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和集团在2025年3月闪电敲定与美国贝莱德财团的港口交易。表面上，港口业务仅占集团总营收的9%，且净利润同比下滑27%，看似是“甩包袱”的自救行为。
但交易流程的异常暴露了深层次矛盾，全球港口交易溢价普遍达15%-20%，而长和交易估值仅为EBITDA的8.5倍，远低于行业平均的10-12倍。若真为商业利益，为何不开放招标?中远海运等具备接盘实力的中资企业被排除在外，更显蹊跷；标的包含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口，单日吞吐量相当于长江流域三大枢纽港总和。这类控制全球6%贸易流量的“咽喉要道”，却被以低于市场价30%的价格出售；交易最终签字日定于2025年4月2日，恰与特朗普“夺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宣言高度重合。美方曾扬言“对中国货轮加征停靠费”，此时接手港口无异于战略布局。
商务部研究院专家白明以“在商不言商”五字定调，直指交易本质已超越商业范畴，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
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控制权，是本次交易的核心争议点。其战略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中国是运河第二大使用国，年通行货值超1200亿美元。美方若掌握运营权，可借“设备检修”“安全审查”等名义对中国货轮实施隐性限制；运河连通太平洋与大西洋，控制两端港口等于掐住全球航运的“七寸”。军事专家警告，战时可能面临断航风险，直接影响中国90%的外贸海运安全；港口运营涉及船舶轨迹、货物清单等敏感信息。美方凭借《云法案》等长臂管辖工具，可对中国企业实施次级制裁。
特朗普政府对此早有谋划。2024年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协议后，美方即施压其审计和记港口资产，为后续交易铺路。此次贝莱德收购，实为美国“曲线控制”运河的关键步骤。
李嘉诚团队以“商业决策”自辩，但其行为暴露出三重矛盾。港口资产涵盖23国199个泊位，是“一带一路”物流网络的关键节点。出售这些资产虽可缓解长和短期财务压力(2024年派息减少13%)，却削弱了中国在全球基建布局中的话语权；商人身份与政治站队的撕裂：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质问：“美国企业会维护美国利益，中国商人难道可以例外?” 当资本跨国流动触及国家安全红线时，“在商言商”的辩护苍白无力；交易公布后，长和系企业市值蒸发超400亿港元，和黄医药单日暴跌8%。市场用脚投票的背后，是对“商业逻辑”的根本质疑。
此次事件折射出更深层的国际秩序变迁。贝莱德财团收购43个港口，与美方“供应链去中国化”战略同步。2024年美商务部将58家中国物流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此次交易进一步压缩中企海外布局空间；中远海运曾公开表达收购意向，却未获谈判机会。这凸显西方资本在国际并购中仍掌握规则制定权，中企需构建更完善的全球资产保护机制；越南、印度等正加速港口国有化。李嘉诚一边抛售亚洲资产，一边加仓越南基建，这种“东退西进”的策略，可能引发发展中国家对跨国资本的信任危机。
回看李嘉诚的商业史，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被视为“借壳生蛋”的经典案例。但如今，同样的资本操盘手法却遭遇截然不同的舆论审判。其根源在于时代语境的巨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资本激活市场；而在大国博弈白热化的今天，关键基础设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香港《大公报》连发十余篇社评，将交易定性为“对中国的背后一击”，反映出公众对财富阶层社会责任的重新定义。
李嘉诚“卖港”事件尚未落幕，但其启示已清晰。对国家而言，需加快《反外国制裁法》等工具落地，建立关键资产交易审查机制；对企业而言，跨国经营必须平衡商业利益与政治风险，避免沦为地缘博弈的牺牲品；对公众而言，此案重新定义了全球化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利润之上，应有底线;资本之外，当有家国。
这场交易最终可能以两种方式收场：或是迫于压力终止，或是成为中美对抗的又一导火索。但无论如何，它都将作为全球化退潮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写入商业与政治的教科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