，手斧上面仍旧贴着1859年的标签。
有关人类起源的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尽管有趣的是，能够证明他们观点的石制手斧却遗失了。这把手斧直到整整150年后才被克莱夫·甘布尔和罗伯特·克鲁斯金斯基（Robert Kruszynski）重新发现。在普莱斯特维奇于1896年逝世后，他的遗孀将这把手斧捐赠给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此后，它就一直作为史前古器物被收藏在那里。这绝对是一块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石头，它彻底颠覆了《圣经》中的年代史，并揭示了人类久远的远古历史。由于当时缺乏年代测定技术，我们只能对它的历史时期进行估算。
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为其1865年的名著《史前时期》（ Prehistoric Times）所取的副标题是“以远古遗迹和现代野蛮人的风俗习惯为例”。那些依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原始部落，例如塔斯马尼亚土著民，被认为是创造了阿舍利手斧的旧石器时代人在现代社会的代表。他们区别于之后的新石器时代人。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是更为精良的斧头，彼时农业也已经取代狩猎成为人们主要的生存手段。这样的类比持续了许多年，直到科学家们意识到，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直接比较，既会误导自己又会造成史实性的错误，这样的类比才作罢。除此之外，这样的方法错误地认定生活在现代的人并没有任何进化，只是古人的活化石而已。
考古学家将后续工作集中在搜集信息上，先是在欧洲，然后是在亚洲和非洲。在20世纪里，考古学家对早期人类的社会生活漠不关心，并开始更多地关注早期人类制造的工具和食用的食物。然而，社会生活仍旧不可避免地成为考古学思想的核心。澳大利亚的杰出学者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在其1951年出版的著作《社会进化》（ Social Evolution）中，将社会生活的概念又完整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柴尔德认为考古学在人类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类似于古生物学之于动物学。尽管对柴尔德来说，社会生活是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一起腾飞的。虽然不尽完美，但这一传统还是被保存了下来——考古学家将研究的焦点留在了社会生活上。由此，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和斯图亚特·皮哥特（Stuart Piggott）在1965年撰写了人类文明历程的大纲，并将其命名为《史前社会》（ Prehistoric Societies）。
描述人类的进化进程是我们的殷切期望，但人类进化的框架，即人类起源的必要背景研究，始终依赖于最匮乏的早期证据。科学家拓荒的决心和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让进化论思想迅速发展到现今这一阶段。这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发现来自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和玛丽·利基（Mary Leakey），他们两人于1959～1960年间在东非的奥杜瓦伊峡谷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与之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些石制工具，它们所处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将近200万年以前。
这一发现一举将大多数人想象中的人类历史延长了3倍之多。有关人类起源的时间深度被揭开了，这样久远的历史定然会让普莱斯特维奇和埃文斯大吃一惊，他们两人原本推测的人类历史至多只有几十万年之久。奥杜瓦伊化石出土时，正值人类历史开始用现代术语来标记的年代。当时，科学的年代测定法，如钾氩定年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科学家的发现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其他科学（包括心理学）也开始来敲考古学的大门。路易斯把握时机的能力恰到好处，他以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100周年的名义，成功地将自身的关键发现结集出版。彼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构思出了“心智进化的四阶段”理论，而欧文·哈洛威尔（Irving Hallowell）撰写了“自我、社会和文化”的相关著作。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向前迈进，对人类的早期心智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呢？
部分阻力来自其他看似积极的科学发展。其中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界掀起的一场变革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新考古学革命”。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把双刃剑。新考古学最伟大的倡导者之一是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他揭示了考古学证据的局限性。宾福德指出，选择性保存会扭曲历史记录，并且我们再现古人类过去生活的方式很容易创造出“现代神话”。当石制工具与动物骨骼，甚至是人类化石一同被发现时，你并不能简单认定那里就是一处“露营地”，甚或是一处“猎杀场”。有太多其他的自然因素能够造就出相同的结果。
从人族到人类的10步进化
有两方面的因素不仅让考古学家感到挫败，也令试图阐释化石记录的其他学科的科学家感到沮丧。第一，在新考古学中，传统的叙述方式遭到唾弃：化石记录不是历史本身，我们不能为它附加一个类似历史的故事。第二（这一点其实更为重要），一种观点开始凸显，它坚称如果你没有在化石中直接观察到某种东西，那么你就不应该去想象它。这种“所见即所得”的思想，将人性中的大片领域（如情感和意志）排除在了人类起源的科学研究之外。此举所投射下的阴影，让人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主导下的心理学研究。
心理状态源自心智计算，然而行为主义者却认为，因为心灵本身不能被直接观察，所以它甚至不应该被拿来公开讨论。人类的起源同样如此，许多学者认为，任何高级能力的出现都必须经过严密的论证，不能存在任何疑点。只有早期人类将思想（如艺术或精湛工艺）表达在实物载体上，他们才有可能被纳入现代人俱乐部。
现代人俱乐部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进入了考古学领域，当时，一个新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在文献著作中。这个新词是用来形容那些身体构造甚至是基因与我们相似，却有着不同的行为习惯的人类祖先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既没有艺术也没有基本的建筑物。他们的墓地往往都很简陋，没有殉葬品，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下葬的仪式。在这些墓地中发现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生活地点，要追溯至20万～50万年前的非洲和中东地区。事后来看，成为现代人俱乐部的成员，意味着你同时也是欧洲俱乐部的成员。在欧洲，艺术和精心装饰的墓地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组成部分，对此科学家早就有了解。
但是，我们此处所说的“成为人类”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呢？对一部分人来说，人类只包含那些拥有正式身份的成员：只有那些与我们相似的祖先才具备资格。这也在很大程度将人类的进化限定在了过去的20万年间。然而，在本书中，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种更加宽泛的理解。因为我们是灵长目动物，所以我们与我们的灵长目近亲，如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处在同一个进化树中，这个进化树至少需要回溯到数百万年之前（见图0-6）。所有一切都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做出解释，而非仅仅是最近的这一部分。
图0-6 灵长目动物进化树
该图表标明了主要的分化事件及其首次出现的时间。位于左边的是原猴亚目（如今由狐猴和丛猴来代表）；位于最右边的是猿类家族（长臂猿、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以及人类）；位于中间的是新大陆猴和旧大陆猴。
幸运的是，一个为期更长的历史记录拥有着巨大的魅力。这片在远古历史中扩充出来的领地，就像是考古学家新打开的一张折叠床。在打开床的一瞬间，考古学家才醒悟到自己所拥有的巨量空间。开拓者们拥有无穷的热情和精力，他们的实地考察工作追溯到200万年前的世界，并且吸引了大量来自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参与其中。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考古学领域的，它的各个方面又是如何相互关联的。一些生物学家认为，考古学家只有“几块石器和骨头”。但是，我们只消看看克拉克们(13)在考古学领域所完成的伟大工作，就会发现早期人类纷繁复杂的各类活动早已建立起极为浩瀚的记录，其内容之复杂是任何个体都无法单独掌握的。
在鼓励针对过去和当下进行研究（包括对类人猿的研究）的众多科学家中，开拓者路易斯·利基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也借此重构了我们有关人类进化的知识框架。路易斯于1903年出生在肯尼亚，在非洲接受教育，他对动物和人类在野外环境下的行为有着独特的理解。除了拥有丛林生活的经验外，路易斯还接受过西方的教育，能够研究各个时期的遗址。这不仅包括著名的奥杜瓦伊峡谷（见图0-7），还有维多利亚湖附近的中新世早期猿类遗址，以及位于东非大裂谷的石器时代遗址，包括被命名为甘布尔洞穴的遗址，这真的是非常巧合！
图0-7 奥杜瓦伊峡谷
此处数年来始终都是利基夫妇研究的重心。溪流穿过这片区域并切开了一个大缺口，暴露出古老的湖床和早期人族的活动遗迹。后者从岩石山丘（背景部分）上搬运石头以制造工具，这为我们研究他们的作业网络提供了最早的线索。
路易斯见识广博，他能够专注于研究动物在大草原和森林中求取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他的个性中也有一些桀骜不驯和特立独行的成分，因此，路易斯常常会惹恼自己的欧洲同行。
路易斯的同事，解剖学家菲利普·托拜厄斯（Philip Tobias）曾经特别称赞了他的洞察力，并指出路易斯抱有一种观点：从来不犯错误的人只会一事无成。路易斯认识到，我们只能够寄希望于利用现代动物来了解已经灭绝的动物，阐释“它们的结构、功能和行为”。在理解猿类所给予我们的启发上，路易斯远远地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些启发并不仅仅是关于猿类自身的，它还涉及人类进化的框架以及天性。
路易斯的许多工作都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包括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对黑猩猩的研究，黛安娜·福西（Diane Fossey）对大猩猩的研究，以及蓓鲁特·高尔迪卡（Birute Galdikas）对红毛猩猩的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古人类学研究处于一片喧嚣的热闹之中。在这一领域，大型国际考察探险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科学家的关注点主要落在了非洲，也正是在那里，我们将有关人类起源的翔实知识追溯到了400万年以前，寻觅到了我们与猿类的最后一位共同祖先。
图0-8 格林·艾萨克
已故的格林·艾萨克是“新考古学”运动中最优秀的思想家之一。
路易斯的儿子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以及在南非出生的考古学家格林·艾萨克（Glynn Isaac，见图0-8）开拓了东图尔卡纳的广阔区域；弗兰西斯·克拉克·豪厄尔（F. Clark Howell）和哈佛的研究小组在奥莫以北开展研究；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哈达尔，唐·约翰森和莫里斯·塔伊布（Maurice Taieb）领导的探险队取得了惊人发现，也将古人类学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他们发现了露西以及露西的南方古猿阿法种亲属。古人类学家蒂姆·怀特（Tim White）和他的团队在同一地区的发现也异常丰富，许多化石的潜在意味仍旧在等待着进一步的阐明。考古发现也并不仅仅局限在非洲：科学家对欧洲也重燃热情，随后便是远东和澳大利亚。所有这些发掘工作都贡献了许多关键性证据，并促使我们构建出了人类进化的剧本大纲。
经过一个世纪的化石搜寻和细致入微的实地考察工作后，人类进化的故事已经浮出水面。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类的进化故事以及博物馆藏品的分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我们在不断地获取新的知识。现在来重述科学家的发现史似乎不合时宜。然而，我们的确有必要在此时，依据已有的知识来简述人类的故事，尽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无疑将会随着新化石的出现而改变。然而，就当下而言，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图0-6（第30页）和表0-2所概括的内容，围绕着它，我们将建构出接下来几章的内容。
表0-2 从人族到人类的10个步骤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我们与非洲大猿，尤其是与黑猩猩的最后一位共同祖先，这大约是在700万年以前的事情（见图0-9）。我们并不知道这位祖先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关于它的化石。它未必就会是黑猩猩那个样子，因为和我们一样，自最后一位流浪在中非森林中的共同祖先算起，黑猩猩也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进化了700万年。我们只有极少的证据能够揭示这位共同祖先在之后200万年间所发生的事情。
图0-9 主要人族物种
该图显示的是过去700万年里，所有已知的主要人族物种。他们彼此间的亲缘关系尚存在许多争议之处，但我们意在说明祖先的传承概况，以及开始于300万年前左右的物种辐射。
近期，在非洲东部发现的少量骨骼化石以及在非洲西部撒哈拉沙漠边缘发现的一块引人注目的颅骨，就是我们现有的全部证据了。这些化石表现出的特异性是它们直立起来时的姿态——两足动物在行走时独特的站立姿态。所有其他的猿类和猴子在行走时都是四肢着地，猿类有着独特的身体特征，它们臂长腿短，为的是便于在大森林中爬上垂直的树干。人类的血统似乎正是从直立起来的身体区分开来。我们的双腿更长、双臂更短，这使得我们可以大步穿越森林间的空地。尽管最初的古人类并没有如我们如今这般优雅的体态，但他们仍旧具备了这种辨别性的特征。事实上，直立行走是将人族动物与其他类人猿真正区分开来的唯一特征。
然而，从大体上来说，我们所面对的仍旧是生态学意义上的猿类。但是，它们是分散在各类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中的猿类。对现存的猿类来说，当时的生态环境并不适宜居住，因为水果和柔嫩的树枝在极端干燥或潮湿的环境中都是无法存在的。它们包括拥有厚重牙齿的粗壮型南方古猿，下巴和牙齿都更为细小的纤细型南方古猿，以及身材更为轻盈，也许更多才多能的早期人属。与猿类相比，它们可能更依赖于块根、块茎、坚果、种子和动物蛋白，这些猜测都已经由现代同位素研究和显微镜研究所证实。有关它们饮食习惯的细节也正处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
能人在古人类学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利基和托拜厄斯曾认为能人是人属动物的最初成员（现在已经被其他候选者所取代）。能人被发现于奥杜瓦伊峡谷，与粗壮型南方古猿（东非人，或者严格来说是南方古猿鲍氏种）处于同一岩层，与之一同发现的还有简单的石核和石片。这里的文明被称为奥尔德沃文化（Oldowan tradition）。这些石器的制造者被认为是身型更为纤巧，外貌也更像人类的能人，因此他们的拉丁学名是“手巧之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石制工具的制造开始于50多万年前，但究竟是哪个物种制造了这些石器目前仍未可知。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石器制造者并不一定就是人属动物的一支——毕竟，黑猩猩也是熟练的工具制造者和使用者，我们也无法确定南方古猿就从未制造过石制工具。因为缺乏200万～250万年前的化石证据，人属动物的根源很难辨认，尽管如此，在这段时期之后的丰富考古发现表明，人属的早期历史异常复杂。这段时期的气候演变非常剧烈，伴随着一系列的物种灭绝和物种形成事件，因此要追溯这段时期的进化轨迹并不容易。然而，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珍贵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240万～230万年前，某种类型的早期人属已经确实存在了。
我们发现，早期人属是一个多元性群体，他们生活在距今190万～180万年前，这个群体其中的一个种群——直立人，以其进化寿命来看是非常成功一支。直立人种群，包括当地的一些变种，如非洲东部的匠人和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人，留下了接下来百万年间的化石记录。他们可能是第一批逃离非洲大陆，并殖民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古人类。
尽管将早期非洲人（匠人）和后期亚洲人（直立人）区分开来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旧大陆上一个高度成功的单一种群的组成部分。这个种群在时间和地域上都表现出大规模的变异性。直立人研制了一组极具特色的工具集，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手斧，这种手斧的设计和功能在之后的150万年里都没有再发生太多变化。这些人属的首批成员与他们的南方古猿前辈有了很大差异。他们身材高大、体形优美，并且，他们的脑容量也明显更大。他们显然更具游动性，身型也更加适应长距离旅行，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他们已经能够进行耐力跑了。这些特征对狩猎活动来说显然大有助益。在直立人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也许可以预见，作为一个不安分的物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会经常性地冒险迁徙，前往非洲和欧洲间的连接地带。
直立人在亚洲一直存活到了5万年前，但是在60万年前，他们在非洲就已经不断进化了。非洲匠人种群的一支发展出了更大的脑容量，也许是历经了一系列短暂的中间物种后，他们进化成了海德堡人。他们以德国的海德堡镇命名，因为第一例化石标本于1907年在那里发现。海德堡人的工具集是直立人手斧的改良版，其中还包括一些初级的复合工具，如将石器绑在木制手柄上，做成长矛。
海德堡人历经了进一步的进化发展，他们在欧洲逐渐变为尼安德特人，而在非洲则逐渐变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智人）。直到6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才离开非洲，并沿着亚洲南部海岸一路进入澳大利亚。尽管，他们在黎凡特（地中海东部地区，包括希腊、埃及以东诸国及岛屿）必然已经遇到过尼安德特人，但也只是在大约4万年前，他们的分支才经由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进入欧洲，也正是在那时，他们才真真正正地接触到了北方的古人类。
当时，尼安德特人已经在欧洲生活了几十万年，并且，他们的身体结构在进化过程中也适应了欧洲严酷、甚至冰冻的环境。尼安德特人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以近距离大型狩猎活动为基础，狩猎的对象包括鹿、马、犀牛和猛犸象。尽管这些动物数量丰富且膘肥肉多，但是，要用长矛来面对面地猎杀它们是非常危险的。大约在20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悠久文化的孕育下应运而生，人类工具的重大革新正等待着他们去实现。直到10万年后，我们才能在非洲看到最初的一批精致复杂的工具和艺术品（如项链）。而我们要再等上6万年，才能在欧洲看到丰富的雕塑、骨笛、珠链和洞穴艺术，这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的成果，它涉及人类的符号游戏。
也许是在不到4万年前，随着最后一次冰川期冰层的蔓延，最后一批尼安德特人在西班牙的南部地区逐渐消亡。最终，事实表明，尼安德特人在应对北方气候的种种挑战上，并不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更加优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文化上的变通性。到了此时，现代人类已经殖民了澳大利亚，他们正站在白令海峡的边缘，随时准备进入美洲。现代人“开疆扩土”的伟大运动几乎就要完结。只有遥远的海洋岛屿等待着人类这个单一物种去定居，并进而完成自己的全球之旅，尽管这些只是在最近的5000年中才开始。
考古学联手心理学，破解社群的奥秘
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在过去50余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让自己手中的潘多拉魔盒越变越大。如果纯粹从考古学的路径出发，我们将利用那些考古发现来讲述整个故事——我们可以坚称，只有考古学才能借助人类的物质遗存来描述和阐释人类的过去。接着，我们也许可以与为人类历史增添姿彩的各类化石唱一出双簧，以蒙混过关。但到了最后，这一切仍将失败。尽管考古学是文化记录的核心，但它始终都依赖于大量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为其做出注解。地质学家、环境学家以及年代测定专家，他们在建构文化记录上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近年来，灵长目动物学家、遗传学家、神经科学家以及进化心理学家也都参与其中，并做出各自的贡献。
这种互动是否意味着，一个整合版的人类进化故事已经成形呢？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的同事，古人类学家罗伯·佛利（Rob Foley）指出，我们利用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进化的努力并不充分。考古学家一直把人类的进化视为某种独特之物，而不是常规进化动力的“正常”产物——人类只不过是几十万独特物种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试图将人类分割开来，那么，我们就是遗忘了历史的进化阶梯，也忘记了我们的近亲总是能够表现出与我们相似特质的事实。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去阐释，我们是如何以及为何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并最终演变为现在的样子的，而非将我们自身与其他物种人为地割裂开来。
前几代思想家，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逐渐认识到所谓的社会心理进化的重要性。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心智是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伯恩哈德·伦施（Bernhard Rensch）和西奥多修斯·多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等人所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之一。在回顾过去时我们发现，这些科学家们所欠缺的是，他们始终将注意力放在塑造物种的解剖结构和行为适应上。他们几乎从未考虑过种群的内部互动，即个体间的交流是如何建构社会，并进而影响进化进程的。为了凸显这种进化动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基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相互作用理论。
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仍旧存在一个缺口，这个缺口首先由法国思想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提出的。在德日进看来，赫胥黎所谓的社会心理领域就是人类心智活动的总和，或者说，人类思想的总和。德日进说：“过去几百年来不可抗拒的潮流，已经将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即便如此，历史学家还是将社会进化置于生物学研究之外，并与之分割开来。正如德日进所说：“动物学领域和文化领域：它们仍旧是两个相互分隔的部分，两者在规律和分类上也许存在着某种神秘的相似性，但仍旧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然而，两者必然会悄无声息地相互交织。
近些年来，灵长目动物学家，如安迪·惠顿、比尔·麦格鲁（Bill McGrew），以及心理学家，如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已经在试图解释这些文化问题。当然，与黑猩猩的活动相比，人类文化的结构拥有无可辩驳的复杂性。因此，研究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往往将生物学家的努力视为荒谬的“还原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其实误解了生物学家所做的工作。从正确的角度来看，生物学家是在探索底部结构，即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而非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去电影院看电影，举行婚礼或者参观艺术展览。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会努力解开所有谜题。露西课题将解答人类进化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心理学家提供实验科学的视角，而考古学家则采用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将考古学和进化心理学这两个差异巨大的领域结合起来，旨在注明一些主要的问题。我们试图借由社会脑理论来寻找解答这些问题的方法，而非依赖纯粹的考古材料，或者只是基于当下来构思过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应如何从社会脑理论所提供的视角中受益呢？也许，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冲力，让自己逃离已有的知识范式——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智慧越高的物种越是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此，我们不需要对智慧的驱动力做出解释。
1921年，考古学家奥斯波特·克劳福德（Osbert Crawford）说：“从粗糙的石制工具到如今高度精密化的飞机，两者之间似有云泥之别；但是，一旦我们踏出了第一步，余下的路程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然而，我们仍然要问：“尽管事实如此，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历经这一系列惊人的转变？如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当然是人类进化伟大胜利的结果。我们所进化出的特征，成就了我们，也赋予了我们种种能力——生活在大型组织中的能力，从事战争、文化、叙事、宗教和科研活动的能力。站在这条轨迹另一端的是猿类，关于它们，我们也已经有了很多了解。
尽管如此，我们的目标并非就是去解释这种差异，或者去解释为什么有些物种失败了，而另外一些存活了下来。这不是一个在进化阶梯上稳步前进的故事。我们只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小小的分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曾探寻过许多其他求取生存的途径。其中的一些，如尼安德特人和许多不同种类的南方古猿，曾经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也非常成功，但最终还是在气候变化和生态竞争面前败下阵来。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解释我们自身这一特定物种的曲折故事。非洲森林中一只极其普通的古猿，在经历了风诡云谲的进化历程后，最终成为我们所栖身的这个星球上的主宰（不论这是福还是祸）。
传统的讲述这个故事的方法，就是依据化石和工具的自然演替，依据我们的祖先及其后裔在解剖结构和生态位上的差异。而我们将会尝试一个不同的方法：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尽可能多地关注于心理学的研究，我们还会考虑到认知和社会行为的相互影响，以及我们的祖先所使用过的工具和手工艺品。让我们开始讲述吧。
● 人类群体由多个层级的人际关系组成，不同的层次拥有不同的功能。不同层级的个体见面频次也有显著差异。
● 人类的友谊模型：人类被不同层级的友谊关系所包裹，在不同层级的关系中，我们与相关个体的感情深度和联系频次也会有所不同。5、15、50、150以及500，这些不同层级的数字几乎就是密友、至交、好友、朋友以及熟人的代名词。
● 小世界群体的结构，与个体的社交网络层级之间存在一致性，群体结构遵循3倍法则。
灵长目动物进化史上最伟大的创造就是社交活动，然而群居生活的代价绝对高昂。群体的规模越大，你每天为寻觅食物所走的路程就越远，因为每只动物都会有自己大致恒定的觅食区域。群居为动物增加了负担，因为它们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在树荫下安静地纳凉休息，或者与“朋友们”搞些社交活动。群居生活还会带来生理机能的损耗，因为其他动物可能会攻击你，夺走你美味的食物，或是占有你舒适安全的夜宿地。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类似事件的发生也将变得愈发不可避免。
即便这些个体间的冲突可能非常细微，然而经年累月叠加之下，它们所制造的压力以及诱发应激激素（如皮质醇）的分泌，不仅会让自己身心俱疲，还会对女性造成尤为严重的伤害。压力，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都会破坏控制女性月经周期激素的稳态（Homeostasis）：后果就是女性在整个月经周期中都没有卵子排出，并因此而出现暂时性不孕症。
这些代价对群体成员而言都是极为高昂的，也使得群体生活看起来并不划算，除非这其中包含一些其他的益处。对猴子和猿类而言，群体生活的好处就是使自己免遭天敌的捕食。通过集聚为一个社群，猴子和猿类迫使天敌很难找到落单的个体。它们甚至还能围攻捕食者，并将其驱赶。事实上，已经有观察者在非洲记录了狒狒的这种行为（见图1-1）。
图1-1 花豹与狒狒
花豹是狒狒以及许多其他旧大陆猴和猿类的主要天敌，尽管狒狒们偶尔也能够保护好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鬣狗和豹子等食肉动物是灵长目动物的主要威胁。如何降低自己被突然袭击的风险，成为真正意义上生死攸关的难题。当灵长目动物离开相对于安全的丛林，来到开阔的平原之上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灵长目动物可以藏身的地方非常稀少，而藏身地的间隔又可能非常遥远。群居生活使得灵长目动物更有可能从猎物成长为猎手。
人类群体的3倍法则
人类群体由多个层级的人际关系组成，建立起持续增大的社会群体，但人类群体并非就与猴子和猿类的群体完全不同。这些组织层级采用了种类繁多的名字，比如营居群、地方团体、露营团等。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与邓巴数相对应的社群。
在小规模的传统社会里，这种多层关系发起于各个家庭，各个家庭再组建起营居群，营居群再组建成社群。营居群的成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总是会有新的家庭或个人加入或离开。社群成员会在各个营居群之间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同一社群各个营居群成员的数量之和会恒定地保持在150人左右。
社群成员之间都是彼此相识的。在觅食社会中，这些社群（有时被称为氏族或区域性群体）是典型的拥有特定资源（如永久性水源）开采权的个体联盟。在生活稳定的原始社会中，社群通常表现为拥有自己土地的村落。
相比之下，社群之间的人员流动并不常见。尽管如此，各个社群之间仍旧可能联合成更大规模的群体，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要比陌生社群之间更为融洽。在考古文献中，这样的超级社群被称为“巨型营居群”，而人类学家则将其称为“同族通婚营居群”，尽管超级社群在过夜营组的意义上并非真正的营居群。超级社群其实更像是通商和贸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中，相邻的社群对彼此有充分的了解，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意愿去交易商品，例如，交易用于制造工具的原材料，甚至是交易制备好的工具或其他人工制品，因为某些社群可能并不善于制造某些工具。超级社群还可以充当寻找婚姻伴侣的关系网络。
巨型营居群之上还存在着更高等级的群体组织，它们由巨型营居群联合组建而成，其群体成员则是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个体。这种更高等级的群体有时会被称为部落–语言团体。人类学家经常回避使用“部落”一词，但在这个特定的含义上它非常贴切，部落一词经常被使用于组织结构异常明晰的澳大利亚。研究结果表明，上述层级分明的群体组织都有着特定的规模，并且其规模的大小依照3倍系数递进。换言之，每一个更大的群体组织的规模都是其下一级群体组织的3倍。部落的规模3倍于巨型营居群，巨型营居群的规模3倍于社群，社群的规模3倍于营居群（见表1-1）。相关的各个数字通常大约为1500、500、150和50。
表1-1 3倍法则
狩猎–采集者社会中的3倍法则，适用于所有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型
如果我们自下向上观察，也就是从个人层面开始观察，而非从高处俯瞰，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大致相同的层级模型。相关研究表明，如果我们要求某个人列出他所有的朋友并述说他们之间的交情，说明他们见面的次数，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外观完全相同的友谊模型：人类被不同层级的友谊关系所包裹，在不同层级的关系中，我们与相关个体的感情深度和联系频次也会有所不同。5、15、50、150以及500，这些不同层级的数字几乎就是密友、至交、好友、朋友以及熟人的代名词。
至关重要的是，150人的社群与超出这个层级之外的群体之间似乎存在很大不同。在由150名个体组建起的社群里，我们彼此共享一种基于信任和责任的互惠关系。我们有过一段共同记忆，我们认识这些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他们同样也熟知我们。那些落入150人层级之外的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熟人，他们和我们的关系非常普通，并不涉及互惠的义务，也不涉及为其排忧解难的责任。这种根本性差异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施惠于他人的意愿。
处于最外部的层级，即那个外延至包含了大约1500人的层级，似乎就对应着一系列我们可以叫上名字的面孔。这是一个纯粹的记忆问题，其边界受限于大脑的记忆容量。这很好地说明了一点，认知能力限制了我们记忆和处理人际信息的数量。我们列出的1500人之中，除去我们的家人、朋友和熟人之外，就是那些我们认识但与我们没有丝毫关系的人：我们认识他们，但他们不认识我们。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人必然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英国女王、各种类型的摇滚明星、某一固定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的名人，等等。如果走在大街上，我们完全可以将他们认出来，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有两种认识世界的视角，一个是将世界作为整体从高处俯瞰，一个是自下而上地观察个人的社交世界。不过，这两种视角居然高度重合，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并且我们也无法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不过，这可能暗示着，群体组织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的形式，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由个体成员的私人关系网络所组成的。换言之，群体组织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的层级和规模，是因为它受限于个体处理各种亲密关系的能力。
在现实生活的另一情境中，3倍法则似乎同样适用，那就是军事组织。3倍法则定义了军队一系列的层次规模，我们觉得这非常值得一提。现代军队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结构，它们是由封建贵族组建起来的临时单位演变而来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最高领主。1618～1648年，摧毁整个北欧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和天主教的军队不仅各自伤亡惨重，他们在各地农村的横冲直撞也极大地毁坏了当地农民的生活。
领导新教军队的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五世（Gustavus Adolphus V），他对军事历史的贡献在于创建了现代军事组织的雏形。阿道弗斯五世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管理问题。要在17世纪的战场赢下战争，意味着要解决两个互不相容的问题：最大化战场上的作战人数（你的军队规模越大，你越有可能夺取胜利，至少大多数时候是如此），同时保持不同的作战队伍之间的协作能力（随着军队规模的增大，士兵之间的协作能力会急剧下滑）。阿道弗斯五世推行的改革最终催生了现代军事组织，改革的内容就是将结构整合和严格的纪律（你必须服从你的上级）相结合。阿道弗斯五世改革中的组织结构化内容，对我们而言是最为有趣的部分。
现代军事组织作为一种人类社群，其结构完全遵循3倍法则，队伍的人员数量也基本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现的几个数字相一致。一般而言，1个班12个人左右，3个班将组成一个40～50人的排，3个排将组成一个150人左右的连，3个连将组成一个500人的营，3个营将组成一个1500人的团，3个团将组成一个5000人的旅，而3个旅将组成一个15000人的师。当然，实际的划分可能会有细微不同。
不同的军队会使用不同的名称，但其人员数量通常来说都是相似的。在所有现代军队中，一个连的人数在120～180人之间。连队被视为军事组织中的基本单元，它是可以作为独立实体单独行动的最小组织单位，连队的士兵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家人。请注意，我们在小规模的传统社会中所发现的最外层层级是1500人的部落，而军事组织在部落层级之外至少还会有两个层级。
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虽然古罗马人对他们的军队结构做了多次调整，但每次还是会回归到同一个系统上来。步兵支队是在公元前315年推行的军事战术小组，由三列40人的步兵组成；罗马帝国军团在之后采用了百人队的结构，这是一个更小的作战单位，但在最负盛名的第一步兵大队中，每支百人队的人数增加到了160人。
时间和共情对亲密关系的重要意义
在我们的个人社交网络中，我们与处于不同层级的个体的见面频次也会有显著差异。一般说来，我们每天大概会花两小时来参与社交活动，这其中并不包括工作交流时间，因为在工作时我们更多地是在考虑工作而非社交，也不包括我们与医生、律师、面包师等人的交流时间。你可以将这两个小时视为我们的社交资本，它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因此，我们为每一位朋友和熟人所能投入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我们把自己40%的社交资本投给了我们内心最重要的5个人，他们每人平均分得我们8%的社交资本。我们将另外20%的社交资本投给了15人层级之内的其余10人，他们每人平均分得我们2%的社交资本。50人层级之内的其余35人，平均每人能够分得我们0.4%的社交资本；而处于最外层级内的其余100人，平均每人至多能分得我们0.25%的社交资本——相当于我们每年只和他们见一次面。下文的专栏里，论述了社交时间对于灵长目动物的重要性。
社会群体的大小会受到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我们将其称为认知负荷。然而，时间在此也扮演了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在对个人社交网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求被试告诉我们，他们与自己的每一位朋友见面的频次，以及与朋友在感情上的亲密程度。我们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1～10分的评分量表来测量人们的感情亲密度，尽管这个量表非常简单，但事实上它与许多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感情亲密度量表呈现出良好的相关性。
时间的重要性
有两个原因使得时间对猴子和猿类来说非常重要。一个原因是，它们必须在一天12个小时的清醒时间里穿梭于各个能够获取食物的地点，完成觅食工作。在自身进化史的早期阶段，猴子和猿类选择了严格的昼夜生活方式，它们夜视能力极为糟糕，必须白天觅食。体形和脑容量的增大还需要额外的觅食时间作为补偿，以确保个体摄入足够的能量和其他主要的营养成分。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社会性梳毛所需要的时间。因为灵长目动物会借助于相互梳毛来确立彼此的社交关系，这种关系的紧密程度直接取决于彼此交换的梳毛时间。因此，那些生活在大群体中的物种，花费在梳毛上的时间也会相应提高。群体越大，群体内的动物花费在社会性梳毛上的时间就会越多。
动物们如何分配花费在这些核心活动上的时间，对它们成功开拓特定栖息地至关重要，也会影响它们生活的群体规模。露西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理清不同种类的猴子和猿管理自身时间资本的方式，以及找到会对这种管理造成影响的气候和环境因素。
课题成员朱莉娅·莱曼（Julia Lehmann）和曼迪·考斯特基恩斯（Mandy Korstjens），针对非洲的猴子和猿类建立了一系列的时间分配模型。她们的研究表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温度和季节。温度很重要，因为温度会影响动物们所能获取的食物的质量，美味多汁的水果多见于阴凉的森林中，因为那里的地面温度更低。此外，中午的高温会驱使动物们在阴凉处休息，这进一步缩短了在白天的活动时间。
这些模型后来被该项目上的一位研究生卡洛琳·本特瑞奇（Garoline Bettridge）所借鉴。卡洛琳将其用于探索南方古猿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时间限制问题，以及应对方式。卡洛琳发现，如果南方古猿是普通猿类，它们将不可能在实际居住的栖息地中生存下来。这主要是因为它们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将会大幅飙升。
直立行走似乎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既是因为直立行走在能量利用上更高效，又因为更长的双腿也更节省时间。然而，单单是这一因素并不足以保证南方古猿占据实际生活的栖息地。为了减少觅食的时间，饮食结构的改变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饮食上的改变似乎就包括更加依赖根菜类和块茎类食物，因为这类食物的供给来源更加集中。
结果表明，两个人的感情亲密度与他们的接触频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你与某人联系的频次越高，你与他的感情就会越亲密（见图1-2）。这一发现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而与某个人交往减少，也许是因为你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居住，无法再轻易地见到他，那么，你与这个人的关系很可能会迅速降温，正如我们在感情亲密量表上所看到的那样。
图1-2 感情亲密度与见面频次的关系
我们越是与某个人感情亲密，我们与他（她）见面的次数就会越多。此图中，距离最近一次联系的平均时间与不同性质的亲密关系（由感情亲密度表征，10代表极其亲密）相对应。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亲密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变化，来验证这一假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找到一群将要离开家乡的人，这样他们就会很难与自己原来社交圈里的成员保持相同的交往频率。这项研究由山姆·罗伯茨（Sam Roberts）领导，我们付费招募了30名18岁的学生，彼时他们正处于中学时期的最后半年，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可以获取他们在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的通话记录。通过这些通话记录我们用6个月的时间来逐步建立起这些学生在家乡的社交网络图，而当他们进入大学以后，我们还可以追踪他们在大学里第一学年的生活。大学是一个有许多机会可以结交新朋友的地方，而这些学生与家乡的空间距离也意味着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见到老朋友。
研究的结果令人吃惊。当交往的频次下降以后，被试学生与社交圈之间的感情关系亲密度也会骤然跌落，而这至多在6个月内就会发生。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让人惊讶。当然，这可能只是青少年的特性，或者说只是因为青少年的友谊本就变幻无常。然而基于以下两点考虑，我们并不会做此推断。首先，这些人并不是孩子，相反，他们正处在成长为成年人的临界点上；在此次研究结束时，他们恰好步入20岁。其次，我们的研究并非是证实了这一效应的唯一研究：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便是成年人在离开原来的住所后，他们的朋友也会相应改变。我们的项目与先前的研究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仅能够指明哪些友谊已经凋亡，哪些友谊尚存，还能够指出友谊与感情亲密度以及交往频次的相关性。一言以蔽之，时间就是一切。当你不再为一段亲密关系投入时间时，这段关系也就枯萎了。
亲密关系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利他行为。我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对朋友的利他倾向非常显著地依赖于他们之间的亲密度。关系愈是亲密，就愈是愿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或者施以恩惠。在我们的另一项研究中，奥利弗·柯里（Oliver Curvy）要求被试在社交网络的每一层级中提名一个人，然后说明自己在得到请求的情况下是否愿意将肾脏捐献给他。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15人层级之内的人的捐献意愿要高出150人层级之外的人15%。
当然，询问你是否愿意做某件事（例如捐献肾脏）是一回事，而让你当天真正去做这件事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在另一项研究中，我们要求被试去进行一项非常痛苦的滑雪练习，目的是为提名的亲属赚取金钱。这项练习是一项标准的滑雪训练，它包括背靠墙壁，仿佛身下有椅子一样坐下，但其实身下是没有椅子的。训练的目的是增强四肢肌肉，让你在障碍滑雪中的动作更加优雅。一开始时，训练是非常轻松的，但在3分钟后，就会演变为剧烈的疼痛，大多数人都会在4或5分钟后因为难以忍受痛苦而瘫倒在地。
被试在这个动作上每坚持一分钟，我们就会支付给他1英镑，被试在每一次练习中所赚取的金钱都会直接交给他们指定的个体——顺序是他们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姑姑／叔叔、侄女／外甥、表亲或同性朋友。不管被试是怎样执行这项练习，他们所赚取的金钱数额都会依照以上所列顺序递减。这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利他主义，因为被试为了赚取金钱必须承受痛苦。被试更愿意为那些与自己非常亲近而非疏远的人承受痛苦。感情亲密度和利他主义是相辅相承的。顺带说明一下，我们也在这次研究中加入了一家知名的儿童慈善机构，然而被试在这个选项上的表现总是会比其他所有受益者都更差。
友谊是非常脆弱的，如果得不到及时强化，它就会迅速衰落。但个体与家族成员的关系却明显不同。在针对学生离开家乡进入大学的那项研究中，我们经过18个月的跟踪调查发现，亲情关系的牢固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它完全不会受到交往匮乏的影响。这种亲情关系并非仅仅包括你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它已经涵盖了整个家族，会一直延伸到你父母的表兄弟（或姐妹）的孩子。你可能已经和自己的一位姑姑、叔叔或表亲超过一年没有联系了，但这一事实似乎丝毫不会撼动你对他们的亲密感受，也不会影响他们对你的亲密感受。事实更可能是，你离家的时间越久，你对亲属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亲密度越高。
这种亲情溢价将不可避免地延伸至行为上。不管我们的朋友身处于我们的社交网络的哪个层级上，我们对亲属始终都比朋友更慷慨。平均来说，你捐献肾脏给亲人的意愿会比捐献肾脏给朋友的意愿高出40%。当然，这种对于亲属尤其慷慨的行为并不是什么新闻：这是一种被称为亲缘选择的进化过程，我们之所以更加偏袒亲属而非无血缘之人，是因为亲属和我们共享了一部分基因。这一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是小规模社群和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前一节中，我们探讨了时间对于亲密关系的重要性。然而，在限制我们交友的数量上，时间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的亲密关系是一种感性的东西，我们心理上的某些特性很可能是我们管理亲密关系的关键。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共情，另一个则是我们对自己的朋友的理解程度。
即便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情绪研究都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心理学家都在尽可能地避开情绪研究。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情绪反应似乎是右脑的功能。语言中枢位于大脑的左半球，它与情绪中枢的连接并不是非常理想，以至于我们发现，要思考自己的情绪状态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我们无法用语言来恰当地表述情绪。我们没有一种用以描述这些内部状态的语言，对情绪的强度和性质，我们也缺乏任何科学的度量标准，这就意味着我们几乎不可能去比较两个不同个体的情绪状态。我的悲伤或快乐是否就比你的更多，或者更少？对此我们无法解答，也难以分辨。
这恰恰就是为什么青少年总是认定，他们自身所承受的苦恼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正是这样的僵局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行为主义者们开始相信，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讨论动物（包括人类）的精神状态，并代之以研究那些我们可观察、可测量的东西，即它们的行为。
我们也许会想屈服于行为主义的诱惑，尽量绕开对情绪问题的研究，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情绪在亲密关系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感到温暖和幸福，而很多亲密关系又都终结在极为强烈的愤怒和沮丧情绪中。在由麦克斯·伯顿领导的一项研究中，540名被试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经历的感情破裂事件。这其中包含了一项出人意料的事实，65%的感情破裂都是发生在亲密的家族成员之间（包括表亲在内），最大的单一类项毫无新意地出现在爱情关系上（占34%）。亲密关系破裂的最常见原因是被认定为缺乏关爱，而猜疑和嫉妒则紧随其后。所有亲密关系的破裂都会伴随着感情亲密度的急剧下降，愤怒和痛苦情绪也会随之而来。
当然，当一段亲密关系运作良好时，我们只会感受到与之完全相反的情绪，尽管我们很难精确地指出这些情绪的真实本质。当一段亲密关系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我们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语言描述往往会支离破碎、语焉不详。但有一个方面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们在一段成功的亲密关系中能体验到温暖。
情绪的另外一个维度与我们的进化和社会脑直接相关。表1-2所示，情绪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最底部的是心境情绪，它指的是我们对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的直觉感受。我们会体验到诸如安全和忧虑的情绪，同时又不一定能够确切地指出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一个安全的港湾和一处阴森恐怖之地，就是我们对某个地方或某个人的最基本理解。在心境情绪之上是基本情绪。基本情绪对我们的生存具有非凡的意义。恐惧、愤怒和幸福是所有哺乳动物所共有的情绪。它们使我们得以在威胁和危险面前做出情绪反应。
表1-2 情绪阶梯
处于最顶层的是社会情绪。这些情绪要更加复杂，包括内疚、同情和骄傲等人类的情感。这些情绪之所以能够如此鲜明地独存于人性之中，是因为它的起效依赖于心理化的能力。羞耻感源自我意识到他人对我抱有某种看法。我们注意到犬类也常常表现出内疚和羞耻的情绪，但是，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将其视为一种非凡的例外，因为家犬在很大程度是由人类驯化出来的，所以犬类也具备了人类的一些心理特质。
建立更大、更紧密的社交圈就意味着选择压力
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一些与亲密关系相关的心理学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最初看来是完全晦涩不明的，但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我们对此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与亲密关系相关的心理现象就是一种心理化能力。心理化能力是一种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尤其是理解他人的意图的能力。丹尼特自“心理化”一词上创造出了另外一个词语——意向性立场（intentional stance）。
意向性立场是指我们理解他人话语中所欲传达的真实含义的非凡能力。语言是一种臭名昭著的油滑之物，它所表达的含义常常是暧昧不明的。事实上，在我们采用暗喻或讽刺的修辞时，语言的表面内容可以与它自身的深层含义截然相反。我们之所以能够弄清楚某段表述的真实含义，是因为说话者通常会在说话时运用腔调或手势来给予我们一些暗示。
心理化能力是我们能够完成这一复杂的、对我们而言又极为普通的社交任务的原因。心理化与共情相关，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共情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热”的认知形式（我们能感受他人所感受到的情绪），而心理化则是一种更加“冷”的认知形式（“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心理化是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经常用到的技能，它能够帮助我们弄清每个人都想要什么，他们对我们的某些行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我们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事。
儿童最初获取心理化能力是在5岁左右。此时，儿童第一次认识到其他人有自己的心思，这些心思可能会致使他们对这个世界抱有完全不同的信念。心理学家将这种能力称为“心智理论”（意为儿童掌握了一种关于心理的理论）。一旦儿童掌握了这一技能，他们将做到两件先前完全无法做到的重要事情。
其一是说出具有说服力的谎言，因为他们此时已经知道你会如何对待他们所说的话，并借此向你传达错误的信息。其二是沉浸在真正虚构的游戏之中。玩偶娃娃的茶话会现在具备了某种真实性：洋娃娃们可能会泼洒出（空）杯子中的水，弄脏自己的衣服；由一条细绳所牵着的木块是一辆真正的汽车，它正奔驰在花园的“车道”上。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它让某些远比儿童游戏更为重要的东西成为可能：文化的产生。但首先，这种能力与人际关系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就生物的整体演变而言，5岁儿童所掌握的心智理论，并不是什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心智理论不过只是个体采用他人视角来看待事物的能力。我们知道，这种观点采择过程是其他猴子和猿类也能够完成的。尽管心智理论并不仅仅包含观点采择（它不仅包括理解他人的立场，还包括借此洞悉他人的意图），但心智理论可能是一种我们与其他类人猿所共有的能力。在这里，意向性立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度量标准，因为意向性建构了一种层次等级，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系列反射性的心理状态。我信奉某物的事实（我知道自己的心思），等同于第一阶意向性；而我相信你怀有某种信念（你的思想状况），则是第二阶意向性。这是5岁儿童在掌握心智理论后，所能够达到的水平。
成年人在这一点上显然能够做得更好。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表明，第五阶意向性是大多数个体所能够达到的自然上限。这相当于在说：我想知道（wonder）你是否 猜想（suppose）我 想要（intend）你 认为（think）我 相信（believe）某事是真实的。5个黑体词语就是指称心理状态的术语，哲学家将其统称为意向性。
这种心理能力的确令人赞叹，然而某些人甚至能够在这件事上做得更为出色。我们的研究表明，大约20%的个体能够准确地应对第六阶意向性陈述，还有极少数个体甚至能够把握第七阶意向性陈述。当然，这种个体差异同样存在于另一方向。有一定比例的个体只能把握第四阶意向性，还有少数个体可能会在处理第三阶意向性时受挫。相关数据分布曲线的尾部非常之长，因为有一小部分的成人甚至未能掌握心智理论（第二阶意向性）；这些人通常会在临床上被诊断为自闭症患者，他们只掌握了第一阶意向性。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别辛酸而又极具启发性的范例，因为这种缺陷会导致他们完全无法融入成人的世界。这一情况同样会发生在智力正常（甚至是超乎常人）的相关个体身上。
这种心理化能力是引导我们踏入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关键，因此我们想要弄清楚，个体处理意向性任务的能力是否与他们社交圈子的大小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与杂耍相类比：就像技巧娴熟的艺人能够在同一时间让更多的球停留在空中一样，那些掌握了第六阶意向性的个体，也会比仅能处理第四阶意向性的个体拥有更大的社交圈。这一猜测首先在杰米·斯蒂勒（Jamie Stiller）的课题中得到验证。他采用了一系列简短的故事和短文（大约200个单词），来测试人们理解故事中各种心理状态事件的能力。个体处理这些任务的能力与他们所列的最内两个层级的好友数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社交生活触发心理上的愉悦感
社会脑理论告诉我们，以灵长目动物来看，社群规模的大小是受限于大脑新皮质的体积的，或者说，至少是受限于大脑新皮质某些区域的体积的。该说法中还包含一个明显的引申判断：如果这种现象存在于各个物种之间，那么，它也应该存在于特定物种之内。换言之，我们应该能够证明，个体脑容量的大小与其社交网络规模之间存在相关性。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
利用强大的脑部扫描新技术，我们与佩妮·刘易斯（Penny Lewis）、乔安妮·鲍威尔（Joanne Powell）以及尼尔·罗伯茨（Neil Roberts）一起验证了这一假说。脑部成像仪能够穿过颅骨，生成活人的大脑图像（见图1-3）。
图1-3 人脑的主要分区及其功能
它所利用的是大脑中不同物质的密度差异，以及脑电活动或脑部血液流动的微弱信号。不同的技术能够完成不同的工作：一种技术可以测量大脑不同区域的体积；另外一种技术则可以查看当大脑处理特定任务时，它的工作强度。
我们所做的实验非常简单直接。我们要求被试列出他们在前一个月内定期联系的所有人（大致相当于15人层级），接着，在被试进行意向性测试的同时，安排他们进行脑部扫描。最终，我们得到了两个重大发现：
首先，被试在执行多等级意向性任务时，大脑的激活区域与被试在执行简单心智理论（即第二阶意向性）任务时的激活区域相同。这些区域包括，耳朵上方的颞叶区和眼睛上方的前额皮质的部分区域。然而，我们研究的新奇之处在于，那些能够应对更高等级意向性任务的个体，这些区域的体积也越大。
其次，那些拥有更多朋友，能够处理更高等级意向性任务的个体，其眼窝前额皮质的体积也会尤其大。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其中存在清晰的因果关系：那些拥有更大眼窝前额皮质的个体，往往能够处理更高等级的意向性任务，也正因为他们能够处理更高等级的意向性任务，因此他们会有更多的朋友。
这一极为惊人的发现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社会脑理论在同一物种之内同样成立，且其效力不亚于在不同物种间的应用。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社会脑理论提供了一种进化棘轮，促使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依靠自然选择程序增加自身的脑容量。当自然选择在不同个体身上产生差异化的效用时，进化也就发生了。因为这种差异化效用与适应性相关。适应性主要表现为个体所遗留下的后代数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那些拥有更大脑容量（至少是更大的眼窝前额皮质）的个体能够在社交上取得更大成功，并进而遗传下更多的后代，而其最终结果就是代际间脑容量逐渐增大。
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一点是否完全适用于人类，但是，我们在东非研究狒狒的过程中发现，相比于社交圈更小的雌性狒狒，拥有更多朋友的雌性狒狒会留下更多的存活后代。朋友对个体而言的确非常重要，这也许是因为朋友能够帮助你应对群居生活中的刺激性压力。当你遭受非难时，朋友会赶来援助你，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仅仅因为他们生活在你附近，就能够让恶人远离你。第二，社会脑理论提醒了我们，为什么社会生活如此难以应对。社交活动消耗了我们大量的脑力资源，尽管这个消耗过程是内隐的（即本能性的）而非外显的（即涉及意识思维的）。
这会提醒我们去注意一个更深层次的进化论观点。脑组织是极其昂贵的（每克脑组织所消耗的能量是肌肉组织的20倍），要进化出更大的脑容量就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自然界必然存在着青睐于更大脑容量的强大选择压力。社会脑理论恰巧告诉了我们，这种选择压力是什么：建立更大型、更紧密的社群组织的需求，其中包含与之相对应的更大数量的亲密关系。
当然，社会脑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选择压力在催生大型的社群组织，尽管我们从对猴子和猿类的研究中得知，对抗捕食者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推断，源自捕食者的压力非常巨大，它足以迫使那些想要迁居危险栖息地的个体发展出社会性的反制策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谱系中所发生的事情，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似乎还有其他力量参与了进来。但它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大脑和认知的关系中潜伏着一个疑难问题，需要我们给出一个进化论的答案。因为大脑的能量消耗巨大，动物们必须寻找更多、更好的食物来为其提供营养，所以大脑需要一个真正合理的理由来为自己所选择的进化路径正名。
前文已经谈到过有关情绪的棘手问题及其研究难度。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以审视社会联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在猴子、猿类和人类中，社会联结似乎包含某种双重加工机制。一重加工机制就是认知过程，它允许我们完成诸如心智理论程序中所包含的心理计算问题。这重加工机制还会促成更为外显的认知过程，如信任和互惠关系中所需要的认知。在信任和互惠关系中，我们会始终铭记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以及背弃了自身义务的人。而另一重加工机制则有着很大的不同，它的形式更类似于与情感成分相关联的“热”认知。它发起于一类被称为内啡肽的神经肽。内啡肽的子类别β-内啡肽，尤其与猴子和猿类的社会行为紧密相关。这些化学物质由下丘脑分泌（下丘脑位于大脑新皮质之下，是潜藏在旧脑深处的一小块区域），它们的受体广泛分布在整个大脑中，这些受体在疼痛管理区域的分布尤其密集。
内啡肽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由大脑分泌，效用是对抗身体出现的疼痛和应激状态。心理应激也会导致内啡肽的释放。内啡肽在化学作用上与吗啡类似，它能够抑制疼痛，并给予我们快感。这一点与吗啡及其他鸦片制剂相同。唯一的差异在于，我们并不会像对人工鸦片那样，对这种大脑自身分泌的化学物质产生生理依赖。社会性梳毛就是能够促使内啡肽分泌的情境之一，社会性梳毛本身就是猴子和猿类形成社会联结的核心机制（见图1-4）。这是因为有一组特殊的神经只会对轻柔的抚摸产生反应，而在社会性梳毛的过程中，对皮肤和毛发的抚摸触发了大脑中内啡肽的分泌。
图1-4 梳毛
对于这只日本猕猴来说，被梳毛的过程是一种非常放松的体验，因为梳毛者的抚摸动作会诱发内啡肽的分泌。
鸦片制剂能为人类带来快感，这就是成瘾的原因。当然，内啡肽同样能激活大脑的奖赏机制。我们从中得到的欣快感，使得我们不断渴求重复触发内啡肽释放的行为。与此同时，内啡肽所带来的放松效应营造了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允许我们与任何凑巧共事的个体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猴子和猿类并不会随意地为它们团体中的任意个体梳毛。相反，它们都有特定的梳毛伙伴，而它们的梳毛伙伴也正是自己的重要盟友，会帮助自己对抗群体生活中必然存在的压力。
体育锻炼诱发内啡肽分泌，是运动过程产生痛苦的自然结果。在结束一次锻炼活动后，我们会获得一种与摄入鸦片制剂相类似的情绪高涨感，我们会觉得整个世界安好、舒心。事实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选择定期运动，早上8点钟散步在市中心体育馆的人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确可以从某些药物制剂引发的效应中获得快感，事实上，内啡肽似乎有助于调节免疫系统，并给予我们真正的医疗效果。
如果我们是和同伴一起进行诱发内啡肽分泌的活动，还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效力。和其他人一起进行内啡肽释放性活动，会显著提升效果，令内啡肽的作用力更强。我们并不知晓其中的原因，但在猴子和猿类中，这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彼此进行社会性梳毛的两个个体，会结成稳固的互助同盟关系，其结果就是梳毛伙伴愿意彼此守护，必要时，它们还会一起对抗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一言以蔽之，内啡肽能够塑造友谊，建立亲密关系。
至少还有另外两种情境会诱发内啡肽的分泌，那就是发笑和音乐。我们曾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两种独特的人类活动会令我们如此着迷？事实上，为了享受它们，我们甚至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尽管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曾公开指出，音乐不过只是进化意义上的奶油蛋糕，并不具备特别的意义或价值。然而，在生物学中，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法则：如果机体愿意不惜代价投资某物，那么这项东西就不可能是毫无功用的。因此，我们乐意为某物花费金钱是在提醒我们，该物极有可能存在进化意义上的功能和价值。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针对发笑和音乐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利用疼痛阈值来作为内啡肽释放的指标。其中的逻辑非常简单。如果内啡肽是疼痛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在疼痛产生时被分泌出来的，那么，在一次大笑或音乐创作后，疼痛阈值提高就是释放内啡肽的证据。基于这一想法，实验中，我们将用于冰冻酒瓶的酒瓶套子套在被试的手臂上，以测量被试的疼痛耐受性。他们的疼痛阈值以他们耐受酒瓶套的时间长久来计量。接着，被试将会参与到令他们发笑或者涉及音乐表演的活动中，之后，我们会再次测量他们的疼痛阈值。如果他们的疼痛阈值没有变化，或者疼痛阈值在活动后变得更低，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发笑和音乐活动并不存在内啡肽效应。但倘若疼痛阈值在参与活动后变得更高了，那么，这一定是因为内啡肽分泌的效果。为了确认这一点，除实验组以外，我们还设立了一个控制组。控制组的成员会参与类似的活动，但其内容不会涉及发笑或主动的音乐创作。如果在实验情境下被试疼痛阈值提高，而在控制情境下被试疼痛阈值没有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上述活动引发了内啡肽的分泌。
我们一共进行了6组笑声实验，其中包括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一个脱口秀节目。除去这个脱口秀节目外，我们对实验组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喜剧电影。而控制组被试所观看的，都是在我们看来非常枯燥无聊的视频，包括旅游宣传片、宗教节目和高尔夫教学视频。音乐实验则略有不同，在这类实验中，我们需要被试主动表演音乐。我们一共进行了3组音乐实验。第一组是比较两次宗教仪式（祈祷会与载歌载舞的魅力型仪式）；第二组是比较一支鼓乐团和一家大型音乐零售商的店面员工（这些员工每天都会听大量音乐，但自己其实并不表演）；第三组是观察流畅的音乐表演和时常被打断的音乐表演（在彩排过程中，音乐表演时常会为了纠正错误而被迫中断）。
所有这些实验的结果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实验组中观看喜剧电影并被逗笑的被试以及主动演奏音乐的被试，他们在完成各自任务后，其疼痛阈值都会有所提高。而控制组的被试，无论他们是观看了无聊的视频，进行了祷告，还是聆听了音乐，其疼痛阈值都没有变化。换言之，发笑和音乐表演都是触发内啡肽效应的有效机制。它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这些活动对身体造成了压力。
在演奏乐器时，这一情况尤为明显：演奏乐器是一种消耗巨大的体力活动，你要为之付出大量的努力。演奏中精神也必须集中，这对身体来说是另一种压力。发笑和歌唱对身体造成压力的原理可能稍有不同，也就是说，横膈膜和胸腔肌肉需要以一种非常精确的方式发力，以发出我们需要的声音。譬如，歌唱就比说话困难得多。发笑不仅涉及肌肉的辛勤劳作，还会耗尽我们的气力。因为在发笑过程中，我们只呼气不吸气，这会清空肺部，令我们喘不上气来。俗话说“笑到肚子疼”是有道理的。
尽管黑猩猩（可能还包括其他类人猿）和我们一样也会发笑，但它们的发笑过程与我们的发笑过程存在结构上的差异。黑猩猩的发笑过程，只涉及一系列简单的呼吸／吸气运动：每一次发笑都伴随着一次吸气过程。这一关键差异意味着，猿类在发笑过程中并不会遭遇气力耗竭效应。人类所做的似乎是，从猿类身上汲取基本的发笑功能，并在两个重要的层面上对其进行结构性改造，这样人类的发笑过程就会更易疲劳，并在社交意义上产生升级版的内啡肽效应。这与我们在社会性梳毛中所看到的内啡肽效应相似。
音乐表演的作用原理似乎也与此相同，它同样具备社交意义。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只有主动的音乐表演才具备该效果：单纯地聆听音乐并不会产生相同的效应，尽管音乐为我们带来的情感痛楚是否涉及内啡肽效应以及其他的神经或神经肽机制，仍未可知。但是，我们推测，内啡肽效应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喜欢舞蹈，以及为什么舞蹈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本章中，我们重点讨论了现代人类的行为特点，这也是我们进化历史的终点。我们得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小世界群体的结构，与个体的社交网络层级之间存在一致性。这些群体的结构遵循3倍法则，每一层级都是它前一层级的3倍大。我们同样看到，大脑的结构是如何为我们记忆他人的信息以及对这些信息做出回应设定限制的。认知负荷的压力不仅存在于个体身上，还存在于社群组织的层级结构中，如狩猎–采集群体和军队。我们还确立了“冷”认知的重要性：心理化的能力帮助我们去了解人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信息。这引导我们去学习心智理论以及去研究我们所做之事的情感基础。
仅仅是在这次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粗略概述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当下与过去之间的鸿沟开始显露。我们怎么能够从一堆堆的化石中研究人类的情感呢？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知道一个尼安德特人曾经有过的社会性意图？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重回远古时代，并探明现代人类身上的特质是如何进化而成的。是时候把我们的祖先牵涉进来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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