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桦源/文【评论员文章】
1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近日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了三起典型问题，从辽宁海城耗巨资购买“榜单进位”，到河南基层为完成引资指标层层造假，再到云南县市为排名虚报产值数据，种种乱象，触目惊心。
《通报》措辞严厉，直指“政绩观偏差”“加重基层内卷”。
然而，整治形式主义已非一日，为何这些“顽瘴痼疾”依旧“春风吹又生”？基层负担为啥在声声“减负”中愈显沉重？
古今相通的形式主义基因
形式主义并非今日独有。古代官僚体系中，“上计制度”要求地方官员定期上报人口、田亩、赋税数据，本为考核政绩，却催生了“虚报户口”“浮夸产量”的积弊。
汉代就有“户口岁增”的记载，实则是官吏为求升迁而做的表面文章。
唐代考核有“四善二十七最”，过于繁琐的指标同样导致“文案堆积，实政不修”。
明清时期的“陋规”“摊派”，更是加重基层负担的体制性痼疾。
历史仿佛一面镜子，照见今日之困：海城市重金购买“百强县”排名，与古代官员粉饰太平、追求“政绩亮点”何其相似；河南、云南的数据造假，正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现代翻版。
形式主义之所以千年不绝，在于其根植于科层制本身对“可量化指标”的依赖，以及人性中对捷径与表面功夫的天然倾向。
当指标异化为“新科举”
通报揭露的三大案例，暴露出当前治理中的深层悖论：原本用于衡量发展的科学指标，已异化为扭曲行为的指挥棒。
其一，“榜单经济”催生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各类“百强县”“千强镇”榜单背后，是评价机构的利益链与地方主政者的“面子工程”需求相互捆绑。
海城市花费近500万元购买“咨询服务”，实则是变相支付“排名费”。当政绩可以用金钱购买，考核的公正性与科学性便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财政资金的流失和基层干部的无奈“陪跑”。
其二，“层层加码”倒逼数据注水。 河南省商务厅在基数虚高的情况下仍要求引资指标“逐年递增”，实则是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命令。下级为完成任务，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甚至直接编造数据。这种“压力型体制”下的数字游戏，使得经济数据失真，误导决策，最终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和地方长远发展。
其三，“排名通报”加剧恶性竞争。 云南省每季度对县级工业增加值等指标进行排名通报，违反了中央“不得随意开展全域性排名通报”的规定。频繁的排名制造了焦虑氛围，迫使基层将大量精力用于“包装数据”而非实干兴业。当所有县市都陷入“数字竞赛”，实质性的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反而被搁置。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共生链”
《通报》尖锐指出，这些问题是“以形式主义应付官僚主义”。这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形式主义往往源于上级的官僚主义，而基层的形式主义又反过来巩固了官僚主义的生存土壤。
上级部门脱离实际地下达指标、频繁督查、重痕轻效，是官僚主义；基层为应付检查而造台账、编数据、搞“盆景”，是形式主义。
两者形成闭环，消耗大量行政资源，却与解决实际问题背道而驰。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共生链”在一些地方已形成路径依赖：上级通过看报表、看排名来“掌握情况”，基层通过做材料、报数据来“展现政绩”，真正的民情民意、发展瓶颈反而被遮蔽。
破局之道：从“考核幻象”回归“治理实效”
整治形式主义不能止于通报案例，更需要制度性反思与系统性改革。
首先，必须重塑政绩观。 政绩不是榜单上的数字进位，不是会议室里的汇报材料，而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建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民生改善为根本的考核体系，大幅削减不必要的过程性考核、留痕管理，让干部从“材料堆”中、从“照相留痕”中解放出来，走进“寻常百姓家”。
其次，要斩断利益链条。 对各类商业性排名、评价要加强规范，严禁党政机关使用财政资金购买排名服务。
同时，要加强对统计数据造假的监督问责，让“数字注水”者付出沉重代价，形成“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的制度环境。
再者，需压实上级责任。 整治形式主义，上级机关必须首先反省自身是否存在官僚主义问题。
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和发展阶段，杜绝“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考核的重点应从“做了没有”转向“做好了没有”，从“材料厚度”转向“群众满意度”。
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的困境都告诉我们：形式主义绝非小事，它腐蚀党的执政根基，损耗国家治理效能，寒了实干者的心。
唯有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打破“考核幻象”，回归“治理实效”，才能真正为基层松绑，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促发展、解民忧。
当评价一个地方的工作，不再看它买了多少排名、报了多少数字，而看它培育了多少企业、解决了多少民生难题、优化了多少营商环境时，形式主义的顽疾才能根治，基层减负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